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明明是The Rise of China《中國崛起》怎會翻成《中國威脅》（智庫，1995）呢？
炒作當時的「中國威脅論」唄！再說崛起與威脅本是一體之兩面，就如同危機含有危險與機會。
事後來看，威廉‧歐佛不愧有洞見，原著時間是1993年，當時流行的論述是「後鄧或鄧後時代的中國崩潰論」，連當時的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中科院國情分析小組的胡鞍鋼，也寫《挑戰中國──鄧後中南海面臨的機遇與選擇》（新新聞，1995）指出五大挑戰：地方諸侯經濟，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黨政軍的腐化，軍隊經商，經濟發展大起大落。
胡和「中國國情國力雜誌社」的《鄧後時代中國大趨勢》（大村，1997）一樣，還算是檢討問題並試圖尋找出解決方案（中共當局也程度不一的解決了問題），要是六四後出走海外的吳國光和王兆軍合著的《鄧小平之後的中國──解析十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世界書局，1994）則在預測鄧後的六種前景：1.大亂，最可怕也最不利的結局。2.回到左翼極權，這不大可能。3.右翼集權，經濟繼續開放，但政治比鄧小平時代還嚴。4.維持現狀，經濟半開半放，但政治時緊時鬆，這約可維持三、五年。5.迅速民主化，這也不大可能。6.漸進民主化，中共改革派和社會民主派主導，經濟自由化和政治化，這最為理想。
旣然是理想，就代表只是書生的主觀期待，現實的中國是經濟迅速自由化、尤其加入ＷＴＯ之後，但民主沒啥進展。
要是歐佛就不會因個人主觀價值而影响對中國的客觀判斷，「以政治立場而言，歐氏於人權及限武的議題上是個積極分子…然而，於此書中，我們所看見的歐佛並非一位政治鬥士，而是一位頭腦冷靜的財政和政治分析師。」(p.4)
不只在經濟上預測中國即將崛起，就連政治外交上的對中之理解、也會令大多有反中情結者難以接受，單就香港（遑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改善）他就說：
「從中共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香港是一個經濟體，而非政治實體。其實對英國人而言香港便是如此，一直到英國和香港要分家了，他們才突然認定政治為第一優先。」(p.152)
「西方對於中共簽署聯合聲明的動機有所誤解，使得他們深切懷疑中共是否會遵守對香港的承諾…但從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行為觀察，証明了這種假設是錯誤的。」(p.159)
「一九八四年聯合聲明發表後的那段時間，是香港的繁榮期，生活水準不僅迎頭趕上，而且更超越了英國；即使如此，英國及大部分的西方媒體，卻依然罔顧事實，繼續報導說：中國正在破壞香港。」(p.199)
可惜事實勝於唱衰，即便歷經亞洲金融危機，在中港簽定「更緊密關係協定」之後，香港經濟尤其旅遊和金融業更大幅成長。
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作者：威爾．賀頓
原文作者：Will Hutton
譯者：林添貴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9年01月22日
內容簡介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擱置政治改革，全力發展經濟，走臺灣、新加坡的模式。一方面加強沿海的基礎建設，並先後引進臺、港與世界各國的資金、技術，在全球化的商品體系中，扮演低價製造工廠的角色，切入全球產業供應鏈。
中共很清楚，經過反右、文革、六四，其政權的正當性只可能建立在經濟表現之上。摸著石頭過了三十年的河，發展出一套既違背社會主義，也不像資本主義，儒家價值又管不了的畸形威權政體。
中共抓牢搶桿、箝制思想，訴諸威權與民族主義，對內壓制異議，對外強調和平崛起，也的確能有效治理，並打造出若干足以與西方跨國企業相比的公司。
但是作者指出，資本主義並不是只有「利潤極大化」而已，它背後有一整套價值體系在支撐；航海大發現之後的貿易利益，需要有全球治理的公司經營，連帶發展了獨立的司法、金融體系，以及公民社會的權利義務。啟蒙理性進一步假設人人權利、機會平等，鼓勵個人求知、冒險、創造，孕育了多元價值。凡此種種，中國都有待發展。
但是，時間並不站在中國這一邊。中國的貿易出超、人民幣匯率不升值，已經引燃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敵意，中國本身也開始嚐到巨額外匯存底的苦果。
享受改革開放經濟果實的中產階級，權利意識開始抬頭；被改革列車遠遠甩在後頭的七億農民，如果無法默默承受，就只有起而抗議。
中共怕放了就亂，但是不放，民怨日積，而黨的權威日益低落，難保不出問題。尤其經過這波金融海嘯，出口受挫，經濟成長率大幅滑落，就業機會萎縮，失業大增，中共轉而擴大內需，但問題是沒有法律保障、社福措施闕如，難以刺激消費意願，種種問題正在醞釀、串連，這難道會是一場「超完美風暴」的「惡兆」？
作者簡介
威爾．賀頓Will Hutton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畢業，修習社會學與經濟學，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觀察家報》（Observer）（擔任總編輯）、《衛報》媒體集團任職。2000年起擔任「」（Work Foundation）執行長，倫敦政經學院（LSE）教授，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布里斯托大學與牛津大學曼斯菲學院（Mansfield College, Oxford）客座教授，著有The State We’re In和The World We’re In。本書是賀頓最新的著作。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及新聞媒體高階主管，現任財團法人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Taiwan Foundation for Asia Pacific Development）執行長。譯作極豐，包括《蔣經國傳》、《裕仁天皇》、《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季辛吉大外交》（合譯）、《大棋盤》、《將門虎子》、《買通白宮》、《李潔明回憶錄》、《東方驚雷》、《黑社會之華人黑幫縱橫史》、《羅馬跨國企業》、《黑色絲路》等。
目錄
作者中文版序 山雨欲來風滿樓
譯者序 東風不來，柳絮不飛
前言 002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個想望糅雜了中國人對於百年恥辱的自卑，以及對受到肯定的渴望。因此，中國如何「和平崛起」，將是本世紀最重大的課題之一。
第一章 最後的大國 006
美國和中國是全世界唯二的「大國」：廣土眾民，且擁有大陸規模的市場、軍力。中國迅速崛起，對外改變了國際的均勢，對內則引發了社會、環保、政治諸般問題，很有可能在金融海嘯之後引爆。整個世界將會如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之後各國升起保護屏障，甚至相互為敵的局面嗎？
第二章 光榮與沉淪 036
中國在灌溉系統、土地所有權以及相應的財產權制度，遙遙領先歐洲，使得中國的生產力長期超過歐洲。但是中國重農業、戰爭相對少，文明發展的腳步逐漸沈重蹣跚。反觀歐洲，戰亂連年建立起一套奠基於徵稅的權利義務系統，刺激科技發展，又在海外貿易與殖民之下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基礎架構。於是，西風壓倒東風。
第三章 毛澤東留下什麼？ 058
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啟動的改革開放，表面上看起來是對毛澤東路線的否定，但是卻仍是建立在毛澤東提出的馬列主義之上，甚至，與中國兩千年來所發展出來的土地觀念、儒家體系也是關連甚深。
第四章 同床異夢：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 078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在為共產黨政權找活路，弔詭的是，共產主義必須吊上資本主義的點滴，才能活到今天。然而，兩種意識型態格格不入，而市場也只是資本主義的一環而已。其間的矛盾在中國以低價策略切入全球市場供應鏈之後，愈來愈嚴重。
第五章 九○年代的中國 098
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面臨統治正當性和經濟前景黯淡的雙重危機，在鄧小平南巡重申改革開放基調不變，以及江澤民、朱鎔基進行法律、稅制調整之下，權力重新集中北京，強化意識型態與媒體管控。中國雖然免於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是貪污腐敗仍是如影隨形，司法體系扭曲的問題更為嚴重，民間蓄積的不滿也日益高漲。
第六章 經濟成長難以為繼 120
中國亮麗的經濟成長率是建立在歐美市場的需求之上，但是當歐美國家陷入經濟衰退時，中國的經濟成長也頓失支撐。更嚴重的是，中國是以犧牲農村、環保，放任呆帳、阻升人民幣為代價換來經濟的果實。龐大的外匯存底、人民幣升值壓力和國內金融、社會、健保、土地政策的陳痾，使得中國經濟成長已經走到臨界點。
