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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劉德凱主演的33集中劇《劉銘傳伝》是否因為不是在台灣拍的，不然劇中的原住民部分怎演的那麼假？至於劉的撫番更是美化，還編劇了將侄孫「朝代」入贅番社、嫁給「詩媛」。

我認為與在那兒拍並無必然關係，而是立場的問題，前評《風中緋櫻》就較真實。

「真實」旣然是比較性的，那吾人應可接受日人藤井志津枝在《理蕃》（文英堂，2001）一書的結論：

「清代『撫墾局』和日据時期『撫墾署』，雖然都提倡『撫育』或『綏撫』政策在字義上好像相同，但在政策的推行上含有不同的方法：前者重視教化、授產、施醫等感化教育，後者是在尚未擁有絕對優勢武備鎮壓之前，不得不暫時因襲前制而採用的敷衍政策…但是其後為推動軍備擴張和國內產業資本主義政策，而急迫需要殖民地的奶水…從此以後，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對原住民政策，不再沿襲清代的『撫蕃』而改稱『理蕃』。『理蕃』乃參照西洋對付殖民地原住民的概念與方法，涵蓋著日本帝國尚未完全收歸『蕃地』為『國有地』之前，用以武力達成整頓『蕃人』『蕃地』的意圖。」(p.278-9)

是嗎？那《風中緋櫻》中受日本教育的男女怎也有接受「理蕃」所帶來的現代化？其下一代更有自願参加「高砂義勇隊」為日本賣命者！

藤井氏認為：「然而，從台灣原住民的座標來看總督府在『蕃地』推行的『現代化』政策過程，可以說是為其民族的尊嚴和生存奮鬥的輝煌抗暴運動史。」(p.291)

這怎麼說呢？《風中緋櫻》的片尾就在進行歷史對話，有認為受皇民教育洗腦，有認為為追求統治者認同，娥賓則認為是原住民勇士死在戰場的自我認同。

要是歷史都是如此相對的話，那劉璈反對劉銘傳治台的三大政策：撫番、清賦、和國防鐵路煤礦等建設（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正中，1969，p.169）。就沒對錯可言了？

二劉當時真的如劇中所演如此善惡是非對錯二分嗎？如依連雅堂在《台灣通史‧劉璈列傳》所言：

「五月，防務大臣劉銘傳至，經理台北，而以台南委璈，當是時軍務倥偬，需餉孔亟，道府兩庫存銀百五十萬兩，銘傳命撥五十萬，不從，又以兵備道加營務處，例得上奏，頗不受節制，銘傳啣傳。六月，法艦攻基隆、敗，再攻復敗，士氣大振，銘傳忽撤兵失地，璈揭其短，且言李彤恩矇蔽之罪，宗棠据以入告，嚴旨譴責，褫彤恩職，銘傳愈恨之…連橫曰：皆有經國之才，使璈不以罪去，輔佐巡撫以經理臺疆，南北俱舉，必有可觀。而銘傳竟不能容之，非才之難，而所以用之者難實有以哉。」

連橫太鄉愿了！現代化改革的劉銘傳豈能與保守傳統的劉璈共事？

改革與保守相爭結果如何？滿清滅亡！

誰理你們爭論歷史的真假是非，劇裡頭勾心鬥角的政爭、浩大的戰爭場面、還有兒女情長的戲，好看就是了。

 

33集連續劇《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

導演：黃力加

編劇：張笑天、史航、顧岩、王軍
單位：
　　安徽省委宣傳部
　　中央電視臺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
　　北京欣穎世文化有限責任公司
　　北京金英馬影視文化有限公司等單位
　　聯合攝制單位：
　　安徽省委宣傳部
　　北京欣潁世文化有限責任公司
　　上海天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北京世紀精彩文化有限責任公司
　　合肥榮事達集團公司
　　北京金英馬影視文化有限責任公司
演員:
　　劉德凱飾劉銘傳　
　　沈傲君飾劉淑婷
　　王菁華飾陳展如　
　　斯琴高娃飾慈禧
　　樊志啓飾劉璈　
　　牛清風飾李彤恩

