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電子殖民主義》（遠流，1992）的書名誤導了，原來整本書都在介紹下面美國退出Unesco的始末：
＜美國退出Unesco小史—從介入改造到退出，及其原因一般說法＞
第三世界國家在擺脫西方國家的殖民統治之後,卻因電子資訊科技的發展,而有再度淪為殖民地的恐懼.所以他們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來建立"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NWICO,以改善一九九零年代的國際資訊環境.
但七○年代中美國政界的動蕩，為新世界資訊秩序的發展造成深遠影響：兩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Carl Bernstein與Bob Woodward）因為挖出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及其幕僚涉及非法使用選舉經費，監控和收買政敵的醜聞，最後促使尼克森下台，是為「水門案」。美國政界與西方輿論界，因「水門案」的發生、總統的下台而餘波盪漾，從而加強了社會對「新聞自由」的信心，一般更相信新聞的自由不應受到政府控制，社會大眾也增加了對政府職能的不信任感。
結果就是，西方概念中把新聞業當作「第四權」的主張，因為這些事件愈形鞏固。對Unesco在發展中國家的倡議下，要以國家主權之名對新聞、資訊流通進行干預，西方社會的輿論自是大表質疑。
除了這個表面的理由，美國對Unesco的敵意早在麥卡錫主義橫行的時代就可以見得了。1954年蘇聯加入前，美國曾公開指Unesco是「共產主義的溫床」。1974年，保守黨總統福特獲得國會多數支持，暫時中止美國對Unesco的會費捐助，理由是Unesco接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並對以色列與美國提出譴責案。
然而爭議最大的NWICO的發展，美國一開始的態度儘管不友善，仍試圖在國際協商的架構中，與非西方國家進行對話討論。1976至77年間，美國參議院的外國關係委員會，針對NWICO召開了連串聽證會。會中由Kroloff及Cohen提出的報告指出：「不論我們喜不喜歡，『新世界資訊秩序』（NWIO）確乎到來。這個全球性的『新世界資訊秩序』可好可壞，但如同當前狀況表明的，和別的國家相較，美國很有可能在這個『秩序』成真時成為輸家。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們採取適當行動，美國未必會輸。」（Nordenstreng, 1999: 244）。這番談話表現了美國欲以合作滲透的方式取代兩極對抗，介入NWICO的發展。其政治目的，一方面在弱化「大眾媒體宣言」的重要性，二方面則是透過分進合擊（divide and rule）的方式，將公平與發展的議題限縮在資訊的基礎設備建設、傳播人員的代訓之上。
西方這樣「分進合擊」的策略，在1978年巴黎的Unesco大會上，可見一二。當時美國代表John E. Reinhardt刻意強調「禁制性宣言」（restrictive declarations）（指的是「大眾媒體宣言」）與「正面性合作」（positive cooperation）間的對立，並且呼籲「一個更有效的行動計畫」，其中包括「美國的援助（可來自國家或民間企業），以在發展中國家中建立廣電與新聞的專業教育訓練中心。」這就像是「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地區應用先進傳播科（特別是傳播通信衛星）以滿足其經濟與社會需要」一樣。雖然這計畫了無新意，但是引發討論，是為「電信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 of Telecommunications）概念。
然而科技畢竟不是中立的。許多發展後進國對美國的國際開發署的提案，或是所謂「電信馬歇爾計畫」深感戒心，主要是因為新科技革命同時也引發了深刻的社會與結構變遷，特別是教育系統、產業發展策略、社會政策。最明顯的負面作用，就是自動化生產帶來工作條件的不穩定；或比如，國家政策的決定受到歐美公司提供的資料庫所牽引，而導致的國家安全問題等等。