第七章 多元與民主 140
民主政治走到二十一世紀，似乎顯得危機百出。歐美先進民主國家步履蹣跚，亞洲新興民主國家荒腔走板。本章點出其中關鍵：民主政治與一整套資本主義的道德信念、理性裁斷、依法治理的共識、多元的公民社會等「柔性架構」息息相關。徒具民主投票的表相，或是只用資本主義的毛皮，運作勢必出問題。
第八章 資本主義的柔性基本架構 158
西方資本主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發展出一個保障個人財產權的社會架構，個人可在其中恣意創新、承擔風險、履行責任。二○○八年金融海嘯所暴露的，正是這套柔性架構在「股東價值極大化」、貧富差距惡化的侵蝕下遭到破壞的結果。中國若是沒有體認到打造資本主義是一件精細龐大的工程，勢將嚐到惡果。
第九章 走向戰爭的邊緣？ 182
中國的國力快速增長，終究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人民幣的升值與否、中美貿易的鉅額赤字、中國的能源與原物料全球爭奪戰、兩岸關係外弛內張，在在挑戰中國能否「和平崛起」
第十章 笨蛋，關鍵是啟蒙思想！ 208
自由與民主，是當今廣受稱頌的普世價值，但若沒有歐洲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在背後支撐──強調負責任、講道理的精神，接受法治、重視教育，打造公民社會，鼓勵多元主義，限制壟斷──那麼，自由將被濫用，而民主也將傾頹。中國不可能只取經濟發展而捨自由民主，而西方走到資本主義的極致，同樣也背叛了啟蒙思想。
第十一章 後美國時代來臨 236
美國走過二次戰後自由貿易的黃金年代，近年來保護主義的聲浪卻是甚囂塵上，企業也愈來愈重視股東的即時財務報酬，其結果便是企業拋棄了社會使命與誠信，虛飾財報，精簡人事，熱衷於對生產力無益的併購。國會與執法機構屈服於大企業，教育花費節節高漲，媒體也不敵營利與意識型態的力量。執意出兵伊拉克的單邊主義作風更是讓美國在國際間的尊嚴掃地，也更難讓中國樂於扮演「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的角色。
第十二章 結論：國際協同，多邊治理 264
西方因忽略啟蒙價值而自限困境，中國則因無法切割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而進退兩難。中國在經濟降溫之後，如何應付隨之而飆升的失業率？如何營造「和諧社會」？全球將會退回保護主義的屋簷下嗎？
作者中文版序 山雨欲來風滿樓
二○○九年的世局脈絡，和本書第二版出版的二○○七年迥然不同。二○○七年，中國和西方皆認為，縱使中國誠如本書所舉出，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有頗多弱點，它卻相當強大，足可避開西方市場的衰退。大家普遍認為，中國獨特的經濟模式會奮力前進，支撐住現在已和西方脫鉤而不再依附、聯屬於西方的亞洲經濟。通膨問題固然在所難免，但經濟仍然繼續成長。中國經濟或許會遲緩下來，但不會出現危機。在意識型態衝突方面，美國輸給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論、開明的威權主義和中國共產黨。
現在可不了！中國二○○九年的經濟將會遲緩下來，達到改革開放以來僅見於天安門事件之後那幾年的水平，甚至可與毛澤東時期相比！大家認識到中國不僅與世界各國唇齒相依，而且它以儲蓄率恆常超過國內生產毛額（GDP）四○％以上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其實非常危險。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是當前最大風險。
美國的金融體系或許十分艱困，美國經濟也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衰退，但是它的基礎架構仍容許及時改革。不僅二○一○年的復甦可期，而且新當選的歐巴馬政府也將從結構上以只有民主政體才有的速度與效率改造其經濟--威權政府恐怕就不行。
中、美問題的相同點是：它們都是周期性、結構性的問題。但是中國與美國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較無能力進行有效率、及時和巨幅的改革。中國已轉化成為一種不穩定的變型資本主義，其弱點在全球經濟趨緩之下統統暴露出來。中國個別的公民對黨政決策毫無置喙餘地，也沒有管道申述抱怨與不滿：人民只好罷工、動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陷入毫無創意、相互猜忌的僵持對峙局面。民主政治雖然缺陷不少，但在此開始展現出長期的效能。
中國消費量佔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份額遠小於儲蓄所佔的份額，全國消費支出比義大利還低。全世界大部分開發中國家的消費佔其國內生產毛額的六○％，中國卻只佔三七％。它的成長來自於投資和出口。如果中國的出口停滯，它的經濟就會遲緩下來；現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西方市場衰退，就是如此。過去十二個月，它的成長率已下挫四分之一，未來十二個月進一步大跌的機率也很大。世界銀行預測二○○九年中國成長率僅有五％，遠遠不及消化來自農村新勞動力、從國有企業下崗工人所需要的成長率。
投資也無法填補這個缺口。中國的港口、公路、鋼廠、水泥廠和化工廠現在已經飽和，它們僅用上產能的一小部分。體認到產能遠超過現在下墜的需求之後，中國的泡沫經濟也像西方國家一樣爆開來。中國股市已經崩盤，它的房地產價格也正在崩跌中。鄰近香港的珠三角製造業重心已經摧毀。兩千兩百家鞋業工廠已有二分之一關廠，三千六百家玩具工廠也收了三分之一。
中國的金融體系一向體質衰弱、資本不足、放貸浮濫、信用評等欠佳，但是,中國人卻洋洋得意，宣稱它們可比西方銀行更能頂擋得住頹勢；現在恐怕得受到嚴峻考驗。中國的銀行就像紙糊的房子，只有一點點核心資本，卻應黨的命令放貸數十億美元給虧損累累的國有企業。尤有甚者，現在中國政府又要靠這些銀行挹注四分之三的資金到它的人民幣四兆元（約為五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為期兩年的振興方案。目前類似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從西方蔓延過來的跡象，仍然有限；然而，二○○八年秋天中國重要的投資機構「中信集團公司」公布在衍生性商品市場損失二十億美元，二○○九、一○年恐怕還會披露更多的損失。中國若是碰上像美國這次這麼大的危機，整個金融體系大概就垮了。中共很清楚它的金融體系和整體經濟岌岌可危，它在二○○八年秋天宣布那麼多的政策，正證明了它的警惕戒懼。利率已經大幅調降。振興方案的重點擺在大幅增加基礎建設支出。出口退稅增加，人民幣停止升值。中國二○○八年的貿易順差接近三千億美元（略低於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一○％)，外匯存底達一兆九千億美元，進口下降也趨近二○％。中國在實質上不理會業已令人咋舌的貿易失衡，拚命增加出口，試圖把失業輸出到其他國家--這個政策很像一九三○年代各國競相貶值、貽禍無窮的歷史。基於本身利益和全球調整的考量，中國應該做的是增加內需、降低儲蓄--換言之，激烈改造其經濟模式。可是，中國境內並無遊說團體，足堪推動改革。投資和出口仍必須是成長的引擎，因為它的菁英已經和這些成就糾纏、綁在一起，無法分割。黨政高幹其實早已等著傳統上伴隨公共建設支出大增之後會從天而降的「顧問費」。負責黨紀的政法委可能已準備好要遏抑預想得到的貪腐。不過，沒有太多人期待它會成功。
官僚投資力保現狀，並不足為奇；成長趨緩對黨正當性的衝擊十分敏感，也不足為奇。五％的經濟成長率在西方已足資欽羡，在中國卻是危機。即使是大躍進和文革都包括在內的建政頭三十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年增率也接近五％。一般人的思維是既然談改革，成績就得要更好。不僅國務院勞動部警告，除非二○一○年之後貧富差距拉近，社會安定維持不了；加上每年還得增加二千四百萬個工作機會，即使一○％的成長率也不夠啊！
中國社會基礎的脆弱，在四川大地震造成七萬人死亡、三十多萬人受傷以後，更是凸顯無遺。地震並沒震垮堅固的建築物，只毀了胡亂蓋的樓房。中國常有地震，四川在一九三三年就發生過同樣規模的大地震。中國地質學家早已警告，五十年之內將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會再發生這麼強烈大大地震，因此必須嚴守規範標準蓋樓房和水壩。可惜，事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尤其是最近蓋的建物都不照規矩來。
這不是為了追求快速成長而抄捷徑，也不像其他地方發生災情後才曝光的便宜行事。這是賄賂已經成了規矩，系統性地不遵行法規所鑄下的後果--在中國，誰都知道這才是災情如此慘重的主要原因。很多條人命原本是可以不必犧牲的，尤其是在豆腐渣校舍裡無辜死了那麼多學童。民眾的反彈十分強烈。當地人的評論反映出這股情緒。有位媽媽當時對英國《衛報》記者說：「中國官員太貪、太壞......他們有錢逛窯子、包二奶，卻沒錢給我們的孩子哪。」另一名婦人請大家注意，黨和政府的官署大樓安然無損，因為它們按標準規格興建。政治局預料得到批評的浪潮勢必排山倒海而來。只要怨言指向地方官員，就允許他們渲洩；它扮出中央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姿態。溫家寶「爺爺」幾乎就像美國總統一般，親自訪視災區。媒體報導受到緊密監視，經過初期、制止不了的怨懟，以及渴望自願救災之後，救災志工旋即受到管控和調遣。不能讓太多人親眼看到這是一場原本可以預防的大災。