劇情介紹

　　該劇以劉銘傳抗法保臺、策劃建省、開發建設臺灣等曆史事件爲主線，客觀、形象地展示出臺灣在那段曆史中的風雲變幻，以及海峽兩岸人民呼喚民族團結、渴望祖國統一的心聲。
　　公元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法國侵略者在中國的藩屬國越南挑起事端，大舉進攻中國駐軍，援越桂軍遭受北寧慘敗。法國向中國提出巨額賠款要求，因目的未曾達到，惱羞成怒，派中將孤拔率領遠軍艦隊開赴中國，企圖占領臺灣港口，迫使清政府屈服就範。
　　戰報傳到京城，朝廷震怒，清議沸騰，戰和兩派爭執不下。面對危難局勢，剛剛掌握朝廷實權的慈禧決心與法軍開戰。于是急招歸隱已久的淮軍大將劉銘傳回京，臨危受命，以巡撫銜督辦臺灣軍務，擔負起保臺抗法的重擔。此事遭到湘軍老帥左宗棠的強烈反對，認爲劉銘傳好大喜功，品行不端，不可委以重任。劉銘傳幾經周折，終于得到朝廷信任，總算得以成行。
　　爲了打擊清政府，在談判桌上獲得優勢，法軍准備截殺劉銘傳。劉銘傳得知此事，以談判副使的身份來到上海。又故意出入青樓妓院，迷惑法國人。經過巧妙周旋，終于有了機會，即將成行。不料，援越淮軍在越南觀音橋打了勝仗，慈禧突然變卦，命劉銘傳繼續留在上海參與談判。更讓人憂慮的是，臺灣兵備道劉璈擔心劉銘傳抵臺後自己地位不保，縱容其子劉浤將劉銘傳收養太平天國護王之女劉淑婷一事透露給朝臣。滿朝爲之嘩然。
　　法方的無理要求再次激怒慈禧，用人之際，有意庇護劉銘傳，便勒令劉銘傳盡快赴臺。而此時孤拔已經封鎖海面，劉銘傳一時進退兩難。無奈之下，劉銘傳接受了日本人的幫助，乘商船駛往臺灣。
　　劉銘傳抵臺後，立即整頓軍務，積極備戰。然而，臺灣戰備松懈已久，一旦交火恐怕不堪一擊。再加劉璈父子對劉銘傳恨之入骨，湘、淮兩系將官矛盾重重。面對衆多棘手問題，劉銘傳憑著自己的智慧和魄力逐一解決。
　　1884年8月4日，法軍統帥孤拔向中國基隆駐軍送來“勸降書”，被嚴詞拒絕後，發動首次進攻，轟炸了基隆炮臺。面對敵強我弱，劉銘傳沈著應戰，傳令部隊撤出陣地，誘敵深入。法軍不知是計，登陸後拼命搶占制高點。清軍趁機伏兵四起，將法軍打得慘敗。孤拔一怒之下炸毀了福建馬尾船廠，打破了馬尾、基隆互成犄角之勢。隨後孤拔又封封鎖臺灣。
　　當法軍卷土重來之時，劉銘傳考慮到滬尾的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毅然決定令人炸毀基隆煤礦，使法國兵艦得不到煤的補給。又采納李彤恩的建議，主動撤出基隆，全力保住滬尾。因爲滬尾一旦失守則臺北危機，若臺北淪陷則臺灣不保。他的撤基保滬這一決定，卻不被大多數人理解。湘系將領孫開華等人激烈反對，自己的淮系將領曹國忠等人跪地哭諫。劉璈父子爲使事態惡化，煽動不明真相的番民滋擾鬧事。但劉銘傳毫不動搖，喝令“有不遵令者斬”。他明明知道大清律裏有“失地失城者斬”的律令，爲了戰略決策，卻不得不強行爲之。
　　兩軍交火，法軍輕易占領基隆，卻發現基隆已是一座空城。戰艦得不到足夠的補給，無法長期作戰，孤拔不得不強攻滬尾。劉銘傳在滬尾再次大勝法軍。孤拔不甘失敗，率艦隊北上攻擊定海。激戰中，孤拔本人也中彈負傷，不久，在澎湖郁郁而死。中法戰爭就此結束。
　　在請功奏折名單中，劉銘傳把湘系將領孫開華等人列在首位，而對立下戰功的兒子、孫子卻只字未提。宣讀完嘉獎聖旨，那些懷疑過劉銘傳，或有門戶之見的下級全都痛哭流涕。他“親者嚴、疏者寬”的風範贏得了人們的尊重。
　　滬尾大捷使劉銘傳名聲大噪，也使他的對手越發忌妒不安。劉璈急忙上書彈劾劉銘傳，又鼓動在福建的左宗棠上折嚴參劉銘傳。左宗棠雖力主抗法，卻對淮系積有舊怨，在陝西任上又曾與劉銘傳交惡。此前，他精心營造的南洋水師和馬尾船廠，一夜間在法軍的炮火下化爲灰燼，正無法挽回面子，于是借劉銘傳“擅自丟失基隆”一事上折。表面看是在參劾劉銘傳的屬下李彤恩，矛頭卻明顯指向劉銘傳。當朝廷下令將李彤恩革職時，劉銘傳大爲氣憤，一邊上折爲李彤恩申辯誣，一邊以不視事來抗議，直到朝廷收回成命。
　　通過中法戰爭，劉銘傳意識到臺灣防務的重要。爲了臺灣，爲了整個國家的安危，劉銘傳毅然上書朝廷，提議臺灣建省。朝廷卻以經費緊張爲由，一再推諉此事。劉銘傳借回京敘職之機，在朝臣中大造輿論，稱已將老家的財産全部變賣，捐助臺灣建省，他本人也情願老死臺灣。左宗棠等老臣也主張臺灣建省，慈禧無奈，只好答應建省，卻不撥給所需經費。
　　臺灣建省。劉銘傳當上了臺灣的首任巡撫。一敗塗地的法國人依然從清政府手中得到了部分賠款。劉銘傳在氣憤之余感到國力衰微所以才受人欺辱。本來就主張興辦洋務、振興國家的劉銘傳此時更想在臺灣大幹一場，把臺灣建成一個向西方看齊的工業、商業和實業的強者。
　　爲了籌集建省資金，增加稅收，劉銘傳采納李彤恩的建議，實行清丈土地，清賦。這一舉措受到地主豪紳的強烈反抗，一旦他們過去對土地的隱報露了餡，以後就要多交很多賦稅。于是，林氏望族借逼死人命爲由，在巡撫衙門前聚衆鬧事，還爲劉銘傳擡來一口棺材。李彤恩挺身而出，承擔責任，爲劉銘傳開脫“罪名”。劉璈的兒子劉浤卻借機興風作浪，一面制造事端挑撥番民與官府對抗，一面與日本人勾結，企圖借刀殺人，除掉劉銘傳。
　　日本人爲達到侵占臺灣的目的，希望介入臺灣重要設施的建設，要參股鐵路。劉璈得到日本人的資助，以爲自己爲鐵路建設籌集資金功不可沒。劉銘傳卻十分懷疑這些錢的來曆。經多方查證，終于查出幕後操縱者是日本人。劉銘傳將這筆錢原樣歸還。劉璈對劉銘傳更加憤恨。
　　劉銘傳看出了日本人的野心，無比憂慮，時刻提防著日本人的陰謀。在對待日本的問題上，劉銘傳和劉璈的矛盾再次激化，不得已，劉銘傳只好上折彈劾劉璈，劉璈被發配寧古塔。劉銘傳剛爲以後少了一大對手而舒了口氣，不料劉璈又回到臺灣，官複原職。是劉浤要隨父戍邊的孝心打動了慈禧。
　　鐵路線經過湘軍“霆字營”將士的墳墓。湘軍主將孫開華率領部分湘軍坐守墳地，聲稱誰敢驚動長眠的弟兄便以死相見。湘、淮之怨又起。劉銘傳曉之以理，無效，只好爲自己修建墳墓，以示身後葬在臺灣的決心。孫開華聞之歎服，主動請求爲“霆字營”的弟兄遷墳。
　　爲了讓當初炸毀的煤礦早日出煤，以備臺灣今後戰時用煤，劉銘傳決定將煤礦承包給外國人。劉璈將此事報知朝廷，朝廷痛駁劉銘傳與洋人的這種合作方式有失國體。劉銘傳預感自己在臺灣的時日已不多，爲了臺灣的未來，劉銘傳四處奔走，希望沈應奎能成爲下一任的臺灣巡撫。爲給沈應奎排除障礙，他繼續參劾劉璈。慈禧爲讓劉銘傳離開臺灣，欲擒故縱，先將劉璈的官職罷免。
　　劉浤爲給父親泄憤，懷揣日本人提供的炸彈，朝剛剛從巡撫衙門出來的劉銘傳撲去。劉浤被炸得血肉橫飛，劉銘傳卻安然無事。劉璈得知兒子被炸，悲痛欲絕。獨自來到劉銘傳府邸下帖，要他次日單身赴宴，聲稱有話敘談。
　　湘軍主將孫開華，聽信劉璈誘導之言，不顧越權之嫌，毅然參劾劉銘傳“違制律私罪”。
　　劉銘傳准時赴宴。劉璈拿出一道擬好的奏折，說上面參劾劉銘傳征戰有功，撫民有德，卻欺哄朝廷，敗壞綱常，以臺灣爲注，博自己之聲名！要劉銘傳將折子轉奏朝廷。說罷狂笑幾聲，服毒自盡。劉銘傳深感意外，劉璈爲了搬倒他，不惜屍諫。
　　沈應奎勸阻劉銘傳不要將劉璈的遺折公睹與世，劉銘傳不從，以八百裏急送將其發出。不久聖旨傳來，要劉銘傳回京敘職。劉銘傳動身之時，臺灣百姓聚在碼頭，贈萬民傘，含淚相送……
　　劉銘傳在京遇到邵友濂，得知他即將赴臺灣新任巡撫，不禁眼前一黑，深知此人精于官道，預感臺灣將斷送此人之手。慈禧召見劉銘傳，對他好言安撫，賞賜各樣物品，要他回家養老，以示皇恩浩蕩，卻只字不提臺灣。當劉銘傳蹣跚而去，慈禧又讓人給劉銘傳追送一份西洋點心，說它酥脆松軟，一點也不費牙口。
　　邵友濂繼任臺灣巡撫後，爲討好朝廷，將劉銘傳推行的所有新政廢除，劉銘傳的經營多年的心血付水東流……
　　公元1895年，《馬關條約》簽定，大陸痛失臺灣。日寇登陸進襲，臺灣軍民再次攜手抗敵。在劉老圩賦閑的劉銘傳得此消息，口吐鮮血……

　　分集介紹

　　第一集

　　一八八四年二月，法軍入侵清朝藩屬國越南。援越桂軍遭受北寧慘敗。劉銘傳看罷前方將帥的遺書，十分激憤。
　　敗績傳進北京，朝廷震怒，戰和兩派爭執不下。慈禧有心一戰，卻又擔心大清再敗，影響議和。急召老臣左宗棠和李鴻章回京議事。
　　醇親王和禮親王揣度慈禧的心思，決定主戰，並向慈禧舉薦淮軍悍將劉銘傳出山抗敵。李鴻章抵京後連夜進宮，向慈禧奏陳談判議和。慈禧將他一頓怒斥。
　　皖北，劉銘傳收到浙江巡撫劉秉璋的書信，得知朝廷即將召他出山，率兵抗法。考慮聖旨不日到來，劉銘傳故意躲走。
　　劉銘傳抵達杭州，直接去見劉秉璋。劉秉璋要將劉銘傳強行留住，在此侯旨。劉銘傳這才向劉秉璋表白心迹：眼下中法之戰在即，如果朝廷不給自己統轄一方之權，決不接旨出山。
　　法國海軍中將孤拔，向海軍部要求迅速進攻中國北方的港口，直接威脅北京。海軍部警告他，法軍的目的只是想據地爲質，向中國索要賠款。福州馬尾和臺灣基隆，才是法國艦隊攻擊的目標。
　　劉銘傳和劉秉璋正在商談，欽差突然抵達府門外，劉銘傳只好接旨，謊稱眼疾耳疾複發，不能晉京面聖，並上疏以病請辭。

………………………

　　　第三十三集

　　劉璈下帖請劉銘傳赴宴。陳展如擔心劉璈在設鴻門宴，勸阻劉銘傳。劉銘傳爲了讓湘淮兩系以誠相見，欣然前往。
　　臺中劉璈府客廳，劉璈和劉銘傳對面而坐。劉璈將多年內心所想一一向劉銘傳說出。他已擬好一生中最後一道折子，參劾劉銘傳。托劉銘傳轉奏朝廷。而後將一杯毒酒一飲而盡。
　　劉銘傳府邸書房，盡管沈應奎一再勸阻，劉銘傳還是將劉璈的遺折以八百裏加急發出。劉銘傳接到聖旨，來到劉璈的墳墓，告慰劉璈，他的屍諫成功了。
　　基隆碼頭。林維源獻上萬民傘。劉銘傳看著萬民傘拿著萬民幡，老淚縱橫。
　　在頤和園門口，劉銘傳碰到了滿面春風的邵友濂，他剛剛被簡放臺灣巡撫。劉銘傳總算見到了太後，太後溫言撫慰，賜他同坐共食。劉銘傳還想提起臺灣，卻總被太後岔開話題。
　　劉銘傳回到老家劉老圩。
　　甲午戰敗消息傳來，劉銘傳恍若未聞，一個人在放滿亡靈的祠堂裏走來走去。
　　日寇登陸進襲，劉朝帶與愛侶馬來詩媛並戰同死。劉淑婷、林維源、丘逢甲等人也都再次成爲戰士。林維源身披朝廷頒賜的黃馬褂，猶如耀眼的戰旗……
　　公元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定,大清痛割臺灣。劉銘傳聞訊悲憤萬分，噴血而亡。
　　公元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重回祖國懷抱。
http://baike.baidu.com/view/530916.html?tp=0_00

