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著烏托邦議題，書評到托馬斯·莫爾（1478—1535）的《烏托邦》（1959，1996七刷），此書台灣雖有譯本，但不像北京商務出了一系列相關的經典翻譯，以後陸續評之。類似的，網上也找到大陸一篇針對莫爾的《烏托邦》、和一篇專論「烏托邦」的佳文（雖只論西方而欠禮運大同篇、老子小國寡民或陶淵明桃花園～等），貼之以代我之書評。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隨著人文主義思想解放運動的拓展，當時的人文主義知識精英，普遍地渴望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資本主義新型社會。與此不同，托馬斯·莫爾則以更為深邃的目光和超前的“天才”構想，從不同的角度與層次批判黑暗社會，在否定私有制的基礎上，設計出財產公有、共同勞動、按需分配的社會方案，為人們的進步追求描繪了美好的社會圖景。
在此前的西方歷史上，雖不乏對“公有”社會朦朧嚮往，但卻無人對“公有”的前提與內涵作出合理而系統的闡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主張建立“財產公有”的“理想國”。不過，他倡導的則是在維護奴隸制剝削制度與社會等級制度基礎之上的奴隸制階級內部的財產“公有”與“共用”。中世紀西歐農民反封建的宗教異端運動，曾經廣泛宣傳原始基督教或原始公社的財產公有與權利平等，反對貴族的特權與敲剝，有的還傾吐出“當亞當耕田、夏娃織布時，誰是貴族”的呼聲，但卻沒有從制度上尋找到現實苦難的根源與實行“公有”的方案。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隨著社會從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廣大下層民眾在承受封建壓迫剝削的同時，更面臨著資本原始積累帶來的災難，16 世紀初在英國開始的“圈地運動”，就堪稱這一災難的典型。如此嚴酷的社會現實，將社會不平等的深層次根源逐漸暴露出來，促使人們進行反思與批判，莫爾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莫爾出生在英國倫敦的富有之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曾在牛津大學等地攻讀古典文學與法學，並曾從律師起步走進社會，步入政壇，最後成為王國的首席大法官。後因反對英王亨利八世進行宗教改革而被監禁處死。莫爾不僅社會閱歷豐富，而且學識廣博。他不僅對基督教神學懷有濃厚的興趣，而且精通希臘古典文化，深受柏拉圖思想的影響。同時，莫爾也飽受人文主義思潮的熏陶，有著“人本”精神的博大情懷。所有這些，都使他對現實深層反思，將其對社會黑暗的批判與對美好社會的嚮往付諸於筆端，于1516年撰寫出《烏托邦》這一著作。在此書中，莫爾採用了人文主義時代常見的敘述方式，運用了遊記體小說的表現形式，將自己的現實思考和對未來憧憬借一位航海者拉斐爾·希斯拉德之口講敘出來。
在《烏托邦》一書中，莫爾對當時的英國社會予以辛辣、深刻的嘲諷與抨擊。在他看來，都鐸王朝君主獨裁暴戾，醉心於擴張掠奪，朝廷政治腐敗黑暗。而在地方，貪得無厭的貴族豪紳為謀取暴利，不再滿足於祖傳地產的租金，公然用暴力和欺詐將大量耕地圈佔起來作為牧場養羊。無數農民被驅除出家園後，被迫離鄉背井，四處流浪。一些人為謀生計，只好盜竊；或沿路乞討，轉死溝壑。王國政府不但不憐憫流民，反而用血腥法令懲處流浪與乞討，將他們監禁甚至處以死刑。對此，莫爾指出，向來馴服的羊，現在卻變得很貪婪，很兇蠻，以至於吃人”，並將田地、家園和城市“蹂躪成廢墟”。同時，社會道德風尚日益衰落，富有的人盡情享樂，欺詐掠奪成風，妓院林立，賭場遍地。在批判社會黑暗時，莫爾並沒有簡單地停留在對社會現象的描述上，而是以犀利、敏銳的眼光從制度的深層次本質上來分析。他指出，私有制是社會病態與悲劇的最終根源，因為它以金錢的價值來衡量一切，導致人們見利忘義，造成社會嚴重的貧富分化。他斷言，“如不徹底廢除私有制，產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類不可能獲得幸福”。
在大膽揭露社會黑暗、徹底否定私有制的基礎上，莫爾設計出一個在所謂“烏托邦”島國的公有制的社會模式。在這一模式中，包括總督在內的各級官員由選舉產生，除總督外所有官員基本上是一年一換。任何涉及到國家的要政，總督、官員都不能自作主張，而須經過“議事會”討論，以防個人專制統治。在經濟上，“烏托邦”徹底廢除了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制，“一切歸全民所有”，在政府的有計劃組織下，人們實行普遍的義務勞動制，輪流到農場去務農，此外還得學一門手工技藝，取消商品、貨幣和市場，消費品按需分配。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妥善地安排勞動、娛樂與休息, 每天只工作6小時，其餘時間用來從事自己喜歡的業餘文化活動，人們的服裝都統一式樣，只有男式女式、已婚未婚之別，“外套顏色全島一律，乃是羊毛的本色”。就餐在公共食堂，看病有公共醫院。由於物資充足，生活有保障，這裡既沒有盜賊、乞丐，也看不到窮人。在道德風尚方面，烏托邦的人勤奮敬業，崇尚簡樸，遵守法令，樂於助人，鄙視懶惰與奢侈腐朽。這裡禁止嫖賭、飲酒、欺詐、陰謀、私通、虐待等罪行。人們視金銀如糞土，用金銀來鑄造糞桶溺盆等。在信仰方面，烏托邦盛行多神崇拜與宗教寬容，但人們逐漸皈依崇高的基督教。教士主持禮拜，掌管宗教儀式，監察社會風紀。總之，在莫爾的眼中，烏托邦是一個政治清明、社會平等、民眾樂業、道德崇高的美好社會。