企圖在舒緩民意和保持控制之間找出一條路來，其實十分普遍。中共正在辯論是否允許農民可以買、賣其土地的長期租賃權。果真這麼做的話，必定極受歡迎，也等於賦予七億三千萬農民享有實質財產權，同時也將部分逆轉共產革命。農民將有更多的激勵誘因去創新；它會替土地整併成較大面積的耕地、進而提升生產力開闢一條路。它將允許農民以土地做質押品，從而鼓勵降低儲蓄、增加消費。改革始於農村，現在將在農村復活。經濟必將受到激勵。可是，保守派憂心忡忡。這項提議有如政治炸藥，會除掉黨所賴以屹立的一根大支柱，使黨失去了對農村和土地權利的控制。之所以會考量此一提議，純因經濟上需要它。未來出現的折衷方案，絕對不會走得太遠；走得太遠，會危及黨的控制。
接下來是創新，中國在這方面的成績實在乏善可陳。全世界在日本、美國和歐盟申請的專利權，中國只佔千分之一。經濟學家認為，一般性質的技術發明，如內燃機、網際網路或飛機，可以運用非常廣泛，它們是成長的關鍵，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會快速發達。我們很難打造一種創新發明體系，能夠找出、開發出這類普遍運用的技術。它們需要有理念的自由交流、合理化和交待清楚的過程，以及強大的法律和法庭，讓發明能取得專利權、讓版權和專利權保護得以落實。美國、歐盟和日本具備這種體制；亞洲某些地區也有了，中國卻付之闕如。只要它繼續如此，普遍運用之技術創新在本世紀就絕不會出現在中國。危險的是，西方將遙遙領先，而且差距將愈拉愈大。
中國政府明白，中國如果要扭轉此一黯淡的預測，創造出容許創新發明的自由實驗環境，就必須解開對大學、實驗室和企業界的羈束。同時，西方的財務陣痛不會永久存在。一旦它解決了困阨，西方將會再度站起來，善加利用它的創新能力。中國若想躋身第一流的國家，和他們並駕齊驅，就需要徹底改革。難就難在改革的進度遲緩--保守派事事掣肘--不僅會危害到改革本身，也會危害到其他國家。即使在「泡沫」年代，美國國會對於中國出口洪流，以及雙邊不平等的貿易關係（中國的重商主義遠超過美國），已經迭有怨言。歐巴馬計劃在二○○九年大幅重振美國經濟；如果因為中國出口如洪流湧入，其進口卻減退，使得中國成為主要受惠國，歐巴馬就頂不住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勢力片面採取行動對付中國。中國領導人一再強調需要穩定、需要持續推動改革，但是中國已成長得太大，再也迴避不了它的行為對別人的影響。如果它繼續自私自利下去，世界貿易制度的完整就會有危險。
世界需要中國變成較為正常的經濟體--增加消費支出、降低投資和儲蓄--它才能成為好相處的鄰人。只要中國共產黨對改革的態度躊躇不定，深怕創造出一個更富裕、更繁榮的中產階級來要求政治、經濟都大幅改革，這種改變就不會出現。中國領導人對西方的某些抱怨，不是沒有道理；西方必須改革已經證實國內、國際金融體系無法無止盡地發展。但是，中國也不能拿它當藉口，不在避免繼續衰退的全球公約中扮演它的角色。它必須效法亞洲其他國家，實施經濟和政治改革。這樣才或許有機會出現持久的經濟提振，避免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揚昇可能帶來的災害。不這麼做，亞洲以及世界可能變得更加不安全。屆時，恐怕就有如本書的書名所揭示的，乃是「惡兆」了。
賀頓寫於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譯者序 東風不來，柳絮不飛
二○○八年將在人類經濟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跡。我們彷彿坐了瘋狂的雲霄飛車，不到一年之內，天上、人間走一回。
上半年，全球瘋狂搶奪物資，石油價格突破每桶一百美元後一路攀升，直到七月十一日登上一百四十七美元歷史高峰。國際原物料，從糧食到建材、礦產亦無不屢創新高。
然而，不旋踵間，北京奧運盛大上場、也風光閉幕，全球經濟卻像變了天似的，從「二房風波」掀起金融海嘯，美國投資銀行巨擘雷曼兄弟首先倒閉，美林跟進仆倒，華盛頓互惠銀行收攤，最大的保險集團AIG陷入困境，歐洲各國銀行亦紛紛告急。
金融海嘯稍止，經濟冰河期悄然降臨。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各國政府用盡一切財政、貨幣政策工具，力圖挽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大家無不把眼光投注到東方一條龍──中國。
中國自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迄今正好三十年。它的經濟成長年增率恆常保持在一○％上下，外匯存底累積已逾一兆九千億美元，享有「世界工廠」之譽。這份亮麗的成績殊為不易。而在當下的情境之下，還有一項重要訊息:中國今年夏天已超越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家。
中國當然不能自外於國際經濟大局之外。倘若美國、日本、歐盟等主要經濟體皆已陷入經濟衰退，中國經濟發展所賴的外銷市場，頓失所恃，北京除了讓人民幣貶值，保持外銷力量之外，勢必須以擴大內需市場來維持它的成長動力。因此，北京在十一月初宣布即將投注四兆元人民幣來擴大內需，冀望「保八」──保住八％的經濟成長率。
最低程度，中國保住穩定成長，美、歐等國家即可爭取時間緩步復甦。最好的景象是，中國伸出援手，大家同舟共渡。是以，十一月下旬在秘魯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胡錦濤居停的旅館貴客頻頻到訪，所為何來，人人心知肚明。
胡錦濤今天的處境，猶如我小時候在獅頭山看到的一尊彌勒佛神像旁的對聯的上半句：「你也來求，他也來求，叫我怎生得了。」世界銀行現任總裁佐立克二○○五年猶任美國副國務卿時，殷切盼望北京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現在，正是胡錦濤展現身為大國崛起的領導人之關鍵時刻！
然而，我們在這個關鍵時刻展卷閱讀英國倫敦《觀察家報》前任總編輯賀頓完稿於二○○六年初的《惡兆》，意義特別深刻。
美國學界和政界在過去五、六年來，一直在辯論一個議題：中國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的動態關係。
資本主義的前提是法治和保護私有財產權。長久以來，西方思想界有一派理論是:經濟發展到了某個階段，中產階級就會興起；而中產階級為了保護本身經濟利益，將爭取參與公共政策決策過程，這就是民主政治的萌芽。
中國改革開放雖始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但因為針對八九民運天安門事件的血腥彈壓在電視機前血淋淋上演，干犯眾怒，招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而告頓挫。鄧小平九二南巡，重啟改革列車。歐、美政商領袖也換上了這套「以經濟發展促進民主化」的思維來替自己搶進中國這塊十三億人口的廣大市場，取得道德上的合理掩護。
然而，經歷三十年的經濟開放，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取得了耀眼的成績；老鄧欽點的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交棒前夕也把中國共產黨做了部分「質變」──允許資本家入黨。可是，論者要問：中國的民主化前途在哪裡？我寫這篇序文的當下，北京異議人士劉曉波因為倡議「○八憲章」而失蹤，活生生印證中國在經濟改革之餘，距離民主化的起步依舊遙遠，若要奢求它落實民主化，恐怕仍須俟海晏河清。
《惡兆》的作者博採周諮，以常識推論中國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長久維持在高檔。英國《金融時報》今年十一月初對北京四兆「救市」措施企圖「保八」亦提出適度警告:慎防中國在它的統計數字中攙入「三聚氰胺」──意即其中恐有不純，造假的成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保守估計是，中國二○○九年的成長率在五％左右。
中國昔日稱之為「盲流」的農民工，估計人數在一億至一億三千萬人左右。中國經濟成長率每降百分之一，反映出來的失業人口是三百萬人左右。這還沒有把每年從學校畢業，要投入就業市場的新增勞動力計算進去。中國外銷數字已經連續兩個月下降，各地農民工失業回鄉潮已經出現。倘若它的經濟降溫，甚至出現世銀∕國際貨幣基金警告的「硬著陸」狀況，究竟又會是怎樣一幅景象？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在二○○六年人大會議承認，群眾騷亂事件平均每月八千起。這個數字預示了中國潛藏的問題十分嚴重，北京領導人果真能讓中國不亂，恐怕已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這麼說，中國能對拯救世界經濟頹勢的著力有它的限度。可是，西方國家對它的冀望殷切，或許在短期之內更不易聽到期待中國重視人權、推動民主的聲音。遺憾的是，作者賀頓苦口婆心揭示的西方啟蒙思想的價值，恐怕也要淹沒在這一場金融海嘯中。中國是否會進入經濟冰河期，我們不知道，也不希望；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治的冰河期何時解凍，短期內看不到。
林添貴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書於陽明山