 

劉銘傳‎＞百度百科

 

　　劉銘傳（1836年9月7日，道光十六年生－1896年1月12日，光緒二十二年逝世），字省三，號大潛山人。在家中排行第六，因爲臉上凹凸不平，被稱爲六麻子、劉麻子或劉六麻子。安徽合肥西鄉人（今肥西縣銘傳鄉），是中國清朝末期的一位將軍和大臣，是淮軍重要將領，臺灣省首任巡撫。

　　生平

　　劉銘傳出生窮苦，11歲喪父，生活極爲艱苦。18歲時放棄讀書，落入江湖，曾一度上山做強盜。1856年他的母親因爲受牽連自殺。劉銘傳還鄉做團練。他曾一度想加入太平天國，但沒有這樣做，同時他一開始也反對清政府積極對抗太平天國。1857年劉銘傳拒絕當時合肥知縣的求救而被捕，此後不久又被釋放。從此他投靠李鴻章的淮軍開始加入對太平天國的戰爭。1864年劉銘傳所率部隊攻克常州，俘虜陳坤書，被因此晉升爲直隸提督。1867年劉銘傳因對撚軍作戰有首功，被封爲一等男爵。
　　劉銘傳在北京做官時與其他官僚相處不和，因此他辭職或被免職還鄉。他在家鄉進行了一些建設工程（如：創辦肥西書院等），修祖祠。

　　前往臺灣

　　1884年中國與法國因越南的戰爭爆發，而使得劉銘傳被清廷重新啓用派往臺灣。劉銘傳在臺灣時多次擊敗法軍登臺的計劃，在滬尾大捷中最終使法軍放棄登臺。1885年清廷將臺灣從福建分離出來建立臺灣省，劉銘傳任臺灣首任巡撫。到1891年爲止劉銘傳在臺灣設立防禦措施，整理軍備，同時也在臺灣開發和建立了許多基礎設施，他督臺期間臺灣的第一條鐵路開通，臺灣與福建之間的第一條電纜被鋪設，此外他還建立了電報局、煤務局、鐵路局等一系列管理機構。爲臺灣近代化的先驅。但是劉銘傳的新政並沒有考慮到官吏的廉潔以及臺灣本身財政負擔的問題，導致臺灣省財政負擔大幅增加，官員貪污頻繁，以及人民的反抗。1889年彰化就曾經因爲清田賦問題而爆發「公道大王」施九緞的叛亂。
　　1891年劉銘傳告老還鄉，由邵友濂接任。1896年底病逝于故鄉。著作有《劉壯肅公奏議》、《大潛山房詩稿》。
　　今日爲了紀念劉銘傳擔任巡撫內爲臺灣近代化所做的貢獻，許多機關以他爲名，包含在臺北的銘傳大學。

　　基隆抗登陸作戰

　　劉銘傳認爲，法軍主要的攻擊目標是基隆和滬尾（今淡水）兩海口，故到臺伊始，立即著手重新組織海岸防禦：首先在基隆外海口門兩山對峙之處，增築社寮島，仙洞山和沙灣炮臺，阻遏敵艦入口。滬尾除原有沙侖舊炮臺，又新築中侖和油車口兩座新炮臺，填塞港道口門，阻止敵船突入。其次，由于臺灣清軍兵力單薄，劉銘傳在全臺推行團練之制，陸團在內地駐守，漁團在海上巡邏。同時，劃全臺爲數個防區，分兵設將，各負其責。此外，在臺北府設支應局，在上海設軍械糧餉總局，保障後勤供應。
　　8月3日，法艦4艘載海軍陸戰隊近千人抵近基隆海口，企圖占領基隆及附近的煤礦。劉銘傳聞報，連夜從臺北府城趕往前線。5日上午8時，法國艦隊發炮猛轟各岸防炮臺。基隆守軍奮起還擊，命中法旗艦“拉加利桑尼亞”號和巡洋艦“費勒斯”號。法軍因正面攻擊不能奏效，改由側面進攻，連續轟擊4個小時，摧毀了基隆諸炮臺與火藥庫。劉銘傳下令大部分守軍暫退至山後避炮，另一方面以水淹沒基隆八鬥煤井，焚毀廠房及存煤，不給法艦隊補充能源之便。法海軍陸戰隊200余人先後換乘小艇登陸，占領大沙灣附近高地。
　　劉銘傳鑒于法艦火力猛烈，決定待登陸法軍脫離艦炮火力支援後，再進行反擊。6日上午，他傳令諸將到大營商；議破敵之計。衆人進屋時，卻見他正在吃早飯，滿面愁容地對身邊幕僚歎息說：“我曾經以數千人破10萬軍，都得力于唐殿魁和劉盛藻二人。可惜他們都死了。如果這二人還活著，我怎麽會憂患法軍呢?”一席話說得部將章高元，鄧長安高聲抗言：我們跟隨你也有十來年了，你今逢絕境，我們也義不生還1劉銘傳立即放下筷子，站起來握住二人的手，說：“好男兒，勉立功名!唐、劉不得專美于前矣”。隨即提出了“誘之陸戰，兩面夾攻"的作戰方案，並作了具體部署。
　　下午2時，馬丁中校率領“巴雅”號軍艦的陸戰隊員，猛攻清軍曹志忠營所據守的田寮港西側高地。曹志忠營迎頭阻擊，蘇得勝，章高元和鄧長安率親軍從東西兩面襲擊，成三面合圍之勢。不久，在山巔軍旗之下的法軍指揮官被清軍擊倒，全軍大潰，傷亡近100人。殘部狼狽逃回艦上，許多人落水而亡。
　　基隆抗登陸作戰的勝利，使法國侵略軍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暫時改對臺灣北部進行海上封鎖，把艦隊主力集中于福建水域。8月23日，法軍艦隊在馬尾海戰中獲勝，清朝福建水師慘遭覆滅。9月30 日，孤拔按照法國海軍部的指令，率艦5艘（連同先期抵達的“梭尼”號等3艦共計8艘），陸戰隊1000余人重返基隆口外，准備登陸後派兵繞襲守軍側翼，奪占獅球嶺和基隆城，爾後進犯臺北。爲了分散守軍力量，由利士比率三艦駛往滬尾（淡水），以攻勢行動促使清軍主力往援。