在發展中國家的介心下，「電信馬歇爾計畫」提案後不過三週，「大眾媒體宣言」還是通過了，這意味著西方國家的盤算並未奏效，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下，發展中國家仍然持續推動設立美國所稱的「禁制性宣言」。但是西方國家也不算全面失敗，因為1980年Unesco通過的IPDC，就是在「自由流通」的脈絡下，要「資訊富國」（the information rich）轉移技術與設備給「資訊窮國」（the information poor）的做法。
美國在介入NWICO發展方向上的挫折，使國內保守勢力進一步擴張，反對當時的外交策略。大約同一時間，1979年「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廣播行政會議」（World Administrative Radio Conference, WARC），主要討論電波頻譜分配的問題，美國表面上參與，實際上已經與之漸行漸遠。當時保守黨國會議員Dante B. Fascell就指出「過去幾年，有股威脅勢力正在國際論壇中興起，那正是共產主義理論家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領導者的結合，意在定義所謂的『新世界資訊秩序』」。時代雜誌（Time, Oct. 6, 1980）甚至認為那是「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全球戰爭」，因為NWICO「是由某些第三世界狂熱份子所定義，對美國與歐洲相信的新自由造成直接威脅」。路透社（Reuters）也認為NWICO，將允許政府對新聞與表意自由進行控制。
到了1981年雷根政府甫上台，立即展開了對Unesco的攻擊。當年國會在總統的要求上，通過了Beard修正案（Beard Amendment），主要是在Unesco提出任何決議對「自由流通信條」發生影響時，授權國務院讓美國退出Unesco。與之類似，第97-231號法案（Sec.108與Sec.109）主張美國政府有「權利」，每年確認Unesco有否配合企業利益。此後，美國還提出要求，要Unesco將財務管理權交給幾個主要捐款國負責，改革議案表決程序、取消某些過於政治性的計畫，並嚴格限制預算支用。對此，Unesco確有回應，不僅召開特別委員會處理美國的要求、設立財務察核單位、將若干計畫列入觀察名單，並預計在來年敦節預算。但這些辦法因為還得在大會召開時通過才能施行，許多並未能通過以滿足美國的要求。
1983年十月，Unesco第二十二屆大會在巴黎召開，共有161個國家參與。但為期五週的會議，卻因為美國代表不滿討論議題，為之中斷。美國甚至放話要退出Unesco。表面原因之一，是當年祕書處編列的預算3.744億美元，超過美國的預期甚多。當時美國力主聯合國應該要節制不停成長的預算與開支，提出「預算零成長」的要求。於是在大會首輪投票時，成為161國中唯一一個對預算投下反對票的國家。最後預算被砍了1200萬美元，僅僅較前年度預算增加2.5%，但美國仍不滿足。在大會結束後一個月，美國便宣布要退出Unesco。
當時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助理國務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Gregory J. Newell表示，該辦公室正在研究十九個國際組織的運作，發現其中有管理不良及缺乏預算節制的狀況，許多聯合國的辦事處受到政治力干預（politicization）。他並主張，從雷根政府的立場觀之，許多聯合國的多邊機構（multilateral agencies）已大有進步，但是獨獨Unesco的回應很不理想。Newell於是要求對Unesco進行全面的評估報告，日後這份報告成為美國退出Unesco的理由。雖然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退出Unesco將導致美國的利益受損，而讓反美勢力得利。比如當時的美國Unesco事務委員會（U.S. Commission for Unesco）以壓倒性多數的票決支持保留Unesco會籍，以從中開創改造契機。然而Newell仍認為美國退出Unesco造成的破壞力，足以對整個聯合國系統起恫嚇的作用。至於退出的理由，官方（美國國務院）的說法是：(1)政治性的議題。(2)國家集權論（statist）的普及。(3)管理失以及財政上的不負責任。