內文
乍看之下，中國爆炸性的成長十分驚人；中國顯然將要橫掃擋在它面前的一切。從二○○○年以來，中國的固定投資已增加三倍，由四千億美元暴增到二○○六年預計有一兆三千億美元。同一時期其出口增加為五倍多，預計到二○○六年可達九千億美元。投資金額佔中國GDP近一半，是由中國的銀行貸放支撐其財務資金，二○○六年前五個月這類貸款較二○○五年同期增加近八成。出口貨品繼續大多由外資廠商製造。現在預估中國貿易順差在二○○六年可望達到一千五百億美元，比起二○○五年的一，○二○億美元，增幅驚人。外匯存底在二○○八年已經突破一兆九千億美元，但美國已宣布不預備讓中國蒐購它認為具戰略意義的資產，即使中國因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一再攀高，感受極大壓力必須買下美國資產，它也不准賣。美國可以逕自拒絕中國產品瘋狂湧入，也可以進行貿易戰，片面課徵高關稅，或是中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所取得的優惠權。一旦如此，全球化將因其主帥的作法發生疑義。
我們必須佩服中國的繁榮：二○○六年前半年，中國經濟成長率仍維持在一一％年增率的高檔。同樣，我們也必須警戒，中國的成長沒法仗著銀行每年以增加近一倍的貸款給國有企業來點火、維持這種高檔數字。中國經濟成長愈是靠這種扭曲、矛盾的偏鋒，一旦情勢爆開來，問題就愈加不可收拾。誰敢想像，中國的投資額還要增加為三倍，到二○一二年達到四兆美元的規模，或者中國的出口在二○二○年之前會暴增到五兆美元？中國的企業或銀行獲利都沒好到那個地步，可以借貸足以支撐如此投資水平的資金規模；中國農村的儲蓄也不足以提供那麼大的資金奧援。中國的出口也不可能在二○一二年比出口巨擘德國高出三倍半。哪來那麼多船隻搬運這麼大量的商品？哪來的港埠集卸貨物？哪來的市場吸納它們？目前人民幣不升值，使中國出口競爭力強，但是它能不冒大幅、不穩定地增加貨幣供給之險，而該拒升值嗎？目前它已在中國各大都市造成資產價格的泡沫。
中國如果要制止失業率攀高，每年必須創造兩千四百萬個就業機會，而要達成此一目標，就必須假設過去一向奏效的經濟模式必須繼續成功，維持住近年的高成長率。我認為，中國已經陷入極大的兩難困境。它沒辦法以今天的模式繼續下去，遲早會跌回地面，只要銀行危機、或過度投資、供應過量等等，稍有風吹草動，恐怕就會崩盤。接下來的社會反應將激發政治危機，共產黨說不定會訴諸民族主義，對臺灣動武。但是，同樣艱難的是，要以更正常水平的投資與消費為基礎，加上充分參與知識經濟來調整中國的成長，就必須打造中國今天沒有的一種體制架構、一種福利制度和財產權，而且還要它們符合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需求！
目前，共產黨已經走到改革的極限，沒有創造真正多元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而且躊躇不前。例如，資本與勞動市場的改革已到了隨時會翻轉的節骨眼。中國企業所有的股票今天都可在證券市場上交易，但是黨仍要求國家持有的股份要享有特權，以便掌控企業的固定資產——因而創造出兩層的股市。下一個階段是讓所有的股東擁有同等的所有權，可是這將意謂到最後中國的企業可能都得真正私有化，屆時黨豈不就失去控制權？同時，在勞動市場上，工會得到權利可簽訂集體工資合同；下一個階段就是真正的集體談判，進而有了集體的工人自主獨立。在這兩個領域，就和其他許多領域一樣，黨可以遵循改革的邏輯，也可以試圖凍結改革，確保政治掌控。不論它走哪條路，中國都將面臨痙攣。
黨的領導人深深明白已經進退兩難。中共的重心還是鄧小平思想，堅信黨要取得正當性，只有做為經濟成功發展的領頭羊，這代表黨必須親市場、親全球化，向世界開放。但是，它愈來愈不穩定，保守派勢力日漸上升，急著要重振共產主義精神，紓緩農民貧困為優先要務，強化黨的管控，即使只賣國企少數股權給私人企業或外資，都不准。保守派勢力堅決反對對美國自由主義太過讓步，也對美國的意圖十分懷疑。胡錦濤已轉向保守派，黨愈來愈關切社會動亂猖獗、貪瀆成風，使得它在意識型態和政治正當性方面都出現危機。這是一個不再實踐革命的革命黨，也放棄了階級鬥爭。這些發展對它的道德性產生多大的衝擊，很難估計。沒有外來的究責力量使黨的幹部廉潔，對付貪瀆唯一的武器就是反貪腐運動——可是，領導反貪腐運動的幹部本身往往就是借權營私、有待檢肅的對象。黨的直覺是拔擢能依現有制度有所建樹的官員，而不是敢放手試驗永續改革的官員。
胡錦濤決定打安全牌，選擇久歷黨內組織和文宣部門、以及出身共青團的所謂「團派」幹部為第五代領導人，如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等人。這些人大多出身中國較窮的內地省份，幾乎沒有人具備外貿、財經或金融的經驗。他們是黨工、忠於鄧小平式共產主義保守觀點的人，其目標是維繫列寧主義式的統合主義，以及一黨專政的體制。
中共要仰仗這一類官員來守住陣地，由此可見它所感受到的危機。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間，解除農業集體化變成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中共高層害怕舊事重演，制止不了城市公民堅持他們應該也可仿效村級選舉，有權透過選舉要求官員承擔責任。若干程度的究責制，才是已知的有效的掃蕩貪腐、遏止巨大浪費的方法。可是，中共領導人始終抹不掉天安門事件的陰影。
中共不能搞政治改革，只能先發制人——這就是為什麼要加強新聞檢查，要針對網際網路架設防火牆，加強監視的原因——加上有限度的體制改進，如針對一向俯首聽命、配合一黨專政的司法體系予以專業化。麻煩出在這樣並不夠，中國的問題太嚴重，黨要保持控制權唯一的方法就是，對內藉威權高壓，對外搞民族主義侵略。哈佛大學教授麥法和（Roderick MacFarquhar）指出，從中國歷史來看，非得有大震撼，不足以逼它改革——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敗給日本、清廷垮台；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才帶出鄧小平。中國走向現代化和啟蒙思想體制的道路，不可能平坦。
西方需要了解中國的問題嚴重性，以及中國在尋求解決之際，經濟與政治動盪的可能性。西方必須儘可能避免強迫中國領導人，使得中國退回到經濟孤立、凍結改革過程，以免衝擊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不僅全球需求的一個重要源頭會縮小，支撐美國貿易赤字的關鍵資金來源也會失去。符合西方利益的策略是，協助中國避免此一命運，鼓勵中國在具有正當性的究責體系內和平過渡到多元主義；成為可以坦然接受自由的全球化和國際法治的國家。若是預測中國最後將變成一黨專政的經濟巨獸，會認為貿易保護政策有道理，甚且在美國弄到整軍經武、隨時備戰。
＊經濟愚人船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建構了一套國際規則與程序體系，全球化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即使美國是主要受惠國之一，它仍是透明的，對各個參與國家基本上也是平等的。降低關稅、保障外人投資和擴大資金自由流動的體系，推動了世界經濟成長，尤其一九九○年以來最為明顯。外人直接投資佔全世界GDP的份額從那時至今已增加為三倍；商品和服務的輸出也增加一半。美國有一兆美元的GDP（約為一○％）依賴全球化；英國是個更開放的經濟體，百分比就更高。
但是，這個體系承受的壓力愈來愈大。它依賴無法持續、畸型的中國高儲蓄，在無限期的未來給美國無法持續、畸型的低儲蓄提供財務奧援。低儲蓄社會的出現，已是趨勢。有一部分原因出在，大家普遍擁有財產，使得美國消費者有東西當質借的抵押品，可借錢來花，儲蓄自然降低。另一部分原因是，民生富裕破壞了自我控制，使人少了意願去推遲欲望之滿足——牛津大學教授歐佛（Avner Offer）指出，生活在社會規範較弱之社會的個人，一旦有能力時，在需求、取得與滿足其渴望上就少有節制。世界體系有幸的是，就總體經濟管理而言，當低儲蓄的現象愈來愈問題嚴重之際，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卻崛起拯救美國——當然他們這麼做是出於本身利益考量。有些評論家認為，美國其實是亞洲高儲蓄率的受害人，被迫變得揮霍無度以支撐國際體系運作；這個說法錯得離譜。大家都很清楚，不論中國是否國際體系中的成員，美國人的儲蓄率都會下降。
美國人的低儲蓄，和中國的補位，兩者都不能無限期繼續下去。二○○五年美國的經常帳赤字是八，○四○億美元（佔GDP的六．四％），比二○○四年的赤字六，六八○億美元高出不少。美國的國際債務業已超過三兆美元。它之所以還能壓得住局面有兩個原因。第一，美國從海外投資賺到的錢，是它支付國庫券和公債的利息款之三倍。這就是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借給美國人的情形。可是，美國國際債務的規模現在優勢正在消退。第二，中國、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希望把它們的貨幣匯率鎖定與美元連動，一則為加速它們對美國的出口，再則更重要的是，使它們自身在亞洲的匯率關係更可預測。透過無限期的買進美元，提升外匯存底的美元部位，它們實質上是借錢給美國，替補美國所需要的儲蓄。中國輸出到美國市場，帶動中國的經濟成長；美國得到廉價的進口物品，可以過著比實際所得水平還好的生活。