　　滬尾防禦

　　在法軍不斷增加的軍事壓力下，劉銘傳在臺灣的處境日益艱難。但他仍決心孤軍抗敵。他判斷法軍得不到基隆之煤，萬難用兵中國，遂決定親率主力扼守基隆，以孫開華主持滬尾防禦。
　　10月1日晨，法國海軍陸戰隊一個大隊在艦炮掩護下，在仙洞山海岸登陸，企圖搶占仙洞山頂，安設炮位，配合艦炮掩護步兵沿岸邊的山脊繞襲基隆守軍側翼。仙洞山陣地指揮宮畢長和率100余士兵頑強抵抗近2個小時，終于失守。法軍從山巔抄襲清軍章高元，陳永隆部，並在山頂展開炮隊，轟擊清軍陣地。清軍堅守二重橋一帶，頂住了法軍的攻勢。中午，法軍另2個陸戰大隊相繼登陸，准備次日繼續進攻，這天夜裏，劉銘傳連續接到滬尾發來的三封告急信，內稱：法艦直犯滬尾口門，發炮如雨，新築炮臺全被擊毀；形勢十分危急。劉銘傳考慮到基隆法軍艦炮火力占絕對優勢，且該地距府城較遠，而滬尾距府城僅30裏，遂決定放棄基隆，援助滬尾，固守臺北，確保全臺大局。
　　劉銘傳的這一決策，遭到清廷、清軍將士和社會各界的反對。但他力排衆議，不改初衷，派人焚毀塞隆煤礦，僅留300人守獅球嶺高地，自率主力連夜往援滬尾。
　　10月2日，法軍輕取基隆和獅球嶺，因兵力不足，未敢進據基隆港東岸煤礦。劉銘傳後來發現滬尾形勢尚未明顯惡化，即以章高元部增援滬尾，曹志忠部仍折回基隆，在水返腳一帶扼守，阻止法軍繼續南下。
　　此時的滬尾戰場，由于得到4個營增援，實力大增，守將孫開華決心在北岸淺近縱深內利用叢林和高地設伏，待機殲敵。
　　10月8日上午9時，先後調集到滬尾海口的8艘法艦的艦炮向北岸海灘及守軍營地猛烈轟擊，掩護陸戰隊登陸。按照計劃，法軍應避開叢林，經紅炮臺山坡繞到白炮臺東側，奪取水雷點火站。但由于法軍在灘頭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宜撲白炮臺。孫開華待敵軍接近叢林、立即率兩營從正面攔擊，並下令埋伏于紅炮臺山後的章高元部和劉朝枯部從右翼出擊。法軍以密集火力阻止清軍沖鋒。章高元等裸身銜刀，大呼突入敵陣，法軍退入小山進行抵抗，又突然遭到埋伏在草叢中的臺灣“土勇”的攻擊，法軍驚潰，紛紛向海邊逃竄。此戰，法軍被殲100余人，被俘10余人。此後，法軍司令孤拔轉而采取海上封鎖的手段，圍困臺灣軍民。
　　從11月7日起，法國侵略軍向暖暖、鳥腳峰、石梯嶺等地發起進攻，企圖將清軍逐出基隆河上遊北岸的三角地帶，擴大前哨陣地。爲此，臺北清軍與當地土勇與法國侵略軍展開了長達4個月之久的拉鋸戰。爲了在基隆山地消耗法軍有生力量，劉銘傳短衣草履親臨前線，深入士卒間吊死問疾，同飲共食，激勵士氣，一次次打退了法軍的進攻。
　　但是，清軍內部在作戰方略上的分歧也越來越大。焦點集中在是否“不惜一切犧牲收複基隆，”這個問題上。一方面是清朝廷嚴旨催促，“務須克複基隆”。另一方面，一部分駐臺將領也受人鼓勵，擅自用兵。早在11月2日，曹志忠不經劉銘傳同意，趁夜領兵仰攻獅球嶺九芎坑法軍營壘，結果傷亡40余人，被迫撤退。劉銘傳認爲收複基隆，必須冒險仰攻，易損精銳，所以堅令曹志忠穩紮五堵營卡，切忌圖功輕進。
　　1885年3月1日，湘軍王詩正部抵達臺北，淮軍聶士成部850人也在後山卑陸登陸。援兵的到來，給主張收複基隆的將領官員們增添了信心。4月3日，王詩正擅率大隊人馬遠離陣地尋求決戰，企圖一舉克複失地。但這時法軍作戰部隊已增至3000余人。他們以杜塞斯雷率法軍新銳力量1000余人，配屬重炮從八鬥登陸，突襲月眉山清軍陣地。而守軍在月眉山、深塽坑17裏寬的防禦正面上，僅有1400余人分守要卡。前線指揮官曹志忠一面集中700人堅守戲臺山，一面飛書向劉銘傳告急。5日晨，法軍2000人由枕頭山、竹蒿山、龍潭堵三路進逼月眉山，清宰傷亡甚衆。月眉山頂陣地失守，余部退往基隆河南岸。
　　夜裏，劉銘傳急率聶土成部400余人馳赴六堵，扼守臺北大道，才使戰局穩定下來。16日，法軍派工兵數百人架橋開道，試圖向河南發展，遭到清軍阻擊。此後戰事遂成膠著狀態。
　　3月24日，清軍老將馮子材在中越邊境取得了鎮南關大捷，促使法國茹費理內閣倒臺，並匆匆結束戰爭。法國侵略軍陸續從中國領土上撤走。

　　臺灣防務建設

　　中法戰爭結束以後，劉銘傳認爲臺灣是東南7省的門戶，需要認真加強防務。他確定了臺灣防務建設的原則：以澎湖爲前沿，臺北爲重點。依靠近代化的武器裝備和工事。建立獨立防禦體系，爲此，他先後做了四件大事：興辦軍器局和軍械所，興築新式炮臺，加強澎湖防務和整頓臺灣軍制。
　　臺灣孤懸海外，軍械全靠大陸供應，一旦敵國封海。難以持久堅守。劉銘傳鑒于中法戰爭中的深刻教訓，于1885年7月在臺北府城北門外大稻埕建立了軍械機器局。後來又在府城偏西地方設立一個軍械所。另外，還設立水雷局和水雷營，負責管理和布設水雷。
　　炮臺是海口防禦的關鍵設施。1885年8月，劉銘傳下令在臺灣各主要海口砌築堅固的新式炮臺，安裝新式大炮。到1888年7月，已築成炮臺10座。次年，將31尊阿姆斯特朗後膛岸防炮安置在各新築的炮臺上，加上各種型號的碰雷、沈雷，有效地加強了臺灣各主要海口的防衛力量，
　　劉銘傳認爲澎湖不獨爲全臺之門戶，亦爲南北洋之關鍵，欲守臺灣，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他打算建設一支海軍，控制近海制海權，增加臺、澎防禦能力。因清政府財政拮據，這一建議無法付諸實施。于是，只得以加強岸防能力來彌補：他下令在澎湖修建新式炮臺4座，配備17尊阿姆斯特朗後膛大炮，又把澎湖駐軍指揮官提升到總兵級，派驍將吳宏洛率3營水師進紮，聯絡炮臺，以助防禦，並將唯一的“海鏡”號兵艦專撥澎湖調遣。
　　在加強海防的同時，劉銘傳還將臺灣的陸營裁汰，整編成35營，全部改用洋槍，仿照歐洲方式進行訓練，嚴格考核制度。臺灣的團練也改爲常設，設團練總局于臺北，各府、縣、廳設分局，各鄉設團，使之平時維持治安，戰時佐助官軍禦敵。
　　此外，劉銘傳還在臺灣鋪設鐵路，架設電線，發展工商種植送輸諸業，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也爲防務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抱恨終天

　　1891年6月4日，劉銘傳在外國列強與中國封建頑固勢力的共同排擠下，離開臺灣，被迫辭職返鄉。
　　劉銘傳二次隱居之後，仍時時牽挂國防大事，尤其擔心日本的侵略擴張。退隱之初，他多次上書李鴻章，請他轉告朝廷，對日本爲患要多加提防，特別是要加強海軍建設。1894年，日本侵略軍挑起了中日戰爭。一些清廷官員考慮到劉銘傳系淮軍宿將，對日本情況研究頗深，交章奏請起用劉銘傳指揮抗日軍務，遭到光緒皇帝的師父翁同鯀的阻攔，僅向他詢問戰守之策。劉銘傳亟盼清廷能夠重新起用他，馳騁沙場，抗擊日軍。他立刻複信李鴻章，建議練兵407，一半分屯沿海，一半扼守鴨綠江。不同日軍在朝鮮爭一城一池，重點保衛東北三省，不使日軍越江，而後觀敵破綻，相機行事。這一頗爲清醒的用兵方略也並未爲朝廷所重視。1895年 4月17日，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簽定，將臺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這不啻給劉銘傳當頭一棒。他憂思郁結，舊病增劇。11月下旬，臺灣軍民抗日鬥爭失敗，日本侵略軍占領臺灣全部土地。消息傳來，劉銘傳頓時昏厥過去。
　　1896年1月12日，劉銘傳去世。作爲一名有愛國心的沙場老將，最令他抱恨終天的是：不能馳赴疆場，抗擊日寇，而是眼睜睜看著多年嘔心瀝血建設的臺灣寶島被拱手割予日本。