美國從早期的參與介入到後期以退出為要脅，一直試圖扭轉「新秩序」在聯合國體系內的方向，朝更自由流通、市場樣式的目標設計，但是第三世界國家（77集團與不結盟運動）更關心的是文化與主權的完整性，始終力抗美國的策略。美國的努力未果後，1984年11月8日，美國在「聯合國特別政治委員會」（UN Special Political Commission）的代表Joel Blocker指出，美國在西方世界反對的壓力下，將放棄對「新國際資訊與傳播秩序」的條文再提任何修改，亦即宣告共識已然破裂。幾天之後，美國在Unesco的「資訊學臨時委員會跨政府會議」（Unesco’s Intergovenmental Council of the Provision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cs）的代表William Harley，也主張反對該臨時委員會的成立，並以草率及不適當稱之。他提出警告，指他的出席是要「監視」Unesco，而非提供援助。他將美國對資訊學與資訊的目標下了定義：「美國政府強調資訊流通的無限制，以及市場競爭，而阻滯貿易的法規應予打破。」
於是1983年12月29日，美國總統雷根在國務院的建議及國會的支持下，知會Unesco美國將於一年後退出。國務院發言人提出的理由是：「Unesco幾乎把處理的每件事情都泛政治化，而且對自由社會的基本制度充滿敵意，特別對自由市場及新聞自由為甚，還有它沒節制地擴大開支。」美國在「觀察」一年後，果真於1984年底退出Unesco。1984年12月29日，美國總統雷根致函Unesco主席M’Bow表示，美國的退出只是暫時性的，並且保留返回會籍的權利。
在美國宣布退出Unesco的期間，1984年十月，美國通過了「貿易、關稅稅率與關稅法」（Law on Trade, Tariffs and Customs, SP/CL/X.O Di. No. 20/22, October 1984）。內容為若他國的法律、政策或措施被認為對美國貿易上的造成限制或歧視，則其中的304條款（Section 304）授權美國政府採取報復行為以茲抗衡。而 305條款則著意處理服務、國外投資及高科技產品的貿易，目的在削除「服務業在境外市場的國際貿易」的壁壘，以及「海外直接投資」的障礙，以「對自由流通的保障有所助益」。其中的C段落，更進一步，要確保美國高科技產品的向外輸出無礙，其要點可總結如下：
1. 取得並維護最大可能的市場進入。
2. 對外國政府採取的任何可影響美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或美國對該產業的投資的法律、政策或措施，削除或弱化之。
3. 反對歧視性的、有利於境內高科技產業的措施。
4. 對基本關鍵性商品的市場的進入加以阻止的法律，反對之。
5. 對與市場結構及商業競爭對立的措施，反對之。
6. 一切影響到美國高科技產品與相關服務出口的關稅與障礙，弱化或削除之。
一開始美國極力說服世人，Unesco的核心問題是「操弄預算」以及「管理失當」，同時聲稱第三世界國家所作的決策都被「蘇聯集團」（Soviet Bloc）所控制。這種主張不僅不公平，而且也不合理，完全不尊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主權。事實上，美國政府的主要用意，是在遮掩當代資訊與傳播體系不平衡發展的根本問題。
進一步言，美國退出Unesco的理由，實際反映了國內資本擴張的需要。自二次大戰結束後開始，美國企業積極地在全球開疆闢土，特別是1960年代後，這樣的擴張大大受惠於全球電信傳播體系的建立，特別是依賴電腦化的衛星傳送、資料處理等新傳播科技，從而使跨境的溝通與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若缺少了所謂「自由流通與自由接取信條」（free flow and free access）以全球規模無差別的運作，美國企業的全球體系將難以維持。該「信條」體現的是自由市場的哲學，對壟斷資本主義以及商業社群而言，具有關鍵的決定性。第二十二屆Unesco大會上，「世界新聞自由委員會」（World Press Freedom Committee, WPFC）的會長就公開表示：「北美的公司不會允許有人影響資訊自由流通，即便是以國家主權之名也不行」（ibid）由此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的外交政策不留任何餘地地堅持「自由流通」，同時也說明了美國政府論及資訊與傳播時，在聯合國與Unesco這樣的國際組織中會如持守如此強硬、毫無妥協空間的立場。