但是，經濟學有一條鐵律：撐不久的東西撐不住。我已經說過，中國的出口沒辦法以目前的速率成長下去，中國也沒辦法每年增加兩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美國也一樣陷入類似的情境。美國許多經濟學家和電視上的保守派名嘴淨講些好聽的話，說美國是個高生產力的國家，有許多市場彈性，保證投資報酬率高，因而可以繼續吸引儲蓄來支撐天文數字的貿易赤字。這是完全不顧數字邏輯的、天真的樂觀論，二○○八年的經濟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加州大學教授艾欽格林（Barry Eichengreen）對此提出說明。如果美國繼續以目前的速率成長和借貸，最後它的國際債務將達到其GDP的一五○％。那麼，外國人以中國和阿拉伯投資人領頭，勢必擁有美國一半的資本股。試看美國人針對杜拜港口世界公司案的反應就可以知道，不必到達這麼高的比重，就會激起重大政治風暴。即使美國的成長率增加一倍，龐大的貿易赤字也必將意謂外資將擁有它三分之一的資本股。在政治上，這是無從接受的結果。
艾欽格林也認為，在美國投資的報酬率也沒那麼高，不足以吸引外資到美國投資到那種程度。總之，他們寧可押寶美國的債務，也不肯投資在生產性的資產和股份上面；如果說要藉生產力吸引外資投資美國的話，恐怕未必能如願。中國和日本的中央銀行成為向美國供應外國儲蓄的主要來源，它們這麼做是基於老派的重商主義思維，認為它可以推進中國與日本的出口。如果美國因為有這麼大量的世界儲蓄湧入而投資大增，這麼做也有道理，可是美國卻導入儲蓄來維持其高水平的消費支出。
我們又碰上另一組不合邏輯的經濟數字。美國家庭的債務已經是其每年可支配所得的一二五％，不可能再繼續以三倍快於美國國民產出的速度成長下去。二○○五年美國消費者以房屋的淨值做保借錢，以前所未見的大筆金額揮霍，使家庭儲蓄轉為負值。在低通膨時代，債務也不可能消失；它們成了不斷增長的重擔子。油價高漲降低了實質所得的成長，也迫使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採行很小心的政策，維持資金低廉。簡單地講，美國沒辦法一直擔當世界成長的引擎，因為美國消費者能借多少錢，美國經濟表現能使它借到多少國際債款都有個上限。經濟學也傳來同樣嚴峻的消息。中、美成長的模式和結構必須重新調整，當然這兩個最後的大國彼此間的關係也必須調整。問題是，如何達成這一變革？
一九八○年代中期，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只及今天的一半之時，美國和國際決策者就深切明白失衡如此嚴重，將在國際市場上惹出大禍。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美國財政部長貝克（James Baker）經歷三個月的折衝交涉後，在紐約市廣場大飯店（Plaza Hotel）說服英、法、德和日同意將其貨幣升值。貝克在國際貨幣基金及當時的五大工業國家集團（G5）的多邊框架內運作，使美元貶值——貶值的幅度還真壯觀，從一九八五年二月的高峰，下挫到一九八七年底，跌幅高達五四％。「廣場協議」簽字之前七年，美國出口每年萎縮○‧七％；之後十一年，每年平均成長九‧三％，比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的成長率高出三分之一，而且製造業出口加了一倍，由二一％躍升為四二％。美國在一九九○年代仍有經常帳赤字，但地位已穩下來。至於日本，卻因日圓升值而一蹶不振，結束了一九五○年代初期以來的成長，陷入十五年的結構重整、經濟停滯，直到最近才稍見起色。這個結果害得日本苦不堪言。摩根史坦利研究員任永力（Stephen Jen）認為，一九八五年的廣場協議是日本極大的失策。然而，重點是國際體系穩住了陣腳。
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789573264293-4.php
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
China -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作者：謝淑麗
原文作者：Susan L. Shirk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8年05月01日
內容簡介
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強權有兩個非常矛盾的特色：崛起的速度很快，同時極為不穩定。作者在此書分析中國在內部所面對的矛盾：區域發展的差距、貧富的差距，以及經濟發展所帶來對民主的渴望，台灣更是「中共政權存亡的關鍵所在」
本書特色
■是強權？或仍脆弱？
在美國，每個人都問作者，脆弱？中國感覺起來一點都不脆弱啊！另一方面，在中國，每一個人也都懷疑，強權？中國不算強權吧！
■強而脆弱？
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但快速的發展卻讓中國內部隱藏許多問題，包括：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不足、貪污嚴重、環境污染、台灣問題、區域衝突，都有可能讓蓬勃崛起的中國在一夕之間倒地。
■美國主流觀點
台灣讀者對中國的認識可能比世界其他任何國家都來得深入和透徹，但透過本書，台灣讀者另一重大收穫，是瞭解美國如何看待中國、甚至希望可以「管理」中國的官方觀點。對於世界兩大強權互動，對於台灣在中國崛起所能獲得的機會，更能全盤關照。
■作者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作者長期負責亞太事務，長年接觸中國，是極為重要而活躍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問題瞭解深入，兼具學術、實務無可替代的地位。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若民主黨勝選，也是入閣的熱門人選。
作者簡介
謝淑麗（SUSAN SHIRK）曾於柯林頓總統任內擔任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是主管台海事務的最高官員，是極為重要而活躍的中國問題專家；現任加州大學全球衝突合作研究院院長。
譯者簡介
溫洽溢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世新大學助理教授，專譯史景遷作品，得到極高評價，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稱許溫洽溢「才情直追史景遷」。
國際影響力人物推薦
謝淑麗在正確的時刻寫出一本具有定論的書。──歐布萊特（美國前國務卿）
我們需要像《脆弱強權》這樣務實的書籍，來瞭解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強權。──史考克羅夫（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
中國崛起對世界各國都是一大挑戰，而謝淑麗的書點出了鮮有人注意的觀點：中國崛起對中國的領導人也是一大問題。──培里（美國前國防部長）
那些一味看好中國的人塑造出扭曲的圖像，謝淑麗的書可以讓讀者認清現實。──李潔明（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美國駐中國大使）
台灣緊鄰中國大陸，一方面具有掌握中國大陸商機的優勢條件，另方面則可能最直接面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本書直接切入驅策中國大陸之國際作為的深層動機，深刻描繪中國大陸脆弱的一面，讓台灣可以思考與中國大陸互動的模式，尋找趨吉避凶的道路。──前經濟部常務次長 尹啟銘
我在美國擔任代表之時，謝淑麗教授（Susan Shirk）以加州大學教授之身份，出任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她為兩岸之互動，帶來一股清新的風氣。她年輕、秀氣、熱情、真誠；以專業的背景，很快進入狀況，讓人樂於與她互動。
她曾與宋楚瑜先生同在美國喬治城大學求學，也曾來台訪問，基本上對台灣屬於友好，對駐美代表處算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與謝淑麗闊別多年之後，又看到她的新作【脆弱的強權】譯成中文，心中十分高興。 對於面對中共強權的人來說，不論你是台灣人或是美國人，不論你是「鷹派」還是「鴿派」，這本書所提供的觀點，也都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非常值得瞭解與參考。
這本書掀開了中國內部政治的「黑盒子」，詳盡解析驅策中國大陸國際作為的深層動機，並且提供全球、尤其是台灣一份很寶貴的參考資料：美方究竟如何「看待」及「應對」崛起中的中國大陸？
我覺得這本書的書名【脆弱的強權】很值得玩味，既是「強權」，何來脆弱？如果用「脆弱」形容，為何又是「超級強權」？看起來是充滿矛盾的說法。
矛盾的說法，或許更接近「真相」！
「超級強權」說法的根據，來自現今中國大陸的經濟繁榮與軍事力量，可說達到十九世紀以來的高峰。
另一方面，「中國或許是個崛起中的大國，但同時也是個脆弱的強權。」這是因為：中共領導人對國內的局勢有很深的危機感，擔心缺少軍方的擁戴，任何的民族主義情緒或反對運動，都會導致極大的危機。因此所謂的「強權」，又是極為脆弱的。來自內部的壓力，牽一髮足以動全身！而中國大陸一旦動盪不安，彷彿火藥庫一般，勢必對全世界造成極具破壞性的影響。