　　曆史評價

　　臺灣建省的提出及其實現，是19世紀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機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帶有明顯籌防禦外的性質。自建省分治後，全面推行自強新政，加強海防，推動了臺灣社會經濟的發展，加速了臺灣邁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撫劉銘傳是清末洋務運動中比較具有時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實幹精神的傑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職巡撫的六年（1885-1890）中，對臺灣的國防、行政、財政、生産、交通、教育，進行了廣泛而大膽的改革，全面推進臺灣的近代化進程，使臺灣的面貌煥然一新。
　　劉銘傳的改革涉及軍事、行政、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範圍相當廣泛。因爲當時臺灣正面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威脅，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從鞏固國防出發，並始終以鞏固國防爲中心。爲了鞏固國防，就必須整頓軍備，增強防衛能力；開拓土地，以保持島內秩序的安定；發展交通，便利島內各地及其與大陸的聯絡。爲了鞏固國防，就必須籌措大筆經費，辦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賦，在這方面，劉銘傳做出了巨大的成績；辦法之二是倡辦實業，發展生産，在這方面他剛開始不久就去職了。而爲了鞏固國防，發展交通，興辦新式工業，又必須培養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國先進經驗，因而有西學堂和電報學堂的設立和外國技師的聘用。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明，劉銘傳的改革雖然發生在大陸洋務運動的後期，在許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大陸洋務運動的影響，但和“重在防內，並無對外意圖”的李鴻章之流所搞的洋務運動還是有差別的。劉銘傳很注意吸收華僑和民間資本，他所興辦的鐵路和煤礦都有商股參加，有些企業辦不好就交給民辦，這也和官辦占壓倒地位的某些洋務企業有所不同。他所創辦的企業如鐵路、郵政、電訊、航運等等，多數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陸官辦企業那樣積弊重重，虧損日甚。劉銘傳的眼光不僅僅以臺灣爲限，他還希望“以一島基國之富強”，以臺灣“一隅之設施爲全國之範”，從這點看，也應該肯定他是晚清洋務運動中一個具有進步傾向的人物。
　　然而，劉銘傳的改革是在當時已經腐爛透頂的清政府支配下進行的。在其推行過程中，他遇到了來自各方面的種種阻力。因此，盡管他很想有所作爲，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績，但還是有不少人對他進行掣肘、攻擊與誣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辭官而去。繼任的臺灣巡撫邵友濂眼光短淺，思想僵化，盡廢劉銘傳新政，清代所實行的惟一有計劃、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劉銘傳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諡壯肅，准建專祠。
　　有人說劉銘傳“倡淮旅，練洋操，議鐵路，建臺省，實創中國未有之奇”，而其最偉大的成就，最值得後人景仰的事功則爲“建臺省”—— 建設一個近代化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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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璈＞百度百科　

　

 

清光緒十四年（1888）5月17日，臺州大地烏雲低垂，高山肅立，哀思象湧來的浪潮拍擊著人們的心頭。臺屬六邑（臨海、黃岩、太平、天臺、仙居、寧海）士紳聚集府城臨海東湖，舉行公祭前知府劉璈儀式，各界所送祭文哀挽甚多。其中以著名經史學家、教育家、黃岩舉人王棻挽聯最具代表性：“有利必興，有害必除，靈越山川齊整頓；無惡不懲，無善不顯，明湖煙水永謳思。”進而他在《前臺州知府劉公祠堂記》寫道：“前明二百七十余年，守臺者六十余人，治績以譚襄敏公（按抗倭名將譚綸）爲最；入國朝二百四十余年，守臺者五六十人，以劉公治績爲最。”劉璈究竟以何功績獨領240年風騷呢？若問現今的本地人，幾乎一臉茫然，畢竟是150年前的人事啊。即使喻長霖編纂的《臺州府志》亦語焉不詳。我感于鄉賢方孝孺先生之言：“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略述劉知府其人其事，希冀對今人有所俾益。
　　劉璈，字蘭洲，湖南嶽陽人。少年時頗好經世之學，這是湘湖地區的良好傳統，也是湖南人在近代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鹹豐年間，太平軍進軍湘鄂時，秀才出身的他，爲維護本階級利益，在家鄉倡辦團練，處處抵抗，頗有斬獲，得湖南巡撫駱秉章（按後任四川總督，殲石達開于大渡河）賞識，遂保薦縣丞銜，自此踏上仕途。鹹豐十年（1860），左宗棠奏調浙江巡撫，劉璈自領一軍先後參加了遂安、常山、衢縣、余杭、安吉、孝豐等十余縣城鎮壓太平軍的戰鬥，他樸勇善戰，治軍嚴明，屢戰屢捷。同治三年（1864）六月，與楊昌睿（按後繼左宗棠任浙江巡撫）一起在金華孝豐、章村一帶，夾擊侍王李世賢之部，取得決定性勝利，從此浙境全平。劉璈風光無限，賞戴花翎，保道員銜，實授署臺州知府。左宗棠對他信任有加，曾上疏稱：“共事多年，信心有素，于整軍治民之事，必能補其缺漏，仰答恩知者也。”
　　太平天國興起時，清朝的八旗，綠營等正規軍早已腐朽不堪，臺州六邑士紳依靠地方團練自保自救收複故鄉，有“忠義之鄉”之譽。然這些地方團練良莠不齊，更有甚者一部分已蛻變爲土匪強盜了，他們爲害一方，怨聲載道，地方官府卻無力制裁。劉璈下車伊始，即奉行亂世用重典策略，先暗中按籍排查，摸清匪徒行蹤，然後突然在半夜親率兵士，口銜銅錢，直搗匪巢，一網打盡，一時劇匪如徐大度、何壽鳳、王克和、邱才青等均被消滅。後來，他與黃岩知縣孫熹密謀，一舉將奇田（按黃岩西部）匪徒數百人合圍殲滅，肅清了臺州土寇。之于舊傳“可憐臺州六邑血，染得鼇（音璈）頭一點紅”之說，純屬反對派譏諷之語，但也表明了劉知府與土匪的拼命精神，正如民國《臺州府志》卷九十八本傳所論的：“璈精明能幹，勇于任事，雖間用權術，近于武健，然臺當米糜爛之後，其再造之功爲不可沒。”另外，他修葺郡城，加厚加高府城，開浚東湖，城內置演武廳、大小校場、火藥軍械等局，建議督撫將黃岩總兵移駐海門，加強了臺州海防，並派遊擊守備據勢駐守，一時臺州武備肅然。
　　劉璈最值得後人稱道的功績，是大興文教。當時臺州兵燹之後，百廢待興，而立政之體，首重文教。他說：“欲圖長治之策，則隆學校，興禮讓其要也。溯查卑郡自唐鄭司戶虔立教以來，宋朱文公行部于臺，建裏社設鄉校……其間門庭鄒魯，雅頌同聲……卑府緬想書冠，追維刑措，清源正本，教在所先。”自同治六年（1867）起，他在文教方面的幾大措施有：其一建書院。在府城臨海，他籌款修複府學，縣學，設立校士館，修複正學、東湖二書院，又于北固山麓創建廣文書院（按後擴建爲三臺書院，爲臺州中學前身）；督促臨海縣新建了東山書院（海門）、印山書院（海門）、旦華書院（杜橋）、尊儒書院（小芝）、椒江書院（葭），重建了鶴嶠書院（桃渚），擴建南屏書院（湧泉），增撥賓賢書院（大汾）經費。在黃岩，修複其學宮，新建原道書院（院橋），金清書院（金清）、南渠書院（寧溪）、靈石書院（頭陀）、西華書院（烏岩），修建了樊川書院（城南）、九峰書院（城東），改萃華書院爲清獻書院（城內）、東山書院爲東甌書院（洪家）；重修祀賢書院（洪家）。在太平縣（按今溫嶺市）新建了鳳山書院（橫澗）、翼文書院（箬橫）、登雲書院（高浦）；重建雲陽書院（鳳城），擴建驪山書院（江洋）和宗文書院（橫峰），整頓了鶴鳴書院（城內），增撥了東嶼書院（溫嶠）和龍山書院（新河）的經費。在寧海，新建了拱臺書院（梁皇）、莊士講舍（大畈洋）、亭山書院（亭旁）、龍山書院（海遊）、遜志書院（孔溪墈）；在天臺，新建了文明書院（城內）。在仙居，修複縣學，增撥安洲書院經費，據統計，劉知府在任9年，督促各縣新、重建、擴建或整頓的書院共32所。迨至清末，臺州共有書院144所，占當時浙江省11個府書院總數的14%。其二，設義塾。劉璈爲使貧寒子弟能入學讀書，廣設義塾達百余所，遍及臺州。僅臨海城關就有東城、南城、中城、西城、北城和中津等6所義塾；臨海鄉村較著名的有：小芝、倉山、棲鳳、芙蓉、桃渚、務實、啓蒙、留賢等義塾。爲保證教學效果，還定期派人巡回督導，獎勉優秀學子。他自己也常徒步乘夜巡視各書院。正如他在《臺學源流》一書識語所說：“余守臺七年，吏事外，日以興文教爲已責，日取士之能文者校其藝，而獎掖之；前兩科獲雋二十余人，心竊慰焉。”其三，籌足辦學經費。臺州土地貧瘠，向來不重商賈，戰亂之後，財政尤其匱乏。爲徹底解決書院、義塾的後顧之憂，同治七年（1968），劉璈擬定章程，抽海門鹽捐爲書院和公車經費之用，約每年3000串銅錢，分六成派撥：以四成撥充郡城書院和六邑義塾經費；一成撥充生員鄉試川資；一成撥作舉人文闈會試川資。同時發布告示，申 飭各縣將寺廟道觀廢産充公，分撥于各書院和義塾。設立培元局，爲教育等一切公益事業機構，劃撥府城東南兩鄉20裏範圍內田租給培元局，多方籌措，共累計儲款20余萬錢，規定專款專用，地方官員一律不得挪作他用。另外。他撥出專款在北京城購置臺州會館，方便臺州籍考生和在外人士寄宿。自清順治臺州發生“兩庠退學案”以來，僅臨海鄉科絕榜43年，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後，臨海縣進士絕榜102年，一時讀書士子殆盡。而通過劉知府同治年間對文教事業的修舉廢墜，終于在光緒朝結出碩果，臺州竟有17人中進士（其中臨海縣8人），而在整個清代全地區僅中進士38人，光緒年間占了近一半。事實有力說明了劉知府的大興文教政績是有目共睹的。民國《臺州府志》也贊道：“由是臺之文教乃大振。”
　　同治十一年（1872）9月，劉璈迄歸侍父，奉旨以道員開缺，加二品頂戴卸任。臨行前，臺州士紳依依不舍，特地爲他樹立去思碑，于府學宮建生祠，紀念他的《臨海義學碑記》現移存鄭廣文紀念館。光緒初年，他署甘肅蘭州道員，六年（1880），在左宗棠麾下駐防張家口，次年入京朝覲光緒帝，授福建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他的長處在治事，短處在做人。在臺灣任上，他興學校，招開墾，理冤獄，整頓鹽、茶和煤礦、稅務行業，頗有政聲。光緒十年（1884），法國入侵臺灣，劉璈積極備戰，堅守陣地。基隆淪陷後，全臺震動，他言詞急切爲當權者所忌，終被羅織罪名，彈劾入獄。中法議和後被遣戍黑龍江。光緒十二年（1886）7月抵達戍所，12月隨即病死。噩耗傳來，臺州士紳非常痛惜。當我們漫步在臺州醫院正門前的勞動路時，不要忘了自北向南曾有多個路名，如橫街下、獅子橋、三臺坊巷口、縣西街、五道廟、元帝廟、馬殿前。在民國則已全部稱爲劉璈街，就是後人爲了紀念有清240余年守臺治績最著的知府劉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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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戰爭＞百度百科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緒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國侵略越南並進而侵略中國而引起的一次戰爭。第一階段戰場在越南北部﹔第二階段擴大到中國東南沿海。戰爭雙方在軍事上互有勝負﹐由于清朝統治者的腐朽昏庸﹐最後法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當時人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
　　法國侵略越南與覬覦中國 中國與越南山川相連﹐脣齒相依﹐自古以來關系密切。19世紀以前法國天主教勢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對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法國開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稱爲交阯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淪爲法國殖民地。接著就由西貢出發探測沿湄公河通往中國的航路﹐在發現湄公河的上遊瀾滄江不適於航行後﹐即轉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稱爲東京)﹐企圖利用紅河作爲入侵中國雲南的通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國派安鄴率軍百餘人侵襲並攻陷河內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國王阮福時請求當時駐紮在中越邊境保勝地方(今老街)的中國人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協助抵抗法軍侵略。同年12月﹐黑旗軍在河內城郊大敗法國﹐擊斃安鄴﹐法軍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國侵略者的壓迫和訛詐下﹐在西貢簽訂了《越法和平同盟條約》﹐即第二次《西貢條約》﹐越南向法國開放紅河﹐並給予法國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種權益。1875年5月25日﹐法國照會清政府﹐通告該約內容﹐意在爭取清政府的承認﹐從而排除在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國在越南的影響。6月15日清政府複照﹐對該條約不予承認。
　　1882年3月﹐法國政府命交阯支那海軍司令李維業指揮侵略軍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內城砦﹐進而以兵船溯紅河進行偵察﹐直到河內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産煤基地鴻基和軍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軍應援。清政府鑒於形勢變化﹐命令滇桂兩省當局督飭邊外防軍扼要進紮﹐但強調“釁端不可自我而開”。5月19日﹐劉永福率黑旗軍在懷德府紙橋進行決戰﹐李維業及副司令盧眉以下三十餘名軍官﹑兩百餘名士兵被擊斃。法軍被迫退回河內。法國利用李維業之死﹐竭力煽動全面的侵越戰爭﹐除增援陸軍外﹐成立北越艦隊﹐調兵遣將﹐積極部署。8月間﹐法軍一面在北越加緊攻擊黑旗軍﹐一面以軍艦進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順化。8月25日﹐迫使越南簽訂《順化條約》﹐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法國侵略者爲實現對越南的殖民統治﹐及早達到據越南而侵入中國西南的目的﹐開始以全力來對付中國。中法之間正面沖突的危機日益逼近。