美國以及英國的退出，則標緻了國際多邊主義（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ism）向單極主義的轉向。事實上，1985年後，美國並沒有完全與Unesco一刀兩斷，而是在Unesco總部所在的巴黎設立了一個特別觀察團，目的在影響Unesco的活動與決策，並在美國的商業利益成為Unesco議論焦點時積極介入。同時美國也選擇性地參加國際會議，比如「世界著作權會議」（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人類與生物圈計畫」（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另外，美國也協同許多非政府組織，比如「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ducation）、「國際科學基金會」（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Science），對Unesco的決策進行監督與游說。
http://blog.roodo.com/chang17/archives/3088719.html劉悅笛：美國文化産業何以雄霸全球？
(三)電子時代與全球媒介播撒
美國文化霸權地位的取得，在經濟和政治因素促成的基礎上，科技含量仍占據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大衆傳播媒介，它直接構成了美國文化産業的輸出機。如果缺少了電視、電影、收音機、印刷新聞媒介和廣告這些傳媒的支撐，那麽，至少美國文化的傳播不會如今日這般普泛與深入。
從傳媒的發展曆程看，人類曆史上的傳播媒介經曆了“口語文化”——“書面和印刷文化”——“電子媒介”三個階段。 當然，每個階段的傳媒並不是對前一種的絕對取代，而只是在一個時代中占據主導，先前類型的媒介仍將存留下來與主導者共存。可以毫不含混地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電子媒介”時代，而今“萬維網”(world wide web)的出現行將把電子時代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大衆傳媒本身就是信息的制作、承載和播撒者，以大衆傳媒爲依托的信息，具有迅速增殖、瞬間化、一體化等特質。在當今社會，信息較之曆史上任何時期都凸顯出爆炸的趨勢，並在流通過程中不斷調整加工而聚合成龐大的信息群。信息的這種籠罩廣闊的跨地域性、聯結分散個體的跨階層性，爲文化産業産品的可流通性提供了必要前提。因爲只有在這種信息總彙中，處在分離狀態的大衆群體才有可能相互吸納而聯結起來，相應的，大衆文化的易解碼性也因此而生。而且，信息的這種播撒易造成文化傳遞方向的改變：從縱向的繼承式傳遞轉向“橫向傳遞”(各年齡層文化的相互交流)和“逆向傳遞”(各層文化向青年文化看齊)，這就使青年文化往往成爲大衆文化的領軍者，從而出現其他階層向它靠攏的年輕化走向。同時，信息還具有瞬息化的特質，瞬態的形象在人腦中停留的時間也越來越短暫，這相應造成文化流通的頻率加速化，致使文化産業産出的只是一種人們津津樂道的“文化快餐”。
現代大衆媒介是以“電子媒介”爲主的現代文化傳播手段，它在大衆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大衆傳媒的平等性和廣泛性使它成爲大衆文化可充分利用的形式。事實上，大衆傳媒在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與大衆文化聯姻。大衆傳媒是大衆文化發展的物質前提，沒有大衆傳媒的骨骼支撐，大衆文化就無法全面展開。但大衆傳媒更重要的作用還在于使大衆文化最終納入到“文化産業”的模式之中。這是由于，大衆傳媒是先進科學技術的結晶，它的工業化的實體已成爲大衆文化的依托，而使大衆文化可以納入社會化大生産的網絡之中。而且，由于大衆傳媒的運轉過程與工業生産相似，所以可以直接借用文化工業生産的管理與經營方法，這有助于文化産業的迅速成熟。大衆傳媒對全球的覆蓋技術使得大衆文化的市場突破了狹小的地域限制，形成全球規模的文化市場。在擴大大衆文化影響的同時，全球市場使文化企業的投資者獲得了豐厚的利潤，這反過來又刺激了他們對文化産業的投資，從而進一步促進大衆文化的發展。
