《解構黨國資本主義》(澄社,1991)和《拍賣國民黨》(財訊,2000)雖是二個不同時空、不同團體的著作,但都有同一目的:清算國民黨黨產。
不會吧!《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可是號稱要澄清觀念的「澄」社之學術報告,其下內容也以探討民營化為主:
第一章 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的架構與演化(一):公營事業
第二章 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的架構與演化(二):隱藏性公營事業
第三章 台灣官營事業的規模與營運
第四章 官營事業民營化的理論分析
第五章 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國際現況
第六章 民營化方式的比較
第七章 民營化的配合措施
第八章 官營事業民營化的優先事業
第九章 行政院推動民營化政策的檢討
第十章 摘要、結論與建議
假「民營化」之名吧!瞿宛文在臺灣社會研究 20期(1995/08)151-175,早已指出書中顯示了強烈的反抗黨國威權的政治取向:
國家與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評論《解構黨國資本主義》
《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一書不單影響力大,並相當代表了當前贊成全面自由化的觀點,值得我們將其放在這時空背景下進一步的討論。此書就全面整理戰後官營事業的資料做出了相當貢獻。書中顯示了強烈的反抗黨國威權的政治取向,但是其所用的理論基礎是新古典經濟學,所依據的準則是靜態經濟效率,由其推論出全面私有化的結論。這樣的討論,一方面忽略了發展文獻中關於國家以集體力量替代尚未健全的市場制度的討論,因此也只強了「黨國」的層面,而忽視了黨國在發展過程中對「商」的扶植,以及其所造就成的「官商資本主義」。一方面也忽略了西方關於公共政策與市場制孰優孰劣的長期爭論,而只呈現了在1980年代極爲流行的極小化政府角色的保守思潮。在當今黨國威權體制解體重組之際,反抗威權不能再是我們唯一甚或主要的任務,當今亟需的是更複雜化的公共政策的討論。
清大社研所的吳泉源教授在<拆穿「民營化」的謊言,開拓另類的經濟思考>【台灣勞工陣線電子報1999. 1. 8】亦云:
過去大約十年來,台灣有關民營化政策的研究和辯論,有幾個重要的聲音與轉折點。第一個重要的聲音與轉折點,就是1991年由台灣大學陳師孟等六位教授所合寫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以下簡稱【解構】)這本書。這本批判官營事業黨政不分、利益輸送、效率低落,主張徹底民營化著作的暢銷熱賣,代表著台灣社會在掙脫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過程中,以新古典經濟理論為基礎的經濟自由主義,逐漸成為主導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新霸權。這個聲音直到1995年中央研究院的瞿宛文教授在台彎社會研究季刊(第20期)上的一篇深度書評(以下簡稱【瞿文】),才有了直接的回應。
http://labor.ngo.org.tw/weekly/B990108b.htm
是嗎?我更早在1993年的《台灣共犯體》便已析判如下了:
自由化者忽略了公營事業「經常不因利潤動機或經濟目的而存在的事實」,藉私有化瓦解國民黨政權者「未經深思熟慮的私有化程序,可能只是將威權的公有經濟與專政政治帶向金權掛帥的資本財閥政治,這樣不但不能達到民主的目的,更將是民主的反動!」
http://www.jslm.twmail.net/Data/Paper/History/LSTaiWanGongFanTi.mht
人家還有:
黨國資本主義已終結?>中國時報2006.09.14 瞿宛文
在解嚴前後,反威權統治的政治運動在經濟領域的訴求,是以「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為主軸。其用黨國資本主義而不採劉進慶先生的「官商資本」,就是將目標放在黨國,而不處理官商或公私分際的問題。「黨國資本主義」的構成包括國民黨黨營事業及龐大的公營企業,以及黨國政治力對此之操控。反對運動對黨營事業部分主張全面「追討黨產」自不在話下。對於形式上隸屬全民的公營企業,則因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影響,而主張全面自由化、民營化。
既然這部分是改革威權體制重要的一部分,在此時刻應可檢討一下,台灣民主化走到今天,「黨國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被改革了?