文中根據美國一項調查顯示，74%的中國人相信：兩岸關係可能引爆衝突。在本書的第七章，作者把台灣列為「中共政權存亡的關鍵」，詳述1995、96年台海危機到現階段的幾番轉折，相信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美方與中國大陸的思考模式與作為。
分處海峽兩岸的我們，如何務實地看待中國大陸崛起之後的影響與正反衝擊？兩岸的中國人，又如何以我們的智慧與理性，創造「雙贏」，避免戰爭、創造經濟榮景？！這是閱讀本書之後，讓我深思的課題。──台中市長 胡志強
謝淑麗教授於一九七一年以首批美國研究生身份進入中國大陸，三年後取得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哲學博士後，執教於聖地牙哥加州大學。
一九九三年起主持「東北亞合作對談」，邀集美、俄、中、日、兩韓六方面的官員與學者作安全對話。柯林頓第二任政府中擔任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卿。她對中國問題理論與實務兼備，本書內容精湛，由各不同界面說明大陸的優項和缺陷。她認為大陸越發展、富庶、其領導人所面對的挑戰越大，的確發人深省。──前外交部部長、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錢復
本書令人眼界大開，在詳述中國亮麗經濟發展的同時，挖掘了嚴重的內部問題。眼裡只有上海高樓大廈的觀察家信口開河，勾勒出一幅扭曲的圖像，而謝淑麗則提供一劑醒腦的務實看法。──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美國駐中國大使 李潔明
本書深刻分析過去中國崛起十年的陰影，呈現出中國在經濟成長亮麗數字背後的猶豫決策與內外壓力；但本書並非唱衰中國，反而透過對大量事件與人物的深入剖析，讓我們更為認識中國崛起的挑戰。對於台灣讀者而言，在兩岸關係將要有新展開之際，本書會是重要的參考與借鏡。──台大政治系教授 楊永明
作者用務實的態度，破解了過去對中國崛起的迷思，點出了中國的恐懼，中國的脆弱，以及美國與中國相處之道。有細部的研究發現，也有大格局的歷史思維。無論研究美中關係，還是研究歷史長河中，大國的崛起與互動，這本書都非常值得一讀。──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劉必榮
《脆弱的強權》對中國領導階層的思維邏輯有相當深入的分析，更指出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其實最脆弱或惶惶不安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而這種脆弱性，可能帶來誤判與戰爭的風險，這才是中國真正威脅之所在。本人曾在一九九○─二○○三年間，擔任李登輝總統及陳水扁總統的國家安全幕僚，閱讀本書有關台灣問題的分析時，即使事過境遷，但仍覺獲益匪淺。
台灣各界，不管喜不喜歡中國，尤其是政府官員、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主，以及學者，我都認為應該深入閱讀《脆弱的強權》。──前國安會副秘書長、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張榮豐
謝淑麗以其與中國領導官員接觸的三十多年經驗，雖不吝正視中國的崛起與強大，但卻也直陳其內部的脆弱與不穩定性，提供了讀者更深刻瞭解中國的視野及觀點。──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龔明鑫
《脆弱的強權》的觀點揉合了學者的冷靜與外交官的現實，勾勒出一幅貼近真實的中國面貌，為容易陷入兩極的台灣社會提供了一個客觀認識中國的機會！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助研究員 徐斯儉
作者序 寫在兩岸展新局之前 謝淑麗
我欣見台灣、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讀者有機會讀到中文版的《脆弱的強權》。中國的學生在課堂上認為我對中國政治的分析可信度高而且實用性?，這點尤其令身為學者的我感到欣慰。我在下筆寫這本書的時候，心中時時以中文讀者為念。
中國的未來難卜，而台灣的命運卻又與之緊緊相繫，無可迴避。中國若是經濟發展順利，且領導人能以審慎務實的態度處理對台關係，台灣的前途將得保繁榮不墜，安全無虞。相反地，若是中國領導人因受到國內威脅而偏離了原先設定的和平道路，台灣則不堪設想矣。本書就在探討此種危險的可能性。
中共領導人一貫地拿台灣議題來加強內部對黨國的認同。已故前美國眾議院院長歐尼爾（Tip O’Neil）在回憶錄中便說到，他曾當詢問鄧小平，為何老要把台灣掛在嘴邊。
「我這麼說吧，」歐尼爾開口，「對您而言，台灣應該不具任何意義才對，您還有更重要的事要操煩哪。」
「一點沒錯，」鄧小平回答。「不過這話我們私下講講就好，因為人民愛聽台灣議題，所以我才會不時地去提它。」
中共領導人老把台灣掛在嘴邊，因而人們相信倘若台灣朝獨立方向邁出腳步，中共便會以武力因應。事實上，武力衝突的危機的確存在。在二○○八年台灣總統大選開票之夕，人民解放軍就已提高警備，只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獲得過半支持，他們隨時都有動武的打算。
從沒有哪一個議題像「台灣議題」這樣，最能看出中共領導人的個性。在中國，人們普遍相信，共產黨若讓台灣獨立而不動武的話，中共必將垮台。事實上，台灣的兩位總統宣稱「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已經超過了十年的時間。北京不但沒有攻打台灣，也不曾發生大規模抗議。只是，把中共存亡和台灣綑綁在一起，這一迷思說久了便可能成真，尤其在中南海，對台採取強硬立場總是比讓步要安全許多。
《脆弱的強權》中文版問世時，馬英九已經當選了台灣總統。他表示要透過對話來改善兩岸關係。北京決策者將會如何回應？面對這一個民眾所關注的焦點，他們能否採取如同面對其它外交政策時的務實彈性作風？還是深信必須對內擺出強硬姿態，於是提出使馬英九總統難以向台灣人民交待的溝通前提？美國政府無疑會利用此一嶄新契機，促使雙邊重新展開對話。
《脆弱的強權》英文版早在一年之前便已出版，當時中國在處理對台、日、美關係上，可說是憂喜雜陳，軟硬參半，因此實難預測其將會如何回應台灣目前的新局面。有些令人鼓舞的跡象顯示，中國領導人面對台灣問題已更有信心、也更務實，並尋求以開放市場的方式?爭取台灣農民和其它經濟團體的好感與支持。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下台後，中國試圖修補一片緊張的中日關係，也說服了幾位繼任者不要參拜靖國神社。另一方面，中國卻又拒絕美國海軍船艦於二○○七年感恩節訪問香港，以顯現中國敢於挺身面對美國。二○○八年三月西藏示威事件之後，中國同樣訴諸民族主義，鼓動民眾反對西藏示威與西方媒體的報導。
我在《脆弱的強權》最後一章指出，中國政府和台灣政府直接對談不僅將改善兩岸關係，中國領導人也會受益。台海之間一旦開始動蕩，中國便只能在政治屈辱或對美台開戰作一選擇。胡錦濤若能穩定兩岸關係，即可避免此一危機。
當然，要胡錦濤這麼做並不容易。原則上，中國領導人拒絕與台灣直接對話，因為這等於承認了台灣政府的合法地位。在過去，他們始終堅持要台灣總統親口說出「一個中國」才肯坐下來談。胡錦濤若放棄這些立場，黨與軍方便可能批判他。然而，胡錦濤若能把恢復兩岸對談視為一大突破，伺機拉近兩岸距離，便能獲得人民讚許。人民只注重成果，並不在乎他是如何做到的。
個人切盼，《脆弱的強權》中文版的出版能讓讀者更加理解中共對台政策背後複雜的國內因素，進而促成兩岸和解的到來。是為序。
二○○八年三月三十日，書於加州拉荷雅（La Jolla）
內文 節錄自第七章 臺灣問題──攸關中共政權存亡的關鍵
臺灣何以對中國如此重要？
很多人往往不了解中國何以如此在意臺灣。每個國家都難以割捨其領土，哪怕是多麼微不足道的領土。但是，為何中國人甘冒與美國開戰的風險，犧牲得來不易的經濟成就，就只是為了取得離岸百餘里的小島？
這不是因為臺灣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在冷戰期間，臺灣雖然號稱是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不過美國在一九七九年之後，就不曾在臺灣派駐一兵一卒，中國也不需擔心忌憚臺灣的軍力。
中國把焦點放在臺灣，純屬內部考量，關乎政權穩固，而與國家安全無涉。中國人非常關心臺灣問題，全拜中共透過學校教科書和媒體所賜。有一位中國專家就表示，「民眾對臺灣的強烈情感，是中國教育出來的。」另一位中國的專家也說，「關於臺灣的輿論，是被五十年來中共宣傳機器所創造出來的。」
數千年以來，臺灣都不是中國的固有疆域。清朝在十七世紀領有臺灣，連同西藏、新疆、蒙古一道經略。兩百年後，清廷於甲午一役戰敗後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毛澤東在一九四○年代，親口對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表示，等到共產黨打敗日本之後，會允許臺灣獨立。
中國的教科書把臺灣和中國的歷史說成因積弱不振而飽受欺凌的前車之鑑。日本在一八九五年竊佔臺灣，而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戰勝日本，就應該把臺灣還給中國。但美國卻在韓戰期間調派第六艦隊從中作梗，使得臺灣自中國分離出去。唯有中國強大到完成統一，才能洗刷「百年恥辱」。所有主張國家統一的人都有同樣的訴求：中國對臺灣的態度無涉領土，而是關乎國家尊嚴。