莫爾的“烏托邦”理想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他對有關國家官員實行選舉與輪換、政府決策程式的構想，突破了封建君主政治傳統的禁錮，深深地隱含著近代民主、平等的意識。他所設計的“公有”社會模式，超越了人文主義思潮的界限，否定了包括新興資本主義在內的一切剝削制度，體現了對廣大下層民眾更為寬廣的人本情懷。所有這些，都朦朧地反映了早期無產者對未來社會的嚮往，對後來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以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莫爾當之無愧地成為近代空想社會主義 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但也應當看到，莫爾的“烏托邦”有著十分明顯的思想缺陷。莫爾生活的時代，封建自然經濟尚未完全解體，新興的資本主義正處於工場手工業的初期階段，無產者還沒有形成一個階級。曾經長期在封建王國政府擔任要職的莫爾，雖然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但對未來社會的考量，遠不具有科學的眼光。正是由於時代與階級的局限，莫爾將“烏托邦”建立在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基礎上，期冀在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水準上建立起美好的“公有”社會。因此，“烏托 邦”不僅保留了奴隸勞動，而且排斥商品經濟，規劃出統一格調的平均主義的生活模式。這樣一種鏡花水月式的“桃花源”，當然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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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是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憧憬（百度百科）
烏托邦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西方一位學者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就像世外桃源.烏托邦式的愛情也是美好至極的。
烏托邦主義是社會理論的一種，它試圖藉由將若幹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于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一般而言，烏托邦的作者並不認爲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繪的形態付諸實現。但是他們並非在做一項僅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烏托邦主義這個詞彙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中所顯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于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幹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摩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 者。只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一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啓發性的。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爲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銷聲匿迹。自彼時起，烏托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沈沒于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鉅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家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t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
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也使烏托邦中産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學的現實主義。烏托邦此時被置于曆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現者。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它本身即深具烏托邦色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于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爲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裏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訟法。