隨著美國通信網絡的全球擴張，美國成爲世界範圍內大衆傳媒的最大受益者，同時亦是全球大衆傳媒的總策劃和總導演。從財富積累的情況就可見一斑，在排名前四百名的美國富商之中，從靠大衆傳媒獲取財富的已從1982年的9%上升爲1989年的18%，如今，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更使幾乎五分之一的美國首富從大衆媒介中招財進寶。如此這般，以大衆傳媒爲支撐的文化産業已經與制造業一道成爲美國財富的主要來源，而且，大衆傳媒亦由此而成爲美國文化的政治影響力的主要來源。在現今社會，大衆傳媒往往就與美國形象直接聯系在一起，這顯然是由美國傳媒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所決定的。美國政府非常善于利用這一長處來推銷自己，其國會研究中心在一項報告中說，“我們必須承認國際間的大衆傳媒的流向是不平衡的，而美國是主要的源頭……今天存在一種打上‘美國制造’字樣的世界文化”。在他們看來，似乎這樣一種“媒介帝國主義”或“電子殖民主義”就等同于“美國化”了。但即使在西方學界也有置疑的聲音，萊斯利•斯克萊爾在《全球體系中的社會學》中聲稱，“要把文化與傳媒帝國主義等同于美國，或者等同于美國的資本主義，是一個使人深感困惑的大錯。它意味著，如果美國的影響可以排除在外，那麽，文化與傳媒帝國主義也就會終止……。全球化資本主義——即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必然有個過程，而美國化本身只是該過程中的一種偶然形式。”
那麽，美國大衆電子傳媒的全球播撒，究竟是一種美國化全球化的必然結果呢，還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種偶然形式呢？
其實，由美國主導的大衆傳媒全球化正是這兩方面的統一，也就是必然與偶然的統一。這就關涉到一種先發與後發的關系。在美國這種“原發型”國家，資本主義全球化是社會內部自發地生長過程，進而擴散到整個世界的各個角落。而在第三世界這類“後發型”的國家中，資本主義全球化則由西方舶來的，它們並非是自覺地而是被動走上全球化的。而這種被動的參與又是不得不爲之的，因爲一旦脫離了全球化的曆史進程就要爲曆史所抛棄。如果說，美國的領導權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形成之初還是一種偶然的話，那麽，在美國全球化風靡全世界之際，這種偶然也就轉化爲一種必然了。這在根本上，又相關于所謂先發的、內源式、擴張型與後發的、外源式、防衛型現代化模式的不同。美國主導的媒介帝國無疑在全球具有霸權地位，在邏輯上講，所謂的“媒體帝國主義”正是由文化帝國主義所導出的。因而，從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也很容易推導出一種“媒介霸權”。所謂“霸權就是把曆史上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加以自然化，賦予它以一種常識性的形式。這裏的關鍵，就是霸權並不憑借武力來推行，而被表現爲生活的‘權威’與‘文化’方面的事實，它是非政治化的”。 顯然，美國對全球的文化控制是通過大衆傳媒的控制來實現的，因爲現代電子傳媒能夠提供使受衆服從霸權的條件，進而大衆傳媒本身也成爲了一種霸權形式，這就是所謂的“媒介霸權”。
美國文化産業的産品，尤其是好萊塢的電影、幾大電視網的肥皂劇及娛樂節目、自由的無線廣播，在世界各地都形成了這種媒介霸權。首當其沖的就是《星球大戰》、《阿甘正傳》、《侏羅紀公園》、《拯救大兵瑞恩》、《諜中諜》等好萊塢大片，特別是那些投資巨大的娛樂影片搶占了全球票房的大部，甚至全球正在放映的電影中85%都來自好萊塢。在發達國家中，例如法國就一改曾經侵占美國本土的強勢，而表現出70%以上的影視産品皆來自美國的頹勢。既然連法國這樣的電影輸出國都是如此，那麽，諸如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電影市場幾乎爲美國電影所壟斷就無需質疑了。難怪這些國家反美國文化的呼聲日益升高，它們的價值觀念本來就與美國接近，所以對美國貨接受起來更是沒有什麽心理障礙。