一九九○年代，中共以國際舞臺上的中國國家尊嚴捍衛者自居，以爭取爭持。誠如中國研究學者克里斯汀生（Tom Christensen）所見，中共更加強調自己身負民族主義使命（即統一臺灣）。事實上，中共統治的訴求最重要的就是提高生活水準，其次就是民族主義。
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傳媒常以臺灣為題，操弄大眾情緒。有位記者解釋，「報導台灣，就有市場。這正是何以會看到這麼多頭條新聞以臺灣為題。」有些文章抓緊民意風向，很受歡迎，顯示有超過九成的人民因臺灣的緣故而被激怒。當小布希總統一時口誤，說出「臺灣共和國」，中國媒體便一片撻伐聲浪。五角大廈提出報告，指出臺灣若遭到中國攻擊，可以考慮以三峽大壩等高價值標的為報復對象，但中國報紙硬是把它扭曲成美國想要攻擊三峽大壩。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說，「我們政府承受不起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犯了絲毫錯誤，因為人民會把這當成默認。所以，政府發言人必須有所回應。」
中國人普遍相信，中共要是按兵不動，任由臺灣獨立，政權恐怕會不保。有個北京的學生這麼說，「我們若是拿不回臺灣，政府可能會失去統治權力。這顯示政府力量不足以保衛領土，屆時人民可能想要換政府，說不定甚至會要求民主。」把臺灣問題與共產黨統治正當性掛勾，使得臺灣問題成為中國政治的「罩門」。中共在臺灣問題若稍有閃失，起碼就等於遭受政治恥辱。這也意味著，如果領導人認為鞏固自身權力就一定要用武力恫嚇，那麼中國便不可能放棄對臺動武。
中國人很少說清楚，他們何以認為臺灣危機會導致共產黨的崩潰──這點就連民怨沸騰、揭竿起義也做不到。而事實上，只要接觸到北京權力菁英以外的人，自然會發現「沉默的大多數」，關心經濟發展更勝於臺灣問題。（一群地方政府的官員曾告訴我，「人民真的不太在意臺灣問題，只有政府關切。」）
一位北京的教授就說，「我認為中國是可以讓臺灣獨立的。中國已強大到足以承擔這個後果。但這話我只能對我太太和一、兩個朋友提，不能向外人說。但我太太並不同意我的觀點。」這位教授認為中國領導人可扭轉民意走向，例如提出新的主權觀，但「他們得先相信這類概念，但他們並不相信。而且，這樣的概念在政治上也是一大危險。他們會被罵成漢奸。就算是柔性政策當道，這種話在中國也是說不得的。」
有個中國作家放言高論，「要是為了臺灣問題而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我們或許不能抱持期待大多數的大陸人會不惜慘痛代價，為了成敗未卜的結局，積極支持軍事抗爭到底。」
然而，中共政權存續和臺灣問題息息相關的迷思卻是如此根深柢固，以至自成一個政治現實，尤其是在中共權力核心。所以，一旦槍聲響起，中國人勢必會團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旗下。
其他的外交事務或許還容領導高層或外交部與聞，唯獨臺灣問題例外，它是毛、鄧、江、胡等中國最高領導人專屬的決策權力。領導人對臺的政策走向取決於三方面因素：國內政局、臺灣內部的情勢，以及美國對兩岸問題的動向。中國領導人對自己的權力越有信心，就越能自我克制，採取較為靈活的對臺政策。但臺灣總統若是老在兩岸問題上逞口舌之快，北京任誰也不能主張溫和審慎的路線。美國的動向也是重要關鍵。白宮假使能積極遏阻臺灣煽風點火，將有助於中國領導人自我克制，避免過度反應。
中國領導人衝著臺灣的每句聲明、每個動作，都是說給國內聽、做給國內看的，其次才是讓美國人知道，寄望美國人能約束臺灣，最後才是針對臺灣的。上海有一位教授就說，「領導人是丟不起面子的。」
蘿蔔更甜，棒子更硬
很多中國人從九五─九六及九九年的危機中得到一個教訓，單憑武力來壓迫臺灣注定會失敗。耀武揚威只是徒增臺灣人對大陸的反感，讓臺灣人更仰賴美國人的保護，而且還強化了美日軍事同盟關係。若要制止臺灣走向獨立，回歸正途，就必須採取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軍事壓力顯然無法奏效，我們必須另謀他途，」有位政策幕僚如是說道。
江澤民以這種兩手策略來凝聚領導高層的共識：一方面整軍備戰，另一方面又向「臺灣同胞」伸出友誼之手。利用所謂的「統戰策略」博得臺灣的人心歸向，贏得臺灣人對中國政策的信賴，同時還可對臺獨人士施加壓力。統戰策略還有個好處，讓華盛頓為北京的明理作風喝采，把為台海緊張局勢歸咎於臺灣這個「麻煩製造者」。胡錦濤蕭規曹隨，更把這兩手策略發揮得淋漓盡致，與臺灣的幾個在野黨建立對話管道，寄望二○○八年陳水扁兩任總統任期屆滿之後，由這幾個黨產生新總統。
不過，國內政局仍制約著中國領導人對臺政策的彈性和懷柔的程度。中國對其他國家採取務實政策，相較之下，對臺方針就只能遷就國內政治，被一些象徵性的原則議題所牽動。
有心更上一層樓的官員在涉臺議題就非得擺出強硬架勢，因為臺灣問題涉及原則立場，不容寸步妥協。「提出看似軟弱的創見不啻形同自殺」，一位政策幕僚這麼說。所以，任何對臺的正面態度也都得擺出強硬的態勢。譬如說，有位記者記得溫家寶說過關於臺灣的一段話，「只要還有一絲成功的機會，就不會放棄和平統一。他之所以能這麼說，是因為他之前先說了，我們不計任何代價，也要阻止臺獨。所以他是把這兩點並陳。」胡錦濤雖端出積極的誘因，不過也把動武說得更像一回事。套用戰略分析家時殷弘的說法，胡錦濤一方面「要胡蘿蔔更甜」，但另一方面還得讓「棒子更硬」。
在這種僵窒的政治氣氛中，對臺政策根本出不了有創意的想法。相較於中國對日、對美政策，領導人很少就對臺政策諮詢政策專家。「領導人自認他們了解臺灣，因為都是中國人。」所以對臺政策的創新構想往往出自能不受政治批判的元老，也不足為奇了。
「一中原則」的緊箍咒
不過，教條僵化和政治正確還是限制了中共領導人，沒辦法提出真正吸引臺灣人的條件。官員當然會留心政府有關臺灣聲明的用字遣詞，但是中國傳媒和輿論並不太注意。中共黨內菁英一如羅馬教廷，死守原則，拘泥不化。鄧小平常感嘆，黨內意見凡有僵持，「左」總能壓倒「右」。幹部心中有數，遵守建國元老立下的準則要比提出創新思維來得穩當。中共一旦確立對臺立場，政治人物不願改變也不願放棄，唯恐被評為示弱。臺灣方面會如何回應是料不到的，所以提出新想法的風險更是加倍。臺灣若是被內部政治帶著走，拒絕了中國，繼續推動法理獨立，就會讓中國政治人物看起來有如蠢蛋。即使臺灣正面回應，中國政治人物也會疑心，一定是因為自己做了太多讓步。
「一國兩制」就是這種僵化的例子。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倉促提出這個架構，用以勾勒臺灣與中國大陸統一後所能享有的自治條件。中國也把同樣的架構用在一九九七年回歸的香港，香港所享有的自治程度比不上提給臺灣的條件。譬如解放軍進駐香港，但中國承諾臺灣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北京擁有否決權，決定香港從殖民地轉向民主體制的政治進展幅度，但在鄧小平的原始構想，中國無意干涉臺灣的民主體制。北京政府把「一國兩制」緊緊套在香港身上，在臺灣的眼中，已使「一國兩制」的構想大打折扣。（臺灣領導人不相信香港自一九九七年主權轉移之後是怎麼發展的，尤其是在北京插手香港政治事務時。）
我有一回在滿屋子的中國留美學人面前發表演講，提出了一個看法，我認為北京有必要創造「一國三制」之類的新詞彙，以與香港做區隔，也讓臺灣人覺得更有吸引力。臺灣人不可能支持統一，除非統一確實能使臺灣人過更好的生活。官員和政策幕僚私下也同意，應該拋棄「一國兩制」的說法。碰到其他外交政策議題，中國的實用主義或許還管用，但是鄧小平提出的構想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在江澤民時代，兩岸的任何協商都須以「一中原則」為前提。北京拒絕與臺灣對話，除非臺灣當局接受「一中原則」。北京公開堅持，臺灣總統必須親口說出「一個中國」這個咒語，臺灣總統要是順了北京的意，看在台灣人民眼裡就無異示弱。反正臺灣總統和中國領導人裡頭，一定會有一個面子掛不住。柯林頓和小布希政府都曾敦促北京開啟兩岸對話，不帶任何前提條件，但江澤民或胡錦濤都不敢這麼做。
「胡錦濤這時候的政治權威有限，還不敢提議以不預設任何條件的方式與臺灣對話。」一名解放軍軍官在二○○四年表示。「江澤民的影響力仍在，他才是真正的當家，但就算是江澤民也沒有政治實力處理這麼敏感的問題。而胡錦濤現在並不想損及自己的威望，因處理臺灣問題而招致批評。」
中國的政治菁英緊抓著「一中原則」不放。中國從一九七九年就想透過三通把臺灣與中國大陸綁在一起，可是到了二○○二年，卻還把「一中原則」列為與臺灣直接通郵、通商、通航「三通」的前提。
北京明白表示，絕不承認臺灣政府的正當性。北京一點情面也不給臺灣，結果就妨礙了旅遊經貿這類實務議題的談判。北京堅持和個別產業代表討論經濟議題，臺灣官員只能以產業界顧問的身份列席。中國與臺灣雖然都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但在WTO裡，中國代表極少與臺灣代表交談，因為這等於是在暗示臺灣政府擁有主權。中國要是不能放下身段，直接與臺灣對話，和平統一恐怕是困難重重。
江澤民在擔任總書記的最後一年，很想在統一一事有所作為，希望臺灣因受到經濟衰退之苦，或許會同意兩岸三通。江澤民也有意跟剛上台的小布希交好，啟程前往德州克勞福德（Crawford）小布希的農場。江澤民掌權已有十年，權力基礎穩固。在此情勢下，江澤民終於能凝聚黨內共識，對臺灣提出稍具彈性的政策。江澤民調整「一中原則」中對一個中國的界定，以緩和臺灣方面的反感，不再把「中國」定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臺灣只是附屬其下的一省。調整後的新說法是：「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其目的在於展現中國的統一是基於對等原則，而不是「誰吃掉誰的動作」。這開啟了兩岸共享主權安排的可能性。