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反烏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鳥有之鄉》（Erelong，1872）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于赫胥黎 （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維護著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許多人在這個行爲工程（behavioral engineering）的，烏托邦中察覺到比最黑暗的反烏托邦更可怕的夢魘。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複活，例如像馬孤哲 （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
今天向大家推薦的人類社會“非常烏托邦”三部曲（我不說“反烏托邦”這個名詞，因爲書中的不少“非常烏托邦”已經成爲了現實），包括《美麗的新世界》、《我們》、《一九八四》三部優秀小說。最早發表的是《我們》，在1920年；《美麗的新世界》發表于 1932年；1948年，英國作家奧威爾以未來的1984年爲名發表了《一九八四》，但前者的影響明顯沒有後兩個。這是三部偉大的富有激情的預言小說，政治小說，被世人稱爲二十世紀偉大的“‘非常烏托邦’三部曲”。對于它們的作者來說，無論是赫胥黎、紮米亞京，還是奧威爾，都把喪失個性視爲人類未來的最大悲劇，這種喪失或是由于科學進步或是因爲來自權力的暴力。
說起烏托邦，一種解釋就是盡善盡美的理想世界，或完美的最終解決。理想與烏托邦有一根本不同點，這就是理想未必是無法實現的，而烏托邦則肯定無法實現。烏托邦永遠只能存在于人類的意識和文字中。烏托邦必然要有完美的性質，理想卻不必。現代化是許多不發達國家和民族的理想，但它並不等于人間天堂。追求這一理 想的人也不一定將它視爲問題的最終解決。理想不一定是現實的批判與否定，烏托邦卻總是作爲現實的對立面出現。由此可見，理想與烏托邦之間有重要的區別。但它們有一共同的本原，這就是人類希望與夢想的本能。理想是它的一般表現，而烏托邦是它的最高形式。夸父追日，西西弗斯永遠推石上山，則是它永恒的象征：追求完美，而不是達到完美。1516年，托馬斯.莫爾發表著名的《烏托邦》被稱爲烏托邦文學的經典。
而“非常烏托邦”是什麽呢？這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今天可以從赫胥黎、紮米亞京、奧威爾的經典“非常烏托邦”作品中找到關于“非常烏托邦”的很形象很豐富的答案。當然，著名的“非常烏托邦”作家赫胥黎和奧威爾一再否認，社會主義、甚至前蘇聯，是他們“非常烏托邦”的主要目標。第一，《美麗的新世界》以美國夢的實踐爲基礎，矛頭主要指向所謂的科學主義。再者，《一九八四》則以極權主義爲目標。由于《一九八四》出版于冷戰時期，自然被許多人看成是冷戰小說。第三，對于紮米亞京的非常烏托邦小說《我們》奧威爾在評論中說：“紮米亞京似乎針對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國家，而是工業文明所含有的目標。”總之，無論是赫胥黎，奧威爾，還是紮米亞京，他們筆下的“非常烏托邦”行爲，實際針對的並不是某一特定的烏托邦，而是現代烏托邦本身。
一、赫胥黎的《美麗的新世界》
《美麗的新世界》是阿道斯.赫胥黎發表于1932年一部優秀作品，又是作者贏得世界性聲譽的代表作。阿道斯.赫胥黎是英國著名生物學家、《天演論》作者老赫胥黎的孫子。這部小說是從生物學角度把未來社會描繪成“共有、劃一、安定”的孵化室，全體社會成員一律由試管統一孵化而出，千人一面、萬衆一心。而書中 的主人公則是一個因孵化事故制造出來的異類、那位到處碰壁的倒黴蛋。
具體地說，《美麗的新世界》預測了600年後的世界。書中描寫美國汽車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爲福特發明了生産汽車的流水線，使生産飛速發展，這種生産方法終于統治了整個世界，公元也因此變成了“福元”。在新世界裏，處于“幸福”狀態的人們安于自己的“等級”，熱愛自己的工作，每天亨用定量配給的 “索麻”——一種讓人忘掉七情六欲、“有鴉片之益而無鴉片之害”的藥品。作者描寫了一個保留區內的“野人”，他來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開始時爲物質環境的改變而涕零，歡呼到達了——美麗新世界，隨後終因他還有血性，無法適應在流水生産的社會中的白蟻式的生活，加上他認爲自己的心上人放蕩而無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個人屬于每一個人。故無所謂“放蕩”可言），使他最後的精神寄托破滅，終于在孤獨、絕望中自盡身亡。在這個“新世界”裏，社會安定就是一切，影響安定的思想、藝術、宗教、家庭、情緒及各種差異蕩然無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類的化身，他的處境和悲劇結局令人不寒而栗。
作爲小說，《美麗新世界》的情節性並不強，“登場人物都是思想”，可見本書的寫法不同于一般，作品不是以形象，而是以給人類帶來思索的余地取勝。同時， “這本書和其他預言式作品不同之處乃在于它並非産自直感，而是源于冷靜的知性”。通過這本小說，我們大致可領略這位二十世紀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著作 作家的深刻思想和寫作風格。
《美麗新世界》曾被評爲二十世紀十大小說之一。它的特點是在敘述未來的情景時，敏銳的思路透徹地寫出了知識分子在機械文明高度發達時，精神上受到壓迫的痛苦、孤獨無助的狀態。由于作者具有廣博的生物學、心理學知識，使這些描寫具有撼人的力量，使讀者可以從作者深刻的思想獲益匪淺。
二、紮米亞京的《我們》