而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對好萊塢電影所營造的“美國形象”，青年人更是趨之若騖，印度這一世界上年産電影最多的國家也在面臨著失去本土市場的問題，原由就在于美國電影排擠了本土的創作。美國的電視劇也撒播到了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乃至在非洲的貧民區裏，人們每晚都在爭相觀看美國著名電視劇《豪門恩怨》，以窮人的視角去感受其中的美國富人的氣息。九十年代初，以《美國家庭滑稽錄影帶》爲代表的一大批電視娛樂節目，更是爲世界各國所喜愛和效仿。1999年之後，在美國風行一時的“真實電視”(Reality TV)又將攝像機搬到了外景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推出了懸賞100萬美金的《幸存者》節目，讓幾對參與者生活在荒島上，並通過衛星電視和互聯網24小時全天候進行現場直播。這一首播後就成爲美國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以其金錢的引誘和性的噱頭開始風靡全球。此外，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廣播業和報業方面也有效地控制了全世界的信息流動，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新聞(特別是國際新聞)大多從歐美大媒體購得。這些國家無力建立起自己的全球新聞網，它們出于節約成本的進口，其實是在爲美國的新聞壟斷提供坦途。甚至在通俗小說領域，《廊橋遺夢》這樣的僞浪漫的愛情小說也賺取了發展中國家人們的眼淚，更不要說《國家地理雜志》、《讀者文摘》、《時代周刊》雜志在其它國家的持久影響了。總之，美國文化已經全方位地經由各種大衆傳媒在全世界得以傳播，在這種強勢文化的擠壓之下，美國文化産業所及之處均對當地文化産業産生了巨大的沖擊。
從受衆的角度看，美國大衆傳媒的發展也離不開受衆國家的相關發展。如果在這些國家根本沒有電影院、收音機、電視機這些基本設施和設備，或者對境外媒體設置障礙或不予理睬，那麽，美國傳媒霸權便無從談起。而在那些具備了上述條件的國家，美國媒介究竟占據著多大比重呢？以1993年流入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的電視節目爲例，全年電視節目時間總計爲2427小時，美國電視節目就占去了其中的1506.3小時，遠遠高于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的721小時，前者以62.06%的百分比高于後者的29.71%。相比較而言，拉美國家電視節目對美國的輸出則很少，盡管巴西的Globo和墨西哥的Televisa公司對美國也形成了電視産品出口大國，但它們主要面對的還是美國的西班牙語市場，而非盎格魯血統的美國人的主流市場。這還要追溯到英語被接受爲一種世界性語言的原故。英語的統治地位是在1960年代獲得的，那時英語在五大洲都得到了成功的運用，在1952年英國伊麗莎白二世加冕之時，全世界講英語的人數達到了2.5億，如今這一數字已經翻了四倍之多。可以試想，假如美國大衆傳媒的說的是摩爾多瓦語或拉脫維亞語，那麽它的全球影響力就可想而知了。
美國大衆傳媒之所以具有這樣的全球霸權，還因爲媒介技術本身的飛速發展，特別是在電視“上星”之後更是如此。在20世紀八十年代後，“電視——全球衛星網絡——電腦”形成一種相互交織的蔓延網絡，文化産業的産品就在上面得以迅速傳輸，甚至衛星電視本身也在創造著一種全球同步的大衆文化。通過全球信息系統紐結而成的傳播網絡，使得“地球村”各處的人們獲得信息的同步性日益加強，尤其是電視直播的沖擊波，不僅讓全世界看到了奧運聖會的開幕式，而且見到了帕瓦羅蒂和他的流行音樂朋友們的演唱會現場。這也造成受衆沈溺于技術手段營造的即時表演及創造，注重同步參與行爲的當下經曆感，正如本雅明所言，“現在不再是被經驗，而只是被經曆”。 可見，大衆傳媒迎合了人們對感性的追求，也就是對所謂“震顫效果”(本雅明語)的追求，從而爲了獲得沖撞效果、即時反應和同步煽動性，導致了“距離感的銷蝕”。 從而，美國媒介帝國的霸權地位的獲得就不足爲奇了，難怪西方學者將之命名爲“媒介帝國主義”或“電子殖民主義”。
http://www.yinxiangcn.com/xueshu/guoji/200705/3590_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