　　中法兩國的直接對峙

　　越南向法國屈服的《順化條約》簽訂後﹐中國成爲法國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礙﹐法國決定消除這一障礙﹐立即禁絕了越南與中國的一切關系﹐並強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軍在內的抗法軍。於是造成了與中國直接對峙的形勢。
　　法國首先想用外交方式達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國政府向中國提出一個解決越南問題的方案﹐即以劃出一個狹小的中立區的辦法使中國撤出駐越軍隊﹐承認法國對整個越南的殖民統治﹐並向法國開放雲南的蠻耗爲商埠﹐爲法國打開雲南門戶。方案爲清政府拒絕﹐談判毫無結果。這時﹐鑒於中越兩國的特殊關系和法國侵越給中國造成的嚴重威脅﹐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以左宗棠﹑曾紀澤﹑張之洞爲代表的主戰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針﹔但掌握清政府外交﹑軍事實權的李鴻章卻一意主和。清朝最高決策機構舉棋不定﹐在軍事上﹐一面派軍隊出關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訓令清軍不得主動向法軍出擊。在外交上﹐一面抗議法國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圖通過談判或第三國的調停達成妥協。這種自相矛盾的舉措﹐大大便利了法國的侵略部署。10月25日﹐法國東京海域分艦隊司令孤拔受命爲北越法軍統帥。12月初﹐決定向紅河三角洲中國軍隊防地發動攻擊。