《我們》的作者紮米亞京身處俄羅斯的白銀時代，他本人被稱爲“語言大師”、“新現實主義小說的一代宗師”，他說過：“真正的文學只能由瘋子、隱士、異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懷疑論者創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幹、忠誠的官員創造。”的確，說起紮米亞京，我的一位朋友說過，一度暢銷流行的希區柯克的懸疑故事 裏，至少有兩篇是直接從文學大師的作品中吸取了營養。一篇是《報複》，脫胎于英國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說《午餐》；一篇是《謀殺1990》，換骨于俄國作家紮 米亞京的長篇小說《我們》。由此可見《我們》的深度和作者才華的驚人影響力。
《我們》是一部融科幻與社會諷刺于一體的長篇小說。講述“我”——未來的大統一王國的數學家、設計師的故事。大統一王國由大恩主領導，人們高度一律，都沒有獨特的姓名，只有編號。我是號碼503。這個王國的人們連作息都嚴格按照王國發下的《作息時間戒律表》來進行。王國的人們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對象，而是在統一領導下由王國的有關機構指定。給那些編號的男女發一種粉紅色的小票，讓他們憑票進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號碼503的性對象就是女號碼O-90。但是 503也偷偷地看點禁書，發現古人居然還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說還生活在無組織和野蠻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當時的國家政權怎麽能允許人們生活 中沒有我們這樣的守時戒律表，對用餐時間不作精確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覺。有的史學家還談到，當時的街上好像燈火徹夜通明，車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號碼503奇怪的是：“這個國家居然對性生活放任不管——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誰，在什麽時候，進行多少次，在什麽地點……都由著人們自己，完全不按科學規律行事，活像動物。他們也和動物一樣，盲目隨便地亂生娃娃，真讓我覺得可笑！”
這個大恩主領導的大統一王國充滿著很多科學的創造發明，在他們眼中，我們這些古人是不可思議的。在我們眼中，他們已經科學進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們已經用科學手段來寫詩歌了，把數學法則融入詩歌之中。又比如說，他們天才性地創造發明了“一致同意節”。
由于號碼503受到古書的異端邪說誘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體內的古老欲望的復蘇，503的思想被國家護衛局偵破，最後被送進了一種叫作“氣鍾罩”的刑具裏處死……當然這個大統一王國裏已經有不少號碼已經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區仍很混亂，那裏又哭又喊，又是屍體，又是野獸……”
故事似乎是在一種謝主隆恩的氣氛中結束。號碼503在臨死前堅定了對王國理想的信念：“40號橫街上已經築起了一堵臨時高壓大牆。我希望勝利會屬于我們。我不只是希望，我確信，勝利屬于我們。因爲理性必勝。”
三、奧威爾的《一九八四》
說起奧威爾，他或是政治上的悲觀主義者，或是偉大的現實主義大師。作爲預言，《一九八四》似乎有些危言聳聽，但作爲告誡，它是值得人們深省的。這句廣泛傳播的“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老大哥在看著你呢！”便出自《一九八四》。書中的“我”（溫斯頓）生活在大洋國，當時是一九八四年，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政府的職能部門分爲真理部、和平部、友愛部和富裕部，“我”在真理部，編造著真實的謊言，“我”知道“我”遲早會被思想警察處死，可是“我”還是在找尋生活的本來面目和被湮沒的難以找尋的可能的真相：
有一天，一個女人跟我說“我愛你”，我們開始了膽戰心驚的愛情，因爲黨員是不需要感情的，只有那些粗俗的無産階級才具有的東西。我還夢見一個人在黑暗的走 廊跟我說“我們將在沒有黑暗的地方見面。”……這是一個意外而又意料中的結局，我終于遭受了一切可能的毒打和刑具，我招供了一切可能的人的一切可能的和不 可能的罪行，我將我的愛人（朱麗葉）的我所知道和不知道的一切我都說了，可是我還是說，“我沒有背叛她！”的確，我還愛她。以後的日子，我終于由于在感情上的不悔過進入了101房間，這裏有什麽，有人不能不服從的東西，而我最怕的是老鼠，他拿來了一個面具，裏面有兩只老鼠，都已經成年，其中一只已經老了，毛稀落，大多褪去，它勉強地爬到邊緣等待著美食，我可以想象一會他們在咀嚼我的肉，啃我的骨頭，終于我想起有一個人可以救我，“咬朱麗葉！咬朱麗葉！別咬 我！你們怎麽咬她都可以。把她的臉咬下來，啃她的骨頭。別咬我！朱麗葉！別咬我！”然後我向後倒去，掉進了深淵，離開了老鼠，徹底墜落。我失去了生命中的 最後一點溫暖的東西……
這就是《一九八四》，最後那一段的驚心動魄讓讀者感覺到一種強烈的噁心，無限的悲哀……雖然《一九八四》的問世，一種說法是奧威爾有感于納粹暴政和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極權而作，但誰也不懷疑它言中了西方“自由世界”的許多方面，而經歷過衆多非常時期的中國讀者又怎能對溫斯頓的遭遇無動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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