黨產至今已被當作是威權時代的象徵,成為國民黨最負面的資產。雖說如此,國民黨在失去政權之後,過了六年才剛在上個月第一次就黨產公開作一總說明,離真正檢討並卸下此包袱還有很大距離。民進黨則將此當作炒作議題,每逢選舉或自身爆弊案時,拿出炒作一番,大幅削減了其追討黨產運動的正當性。若將黨產當作政治改革主要標的之一,則兩大黨的態度正顯示了台灣政治的困境。
將公營事業私有化的政策,其實從解嚴之後就已開始推動。反威權陣營主要是將公營事業也當作是「黨國的禁臠」,因此只有全面開放市場並且私有化公營企業才能解決,重點放在黨國的控制上。
解嚴之後,各種特許市場逐步開放。私部門其實關切的是公營事業的壟斷權,而不是私有化。因此自由化之後,與民爭利說已不再是推動私有化的主要力量。只是自由化之後,市場力量帶來的寡占壟斷再現,公共服務出現危機,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下,兩大黨幾乎已無社會民主的政綱。
在九十年代,國民政府推動的私有化,引起諸多圖利財團的爭議。其採取的私有化方式甚為可議,或者有賤賣資產給特定財團之嫌,或者一般是以賣出官股方式進行,將官股比例降至半數以下,就宣稱已經民營化,官方仍握有控制權但已經不用被監督。陳師孟等經濟學者在一九九一年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一 書,是反威權陣營的代表性著作,其中作者就清楚言明上述方式是最壞的一種私有化的方式。
但是,新世紀以來,新的執政黨不單延續使用上述「最壞的」私有化的方式來私有化公營企業,同時更進一步將公營事業黨派化、泛政治化,而不是公共化。
推動民營化至今共「完成」三十四家,只有少數不重要的企業是官股全部出清,其他則官股仍握有控制權。原先行政院核定推動民營化的家數是六十八家,但名義上的公營企業遠不只此數,實質上的公營事業單位則更是多不勝數,可容執政者指派人事的機會當以千計。
近年來執政者在人事指派上不以專業為考量而以酬庸為主的取向日明,公營企業的黨派化傾向也日益明顯,以致於股市出現了所謂的泛藍泛綠概念股。隨著藍營勢力的衰減,泛藍概念股主要只包括黨營事業,如(未賣出前的)中視元隆復華金等。泛綠概念股除了依據業主政治或利益傾向來分的奇美電、大陸工程等企業之外,公營或準公營企業如台肥、台橡、中鋼、中華電、華航、陽明、台鹽等,都被股民認列其中!咸認改革的目標應是使公營事業落實成為真正的公共資產,而非一黨的私產,但在綠色執政下,所謂的改革卻使得諸多公營企業成為股民心目中的泛綠概念股,也就是實質上的一黨私產,但是換了一個黨。
或許更令人憂慮的是此等現象似乎已被公眾所接受,認為是政黨輪替下理所當然的發展,而不在意要對公共部門建立監督體制。當初義正辭嚴要求黨國退出經濟活動者,如今則幾未曾對執政黨以此泛政治化方式民營化、控制公營企業有過指責。這或也意味著兩年後若政黨再輪替,大家預期會有同樣的現象只是再 玩一次大風吹。不過既然如此,那何謂「改革」?難道當初解構黨國只是為了有機會輪著作莊?
想當初一九九○年台灣的經濟學會還發表共同聲明,提出「反對政黨介入經濟活動」,今日如何?當初情況當然也部分反映了社會要求走出威權時代的共同要求。但是,缺失在於當時的批評很不足夠,以至今日無法應付新政府的貪腐,無法幫助我們向公共化方向邁進。
在當時多數的批評指控中,黨國的罪狀似被聚焦於壟斷資源,但其實更主要的是黨國被認為不具道德正當性,同時也不處理官商關係,以致於當執政者換為被認為具正當性者,壟斷公共資源就竟然成為可被接受的作法,官商勾結與貪腐就易更形嚴重。這在在顯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對威權體制問題的檢討遠遠不 足,公共資源的監督機制仍極端欠缺,我們在公共化的道路上還有長路要走。
(作者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中心研究員,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成員)
http://intermargins.net/Column/chu_01.htm
我也有<新黨國不分><國營事業政治化><如此的二次金改>《一兆元黑洞》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99305350/20071127061043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0698059/20071223063219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8704164/20070617064053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90447817/20070711063734
你算啥小?跟人家學者攀比!尤其下面的邪者:
澄社走調 論政團體何去何從>中國時報 2007.12.24
曾幾何時,澄社這個台灣最重要的知識分子論政團體,不但光環明顯褪色,今年甚至還出現「社賊」風波,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澄社當初反對的東西,現在很多都回來了」、「知識分子就是要批判,但現在已經看不見批判的論政團體了」,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中心主任朱雲鵬的喟嘆,更加讓人感慨萬千。
澄社未來何去何從?因而成為此次知識分子「草山論劍」不約而同的討論焦點。事實上,與會者中的黃榮村、夏鑄九都當過澄社社長,朱敬一是澄社代表作「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作者之一,鄭瑞城、王振寰、李金銓則是另一本「解構廣電媒體」重要作者,錢永祥、林萬億是老社員,張茂桂至今仍留在澄社,他們對於澄社定位的反省,已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一九八九年澄社成立時,二十多位發起人涵括那個時代最活躍、也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但早在成立初期,社員間的統獨紛歧就已逐漸浮現,最著名者首推胡佛、李鴻禧的分道揚鑣;後來幾年,社內的經濟學者、傳播學者曾因「黨政軍退出三台後應全民釋股或公共化」引發辯論;直到現在,自由主義偏左的社員差不多都走光了,剩下社員的同質性似乎愈來愈高。
朱敬一強調,「早年反對威權體制時,大家有共同敵人,後來主要敵人消失了,大家認定的次要敵人就不一樣了,所以一一離開」。他認為,在時代環境改變下,澄社借鏡英國費邊社的精神看似沒變,但「澄社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批判性的論政團體了,知識分子想要重組新的論政團體卻又充滿無力感。」
「有些澄社社員過去批判台電,後來自己卻變成台電董事,我現在都羞於承認自己曾經是澄社社員了,還好最近有幾個澄社大老站出來說話(指澄社首屆會長楊國樞等人呼籲陳總統回應曹興誠的兩岸政策主張)」,夏鑄九對於澄社的走調非常難過,他甚至批判「知識分子一定要跨過內心的魔鬼,我現在提到澄社這些東西都會感到傷心。」
在這種情勢下,幾個月前張茂桂「發難」,質疑澄社部分社員「利用澄社資源換取社會利益」,有的人常上談話性節目,有的人與執政黨關係太密切,他甚至要求追查這些「對民進黨不設防」的「社賊」。這些質疑並未出現具體回應,但他選擇仍留在澄社扮演不同意見者角色。
相較之下,鄭瑞城對於澄社仍有一定期待,「或許現在是澄社再出發的時候了」。將近二十年之後,澄社能否再次擦亮金字招牌,與會者顯然具有相當複雜的感受。檢視「澄社精神安在」的同時,他們也等於是在檢驗自己走過的知識分子論政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