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爾‧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圖像》時代的烏托邦思想》（北京‧新星，2007）書中對日常所見的“反烏托邦思想”進行了反批判。
他首先指出，簡單地將烏托邦思想同納粹主義、極權主義等同起來是有偏差的，然後他區分出兩種不同的烏托邦主義傳統，即藍圖派烏托邦主義和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主義。前一傳統強調詳盡無遺地描繪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還設計出奇奇怪怪的未來之形象，幾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思想家一如那些嚴格遵守《舊約》反對偶像禁律的人一樣，既拒斥藍圖設計師對細節的癡迷，也抗拒現代圖像的引誘。在這兩重區分之後，雅各比論證說：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精神將復活冬眠中的社會政治想像力，為更加美好的未來提供了希望。我們需要學習並重返那種精神，使我們自身對更加富有想像力的未來之觀念保持開放態勢。
現代性陰影籠罩的20世紀，烏托邦遭遇到了來自作家和知識分子的雙重打擊。當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開頭令人不安地描述反面烏托邦場景，過去數百年間從莫爾爵士到H.G.威爾斯筆下構建的烏托邦桃源便已蕩然無存，淪爲前所未有的可怕夢魘。而這個時代最堅決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波普爾、哈耶克、伯林，以及立場曖昧的阿倫特、塔爾蒙等人，面對極權主義及其變體（集體主義、救世主義、歷史主義等）所引發的種種暴政，向烏托邦思想做了毫不留情的清算：“烏托邦主義者試圖實現一種理想的國家，他使用作爲一個整體的社會藍圖，這就要求一種少數人的強有力的集權統治，因而可能導致獨裁。”（《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但在拉塞爾‧雅各比看來，上述二者都誤解了真正的烏托邦。反烏托邦小說聳人聽聞的論調強烈震撼了讀者的心靈，卻使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這些小說描繪的社會，“幾乎不包含作爲經典烏托邦顯著標志的和諧與友愛”。而自由主義者們則喪失了對烏托邦的曆史細加審視的耐心，把各種各樣的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統統歸到烏托邦名下，忘了和平、和諧、博愛、友愛一直是烏托邦的重要特點。
傳統的烏托邦主義者想象力肆意馳騁，對人類應該怎樣生活做出了細致描繪。這種事無巨細一一加以規定的社會藍圖，深深刺傷了那些從極權鐵蹄下逃脫的自由主義者敏感的神經。當他們回顧整個20世紀的人類災難史，發現絕大多數慘案的制造者，從共産主義到國家社會主義再到宗教極端主義，無一例外向他 們的追隨者許諾了某種看似美好的社會目標。烏托邦的概念由此被偷換成了一切極權團體的社會理想。
雅各比希望重建新世紀人類對烏托邦的信心。在一個商業化全球化的時代，知識階層早已不再懷有仰望星空思考人類終極目標的上古遺風，他們更喜歡用一種“打地鼠”遊戲的方式在諸多地洞之間疲于奔命。而在書中，雅各比希望從曆史角度找到20世紀人類悲劇的真凶，洗清“烏有之鄉”莫須有的罪名。同時，他試圖把人類對自身未來的想象力從對現實的功利主義和對烏托邦的絕望中拯救出來。
通過對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等思想家著作的細致解讀，雅各比在這群猶太人身上發現了一個“驚人秘密”：在傳統的藍圖烏托邦以外，還存在著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它們的“未來，也許，只能夠被聆聽，卻不能被展望”。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思想者一如那些嚴格遵守《舊約》禁律的人一樣，拒斥藍圖設計師對細節的癡迷，也抗拒現代圖像的引誘，“用完全敞開的心靈和耳朵去靠近烏托邦，就像靠近上帝一樣。”雅各比對他們這一思想的價值進行了長篇論述，並賦予極高評價：“他們對未來畫面的緘默程度與他們對當下的關注共存，……對未來的烏托邦承諾與對此時此地的熱愛並存。”
又來了！又是個二分法的正名運動！接下來，貼些反批雅各比之文：
不過，雅各比用圖像和聲音的隱喻來區分傳統的藍圖烏托邦主義和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主義，即使不能說明他對相關心理學領域的無知，也至少顯得在理論上一廂情願。…雅各比還試圖將烏托邦的終結歸因爲人類想像力的枯竭。這似乎也經不起推敲。看看詭異奇譎的好萊塢大片，四周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無處不在的惡搞、反諷乃至作惡手法，就知道人類的想像力之河並未乾涸。事實上，當今社會的很多行業，從廣告到研發、從建築到娛樂，對從業者想像力的要求勝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但人們的確不願意再把想像力用到對社會前景的構想上了。當整部烏托邦實踐史上沒有出現過一個成功案例，很難相信會有人願意繼續嘗試。…
至于雅各比進一步把想像力的枯竭歸咎于兒童成長環境被成人“殖民化”，就讓人啼笑皆非了。與其說兒童因爲寬鬆的環境而更具想像力，不如說是兒童因爲生活簡單而更具有想象的時間和空間。但這並不意味著兒童的想像力優于成人。事實上，偉大的想像力基本上是由成人展現的。想像力催生了烏托邦，但人類精神財富中大部分都是由想像力催生的——文學、繪畫、作曲、雕塑、科學研究……都無一能夠不借助想像力而有所成就。因而這一主題似乎沒有必要放在烏托邦 問題下專門討論。
雅各比爲烏托邦恢名譽的良苦用心讓人敬佩，尤其是將猶太思想資源引入烏托邦研究，體現了一種在當下難能可貴的救世情結。然而，正如他所推崇的馬丁‧布伯在反偶像崇拜同時，“強調需要複興的猶太教的內在虔誠，認爲猶太的複興必須要注入神秘和千禧年的維度”，雅各比期待烏托邦精神複興，更像是期待彌賽亞降臨的翻版。加之他在圖像和想象力這兩個關鍵概念上出現的致命漏洞，某種意義上說，這位研究知識分子出身的歷史學教授的這本新著，也只能是個 “不完美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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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比筆下的烏托邦看不見、摸不著，它那神秘莫測的存在方式，避免了圖像化的烏托邦政治實踐。音樂在他的烏托邦中至高無上，它既傳達著對未來的希望，也蘊含著對現世的信仰。“未來是不可以刻畫出來的；它只能通過暗示或者寓言來予以探討。一個人能夠‘聽見’未來，但是卻看不見它”。但我們知道，雅各比意義上的音樂，決非一般的藝術，毫無疑問，音樂也要有彌賽亞情結。不妨去翻翻啓發他的布洛赫，音樂、烏托邦以及猶太複國主義，是怎樣被雜糅在一塊的。
因此，雅各比用圖像與音樂的分殊來區別兩希傳統，很難不讓人覺得荒唐。柏拉圖對藝術的攻擊，恰恰是出于摹仿所産生的圖像效應（如“床喻”），反過來，他在《伊安篇》中甚至還將頌神詩人置于甚高的地位。從亞裏士多德到近代的盧梭，音樂同樣在歐洲傳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這種結論不足爲信。但這種區分的意圖只有在雅各比的背景中才能理解，在猶太教傳統談論音樂精神，其實早已將音樂的廣延性縮小。更何況，《噪音》的作者阿達利早就提醒，音樂照樣可以成爲極權工具。“少了擴音器，我們就沒法征服德國了。”（希特勒）反偶像的音樂烏托邦同樣擺脫不了極權的夢魘，這點上雅各比過于樂觀了。他看重的並非一切音樂，而是一切與彌賽亞有關的音樂。很難相信他是就音樂論音樂，借音樂論宗教似乎更在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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