譯按：中共提到一個中國原則，向來的官式說法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在十六大時，江澤民在「政治報告」中，拋出一個中國的新三段論公式：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北京甚至還提出更優渥的選項。臺灣可以接受「九二共識」的曖昧結論，兩岸各自解釋一個中國的涵意，而不必屈從對方的一中定義。熟悉兩岸關係的美國專家卜睿哲（Richard Bush）說這是「用象徵的假花為藉口，以重新展開對話。」然而，陳水扁總統說不出自己支持九二共識，不願派談判代表前往北京。
值得玩味的是，這兩個說法在中國內部並未廣泛使用，一般還是把臺灣視為中國的一省，「一中原則」仍是不可動搖的底線。（二○○五年，胡錦濤再度提出臺灣可能接受的「一中」新解，即所謂「兩岸一中」。但陳水扁還是無動於衷，拒絕接受，胡錦濤只好作罷。）
譯按：「兩岸一中」是二○○五年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訪問中國大陸時，與胡錦濤共同提出的概念。
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學者、前國家安全會議官員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倡議兩岸簽署「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在一定期限之內（譬如五十年）維持兩岸現狀不變。有個北京的政策幕僚說，李侃如立意雖佳，但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公開附和，因為人民或官員會反對為了妥協而放棄在這段期間之內完成統一的希望。
臺灣新總統，兩岸漸行遠
陳水扁在二○○○年三月當選總統之前，數度以臺北市長的身份訪問華盛頓，私下與多位美國官員會晤，也包括我在內。陳水扁當時急於表態，他與民進黨內臺獨基本教義派有所差別，且有心藉著對中國暫時妥協以締造兩岸新局。
當陳水扁在二○○○年從三位候選人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我們很憂慮北京的軍事反應，警告北京切勿採取挑釁。不過，基於過往的印象，我們也心存期待，陳水扁或許能出奇不意，做出相當於「尼克森對中國」的壯舉。美國駐臺北代表敦促陳水扁，盡快澄清意向，以安撫北京的焦慮。
陳水扁在當選和就職演講中，字斟句酌，釋放正面的訊息。陳水扁雖沒說出「一個中國」，但確實承諾只要中國無意對臺動武，保證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中華民國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公投，也沒有廢除國家統一綱領和國家統一委員會的問題，也就是泛稱的「四不一沒有」。陳水扁還貼近北京的要求，提出「未來一中」的講法。不過，北京驚魂未定，內部還在苦思因應對策，一時還無法做出正面回應。
中共為了避免九五年軍事恫嚇造成反效果的歷史重演，在接近臺灣總統大選大段期間，一直極力克制。誠如中國官員所說，他們不想再幫陳水扁助選。江澤民既要擺出強硬姿態，又得壓抑自我，據說他發佈對內講話，長篇大論，要解放軍加速對臺動武的準備。不過，解放軍軍頭張萬年還是按捺不住，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出言威脅，「臺獨就等於戰爭」，這篇講話還登在《人民日報》上。朱鎔基在一九九九年美國之行鎩羽而歸，位子不保，或許是為了穩固國內地位，在臺灣總統大選前夕公然警告臺灣人，不要「衝動，否則後悔就來不及。」
陳水扁當選，北京一片愁雲，軍方加強備戰，不過軍演保持低調，以免在準備不及的情形下挑起爭端。「陳水扁當選之後，確實有人主張動武」，根據北京臺灣研究專家的說法，「但我們試圖解釋，陳水扁勝選是因為國民黨分裂，造成三強競逐的局面，而不是因為主張獨立的政黨的支持度擴大。」
陳水扁聽起來心胸算開放，所以中國政府先觀望，「聽其言，觀其行」，而且也避免直接點名批判陳水扁。不過，領導班子裡頭（也包括江澤民在內），沒人敢正面回應臺獨政黨的總統。「江澤民如果單方面讓步，就會被視為叛徒，到時候會爆發示威風潮」，當時一位主管對臺政策的知名幕僚這麼說道。「這時我若還提出新的讓步，就會成為別人攻擊的箭靶。」陳水扁這次沒得到中國方面善意的回應，就沒再用心化解兩岸的敵意。
愛臺灣，真辛苦
胡錦濤凝聚領導班子共識，對臺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有《反分裂國家法》，提升戰備，堅定陳述原則以表示強硬姿態；一方面對臺灣人示好，爭取臺灣的民心。胡錦濤有一則指示在黨內流傳，但不曾對外公開：「備戰、求談、不要怕拖。」最後一點顯然和江澤民急於完成統一大業相牴觸。熟知胡錦濤思維的政策幕僚說，江澤民的失敗殷鑑不遠，胡錦濤絕不能讓自己的政治命運繫於統一大業。胡錦濤和溫家寶把自己的政治遺澤定位在扶助中國窮人脫貧。「胡錦濤比江澤民更務實」，有位教授說，「他知道統一是急不得的。」
胡錦濤在有任何積極動作之前，會先想辦法鞏固自己當個領導人的威望，他絕不會丟掉臺灣。（胡錦濤已經展現過強悍作風，贏得軍方和統治班子的青睞；他在擔任西藏書記時施展鐵腕，之後在二○○三年SARS風暴和潛艦意外事件之後，撤換失職官員。）胡錦濤除了《反分裂國家法》之外，還針對臺灣發表新的聲明。他在二○○四年五月十七日的聲明，就贏得中國政策圈的好評，有位政策幕僚說這是「二十年來頭一個不是光回應臺灣的新聲明。」也有專家指出，這是「自二○○○年以來就臺灣問題所發表最重要的聲明。」這個措辭強硬的聲明意思就是：「我們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絕不妥協……對臺獨絕不容忍……中國人民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持徹底粉碎臺獨分裂圖謀。」在二○○五年三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胡錦濤也提出對臺事務的指導原則，並通過《反分裂國家法》。這個對臺指導原則有威逼、也有示好，不過中國政府卻說這個指導原則是「四個絕不」，凸顯了強硬的這一面。
譯按：謝淑麗描述的新原則即是所謂「胡四點」，這原是胡錦濤在接見全國政協時，針對兩岸關係所提的四點意見。其內容是：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妥協；第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改變；第三，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第四，反對臺獨分裂活動絕不妥協。
中共固守一個中國原則，在此基礎上重新與臺灣在野黨和各工商團體建立統一戰線。中共的設想主要是在政治上孤立陳水扁和民進黨，鼓勵其他團體封殺陳水扁的臺獨訴求，又可為二○○八年臺灣大選的兩岸新局奠定有利基礎。二○○五年五月，中共先後邀請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這組二○○四年總統落選人訪問中國大陸。連、宋在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時年紀還小，之後就不曾再踏上大陸，他們的返鄉之旅成為電視大肆轉播的焦點。北京的親善態度在中國人、臺灣人、美國人之間引起迴響。中國政府沒讓連戰空手而回，承諾大量進口臺灣水果，並給予免關稅的優惠，放寬大陸觀光客赴臺觀光，贈送臺灣兩隻熊貓。贈送熊貓之議在兩岸引起廣泛注目（包括該給這對熊貓取什麼名字，有人開玩笑說就命名為「特洛伊熊貓」），陳水扁政府以臺灣的動物園無法妥善照料熊貓為由，拒絕了大陸的好意。
中國領導人允許電視臺向中國人民實況轉播這兩位臺灣政治人物發表演講（這是仿效一九九八年柯林頓演講的模式），予人頗有自信的印象。（連戰在臺灣人的印象中，是個拘謹呆板的政治人物，不過到了大陸卻一反常態，熱情洋溢、侃侃而談，讓大陸的政治人物相形失色。）
連、宋的大陸行才結束，中國的溫情攻勢又至。胡錦濤在二戰結束六十週年紀念發表演說，承認國民黨對抗戰勝利的貢獻，並邀請若干國民黨元老前往出席紀念儀式。中國大學當局宣佈，臺灣學生的學費與大陸學生一樣。北京政府將會承認臺灣的大學學歷，允許臺灣的醫生赴大陸執業。大陸觀光客開始抵臺觀光。中國與臺灣的首度貨運直飛，於二○○六年七月抵達上海。中共又利用「水果外交」，討好臺灣農民。中國向國民黨洽購兩千噸的臺灣香蕉，以穩定因生產過剩的香蕉價格。
《反分裂國家法》的宣傳攻勢和連、宋的大陸之行有助於中國驅散籠罩兩岸關係的悲觀氣氛，營造「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印象，也紓緩了中國領導人承受必須動武回應臺灣挑釁的壓力。不過，胡錦濤還沒把握可以提議與臺灣政府直接對話，擱置以一個中國作為兩岸接觸的前提，或是允許民進黨低階官員和學者訪問中國大陸。曾銜命擔任兩岸談判的代表汪道涵辭世時，中國政府即婉拒臺灣方面派代表前往弔唁。
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789573263067-1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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