　　戰爭的爆發

　　中法戰爭是從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戰開始的。法國的軍事行動第一個目標確定爲山西。山西的防軍主要是黑旗軍﹐同時也有七個營正規的桂軍和滇軍。法軍於14日發起攻擊﹐中國駐軍被迫實行了軍事抵抗。法軍依靠優勢的裝備﹐16日占領山西。
　　1884年2月﹐米樂繼孤拔爲法軍統帥﹐兵力增至一萬六千人﹐圖謀侵犯北寧﹐籌劃給中國軍隊更大的打擊﹐從而迫使清統治者完全屈服。時清政府在北寧一帶駐軍約四十營﹐但由於將帥昏庸﹑怯懦﹐互不協調﹐軍紀廢弛﹐兵無鬥志。3月12日﹐法軍來攻﹐北寧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軍進駐興化。法國利用軍事勝利的形勢﹐對越南和中國都展開了進一步的政治脅迫。6月﹐法國政府與越南訂立最後的保護條約。
　　清廷得悉前線軍事挫敗的消息後﹐以撤換大批疆吏廷臣掩飾敗績。全面改組軍機處﹐恭親王奕欣等被黜退﹐以禮親王世鐸代之。貝勒(後爲慶親王)奕劻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實際大權操在醇親王奕(光緒帝生父)的手中。授權李鴻章與法國代表舉行和談。5月11日﹐李鴻章與法國代表福祿諾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約》(又稱《李福協定》)。主要內容是﹕中國同意法國與越南之間“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一概不加過問﹐亦即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法國約明“應保全助護”中國與越南毗連的邊界﹐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中國同意中越邊界開放通商﹐並約明將來與法國議定有關的商約稅則時﹐應使之“於法國商務極爲有利”﹔本約簽訂後三個月內雙方派代表會議詳細條款。17日﹐福祿諾交給李鴻章一份節略﹐通告法國已派巴德諾爲全權公使來華會議詳細條款﹐並單方面規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國軍隊原駐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鴻章沒有肯定同意這個規定﹐又沒有明確反對﹐亦未上報清朝中央政府。
　　6月23日﹐法軍突然到諒山附近的北黎(中國當時稱爲觀音橋)地區“接防”﹐無理要求清軍立即退回中國境內。中國駐軍沒有接到撤軍命令﹐要求法軍稍事等待﹐法軍恃強前進﹐開槍打死清軍代表﹐炮擊清軍陣地。清軍被迫還擊﹐兩日交鋒﹐法軍死傷近百人﹐清軍傷亡尤重。這次事件史稱“北黎沖突”或“觀音橋事變”。法國以此爲擴大戰爭的藉口﹐照會清政府要求通飭駐越軍隊火速撤退﹐並賠償軍費兩億五千萬法郎(約合白銀三千八百萬兩)﹐並威脅說﹐法國將占領中國一兩個海口當作賠款的抵押。清政府雖然認爲這是無理勒索﹐但仍派兩江總督曾國荃於7月下旬在上海與巴德諾談判﹐以求解決 爭端。談判未有結果﹐法國重新訴諸武力。
　　法國將戰火擴大到中國東南沿海 法國派巴德諾與曾國荃進行談判的同時﹐繼續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戰爭。從1884年5月《簡明條約》簽訂前後法軍攻擊基隆起﹐到1884年8月馬尾海戰結束爲止﹐爲中法戰爭第二階段﹐主要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越南北部陸上戰爭也在繼續。
　　法國將它在中國和越南的艦隊合成遠東艦隊﹐任命孤拔爲統帥﹐乘機分別開進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脅迫中國接受法國條件﹐一方面准備隨時發動攻擊﹐占領這些口岸。8月5日﹐法艦轟擊基隆﹐強行登陸﹐中國軍隊在督辦臺灣事務大臣劉銘傳統率下頑強抵抗﹐使法軍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機再舉。隨後﹐法國議會授權政府“使用各種必要方法”使中國屈服﹐法國政府擬定新條件向中國勒索﹐要求賠款八千萬法郎﹐十年付清。清政府沒有接受。中法外交關系正式破裂。23日﹐法國以先期駛入福州馬江以內的優勢兵艦向中國船艦猛烈攻擊﹐中國水師倉卒應戰﹐頃刻間﹐戰艦十一艘或沈或傷﹐官兵殉難者近八百人。法艦又炮轟馬尾船廠(福州船政局)﹐將其擊毀﹐並連日對馬尾至海口間的岸防設施大肆破壞後駛出閩江口﹐集結於馬祖澳。
　　自此戰火延至中國本土﹐8月26日﹐清廷頒發上諭﹐譴責法國“橫索無名兵費﹐恣意要求”﹐“先啓兵端”﹐令陸路各軍迅速進兵﹐沿海各地嚴防法軍侵入。這道上諭實際上是對法國侵略者的宣戰書。
　　10月初﹐法艦分頭進犯臺灣基隆和淡水﹐劉銘傳鑒於兵力不足﹐放棄基隆﹐堅守淡水。法軍在基隆登陸後﹐再犯淡水﹐一度抵灘上陸﹐但很快被擊退。法軍占領基隆一隅﹐無法深入﹐轉而從10月23日起對臺灣實行海上封鎖。1885年初﹐法軍接連從基隆向臺北進攻﹔法艦騷擾浙江鎮海﹐截擊由上海往援福建的五艘中國軍艦﹐在浙江石浦擊沈其中兩艘。3月底﹐法軍占領澎湖島及漁翁島。鎮海之戰﹐法艦遭到扼守招寶山炮臺的中國軍隊奮勇還擊﹐孤拔的座艦也被擊中﹐孤拔身受重傷﹐6月11日死於澎湖島。

　　鎮南關大捷

　　中法之間的陸上戰爭仍在中越邊境和越南境內激烈進行。1884年2月﹐法軍進攻諒山﹐廣西巡撫潘鼎新不戰而退。十天以後﹐法軍侵占鎮南關(今友誼關)﹐因兵力不足﹑補給困難﹐焚關而去﹐退至文淵(今越南同登)﹑諒山﹐伺機再犯。時老將馮子材受命幫辦廣西關外軍務﹐馳赴鎮南關整頓部隊﹐部署戰守。得悉法軍將犯鎮南關﹐在隘口搶築了一條橫跨東西兩嶺高七尺﹑長三裏﹑底寬一丈的長牆﹐牆外深掘塹壕﹐築成了較完整的防禦陣地。3月23日﹐盤踞諒山的法軍傾巢出動﹐撲向鎮南關﹐24日越牆進犯﹐馮子材率士卒沖出牆外﹐激勵將士猛烈搏鬥﹐終將法軍擊退﹐遏阻了法軍對中國邊境的窺伺。清軍乘勝追擊﹐連破文淵﹑諒山﹐將法軍逐至郎甲以南﹐重傷東部法軍統帥尼格裏。法軍陷入困境。鎮南關大捷使清軍在中法戰爭中轉敗爲勝。法軍戰敗的消息傳至巴黎後﹐導致茹費理內閣倒臺。(見彩圖 鎮南關(今友誼關)清軍布防圖 1884年3月﹐鎮南關大捷使清朝軍隊在中法戰爭中轉敗爲勝 )
　　中法雙方議和 法國發動侵華戰爭後﹐各方面圍繞和戰問題的外交活動和秘密談判幾乎沒有停止過。鎮南關大捷本來使中國在軍事上﹑外交上都處于有利地位﹐但清政府在整個中法戰爭期間﹐即使在被迫宣戰以後﹐也擔心“兵連禍結”會激起“民變”﹑“兵變”﹐因此始終或明或暗﹑直接間接地向法國侵略者進行求和活動。李鴻章等人主張“乘勝即收”﹐把鎮南關大捷當作尋求妥協的絕好機會﹐建議清政府立即與法國締結和約。1885年2月﹐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屬英籍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金登幹赴巴黎促進中法和議。4月4日﹐金登幹和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司長畢樂在巴黎匆促簽訂停戰協定(《巴黎協定書》)。之後﹐清政府明令批准李福天津《簡明條約》﹐並下令北越駐軍分期撤退回國﹔法國解除對臺灣和北海的封鎖。中法戰爭至此停止﹐慈禧太後頒發了停戰詔令。

　　中法戰爭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鴻章爲談判代表﹐與法國政府代表﹑駐華公使巴德諾在天津開始談判中法正式條約。6月9日﹐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即《越南條款》或《中法新約》﹐又稱《李巴條約》﹐共十款﹐主要內容是﹕清政府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承認法國與越南訂立的條約﹔中越陸路交界開放貿易﹐中國邊界內開辟兩個通商口岸﹐“所運貨物﹐進出雲南﹑廣西邊界應納各稅﹐照現在通商稅則較減”﹔日後中國修築鐵路﹐“應向法國業者之人商辦”﹔此約簽字後六個月內﹐中法兩國派員到中越邊界“會同勘定界限”﹔法軍退出臺灣﹑澎湖。11月28日﹐此條約在北京交換批准。
　　中國在這次反侵略戰爭中﹐本來有可能取得最後勝利﹐只是由於清統治者的懦弱﹑妥協﹐勝利的成果才被葬送。1886～1888年﹐清政府又被迫與法國簽訂了《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務條約》﹑《中法續議商務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法國又得到很多權益。中國西南門戶洞開﹐法國侵略勢力以印度支那爲基地﹐長驅直入雲南﹑廣西和廣州灣﹐並使之一度變成法國的勢力範圍。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29.html?tp=0_11 

 

變本加厲的理番政策-清朝劉銘傳到日本

　　（一）晚清的開山撫番

1884(光緒10)年中法戰爭的開打，法軍有意攻打台灣以能獲得軍事補給點並讓清廷就範。同年閏五月初四日清廷賞派直隸提督劉銘傳赴台駐守，劉銘傳獲晉巡撫銜，督辦台灣軍務。1885（光緒11）年法兵全部撤離台澎，6月18日劉銘傳上奏清廷，認為治台首務在於：防務、軍政、賦稅與生番。 認為開山撫番不僅能夠防禦列強，達到防餉節流，並能夠以內山之木以開流，一舉兩得，這個概念在1885年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
同年9月11日劉銘傳改為福建巡撫，常川駐紮，福建巡撫事，交由閩浙總督兼管。10月27日劉銘傳卻一改「條陳台澎善後事宜摺」之看法，認為到台年餘，情形稍悉，箇中奧曲，不得不向上奏明台灣暫難改省。 但憑著台灣高山宜茶，平地宜榖，一但教之耕種，皆成富區，現昭設台灣巡撫，必先漸撫生番，清除內患，擴疆招墾，廣布耕民，方足自成一省。1886年2月18日內閣侍讀學士林維源應旨擔任劉銘傳開墾撫番之幫辦。 4月劉銘傳於大嵙崁成立「全台撫墾局」，自任撫墾大臣，林維源任幫辦大臣兼團練大臣，並設立大嵙崁、東勢角、埔里社、蕃薯寮、恆春、台東八撫墾局。
翌年劉銘傳將全島番界分為：埔里社以北山地、埔里社以南，恆春縣轄以北的山地、恆春台東地方的番地三區。隘勇組織方面，劉銘傳革新了歷年來有名無實的隘勇制度，廢止官隘、民隘之別，更把勇營制度效法隘勇組織，北路共五營，計有中營(甘指坪)、前營(外加飛)、左營(五指山)、右營(三角湧)、後營(水流東)；中路有棟字隘勇營兩(大湖口與北港口)。 另外還有恆春隘勇之恆春營、宜蘭隘勇之叭哩砂營。 北路隘勇部署在在台北、桃園與新竹之淺山地區，其中四營更是則在扼守著大嵙崁前山群、後山群，挾制了合脗坪至馬武督、竹頭角至外奎輝、屈尺雙溪口至合脗坪、水流東一帶泰雅族人。大豹社群位於右營以南、後營以北，想當然由兩營隘勇扼守。 

　　（二）變本加厲的日本的理蕃

　　1.綏撫

1895年5月日本從清廷手中取得台灣。9月4日殖產部長與台北縣知事到大嵙崁與泰雅族大嵙崁前山群snazi、角板山兩部落居民22名見面，隨後5名到台北與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見面，並給予酒肉、布匹、煙。 9月為了「民蕃接攘」地帶之安寧，在大嵙崁街（今大溪）設「出張所」，一方面劃定民蕃界線，樹立標示，一方面以酒肉諭告不可殺人等。 1896年2月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後，腦務局實施樟腦專賣，對土地測量，專賣及隘勇皆有新法。6月全台設立11個撫墾署，承接了清代的撫墾局與腦務局兩項工作，其宗旨在於蕃民撫育、樟腦製造、森林、與日本移民之上。1897年8月招待泰雅族大嵙崁群、布農族、鄒族共13位勢力者到日本長崎、大阪、東京與軍港橫須賀觀光，對台灣原住民極盡籠絡，採取「綏撫」之計。 但是日本對大嵙崁泰雅族極盡的討好，乃是擔心製腦、製茶事業受到影響而停頓。 。1898（明治31）年台北縣知事為了避免原住民影響樟腦開採，還建議總督府用關係良好的原住民作為「山地看守員」，但總督以蕃人反覆無常不能信任為由拒絕。

　　2.封鎖

1900（明治31）年6月鄰近大嵙崁製腦地區的大豹群、大嵙崁前山群與馬里闊丸群馬武督地區泰雅族人，因日本開放山地任製腦業者大量開採資源，漢人大量進入部落領域。該年因保護漢人村落與樟腦製造為名，推進了三角湧(三峽)與水流東(桃園復興鄉三民村)一帶的隘勇線，隘勇人數達到220人。 泰雅族人感到極大的壓迫感，又有不肖腦丁強姦部落婦女而引起族人反抗，爆發首次衝突。 8月日本乃派軍隊鎮壓，但因死傷慘重而終止討伐，採取山地封鎖政策，禁止米、鹽、刀、子彈的交易，並增設砲台與警備，欲致泰雅族人於死命。 1902年日本眼見封鎖政策並未奏效，即採嚴密監控，游擊出擊。 因大嵙崁群日本對北部泰雅族極為不信任，宜蘭、深坑、新竹、苗栗、台中的泰雅族並不像其他族群可自由交換山產，而採取官營、特許民營的方式，希冀泰雅族大嵙崁群死絕於物品封鎖。 這對原本縱橫山林的泰雅族並非絕境，封鎖三角湧、大嵙崁，可越山到宜蘭交換物品；封鎖咸菜硼、南庄可制內灣及上坪交換；封鎖大湖可至東勢角交換。

　　3.隘勇線推進

1903（明治36）年4月召開第一次蕃務會議，警察本署長大島特別提到在設樟腦局時推進隘勇線，故隘勇線推進之費用應由樟腦局出資。 當時日本與俄國戰爭一觸即發，經費原本拮据，推進隘勇線以取得樟腦，羊毛當然出在羊身上。1904（明治37）年日俄戰爭爆發，大嵙崁地區製腦停頓致使財政受到影響，日方決定埋設地雷與設立通電鐵絲網於宜蘭、深坑、桃仔園、新竹、苗栗、台中防範原住民。12月原本隸屬於桃仔園廳管轄的大嵙崁後山蕃（gogan）暫歸台北深坑廳管轄，並決定擴張深坑廳方面之隘勇線壓縮大嵙崁群。
1905年7月15日由宜蘭方面開工，另一方面從深坑廳於7月25日開工，及至10月2日連接告成。長度14里，包圍山地約50方里，動員警部以下官吏579人，工人522人。此隘勇線與山地之境界達三十餘里，顯示日本包圍泰雅族大嵙崁群的決心，並隨時可以發動警備。 同時盛產樟腦的三角湧一帶隘勇線也如火如荼的計畫當中。6月日本解除大豹群封鎖，允許交換生活物品，條件是腦丁在其領域製樟，並同意推進三角湧瓦厝埔、烏才頭、白石鞍山、打鐵坑到白沙鵠的隘勇線，但大豹群寧願拒絕生活物品的交換，反對隘勇線前進。 但是日本圍堵泰雅族大嵙崁群領域的野心從未間斷，11月規劃大嵙崁支廳轄內白石山以北包圍鳥嘴山的隘勇線，並於12月4日完成2里十餘町的隘勇線。
1906年3月日方認為桃園廳咸菜硼支廳轄內彩和山及三十八份山方面之隘勇線因為設在山下，不利防備，因此計劃三月擴張至山頂。4月8日完成達3里18町，包圍區域約2方里之隘勇線。 4月11日佐久間左馬太上任總督後，於1907年制訂「五年理蕃政策」，首先將全台原住民分成「北蕃」和「南蕃」，針對濁水溪以北的泰雅族實施軍警並用的的隘勇線前進對策，搗其巢置於死命。 蕃務課長提出「蕃地經營方針實施計畫書」，其中兩大計劃為：開鑿十條包圍的隘勇線與一條經過南北約70里縱貫隘勇線與著手調查隘勇線內的蕃界內的土地計畫兩者。 日本軍警隘勇勢力大舉入侵，明確宣示以隘勇線前進包圍政策，泰雅族人逐漸從「隘勇線外」變成「隘勇線內」，討伐之後即是資源調查，凡經過調查之山林變成「官有林野」，日本肆無忌憚搾取泰雅族領域資源變成「師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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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山撫番道路到國家步道   by鄭安睎 

 

　　一、清代的古道分類 

 1、廣義的開山撫番道路 

 1874 以前已有的東西越嶺道路 （1）瑯嘺、卑南道： 恆春到台東，康熙年間已見記載 （2）北部淡蘭古道 嘉慶年間楊廷理曾拓修 

2、狹義的開山撫番道路 

起於同治 13 年（1874）「台灣事件」（牡丹社事件）後所開闢 ＞目的：鞏固後山防務 （1）南路(1874)主線：崑崙坳道(赤山、卑南道) 副線：南崑崙道（社寮、卑南道） 壽鉲灣越嶺道：楓港→卑南道（今南迴公路） （2）中路(1875)林杞埔、璞石閣道，今稱「八通關古道」

（1）光緒 8、9 年（1882-83） 三條崙道，三條崙卑南道(今稱浸水營古道) （2）光緒 12 年（1886） 嘉義→卑南道（沒開成） （3）光緒 13 年（1887）集集→水尾道（今稱關門古道） 4、日治時期的理蕃道路（警備道路） 

　　二、第一條開山撫番道路：南路 

 1、簡介今稱「崑崙坳古道」

 修建時間：同治 13 年（1874）7 月至 11 月 修建主事者：同知－袁文柝 「八月初八日，復有崑崙坳及內社番目率二百許人來袁營，請領開路器具，願為前驅……詎料其旁有望祖力社兇番--其目名武甲，及卑南社素仇，率眾伏殺之；番與抵禦，殺武甲等三人。袁聞柝急馳至，排解之。」 

2、路線： 

 「南路」起於鳳山縣治，經赤山、雙溪口、內社（來義社）、崑崙坳（古樓社）、大石巖，在依丁山南鞍越過中央山脈，順大里力山東稜北麓，東下諸也葛社至虷仔崙（太麻里鄉金崙），到卑南覓（台東），全程一共 183 華里（約 105 公里）。 3、沿線狀況： 「自崑崙坳至諸也葛，計程不過數十里，而荒險異常；上崖懸升，下壑眢墜。山皆北向，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勇丁相顧失色。」 

　　三、使用率最高的三條崙道 

　　浸水營古道 

1、起迄：屏東水底寮到台東大武

2、沿革：

 （1）卑南王時代（1500-1885） （2）荷蘭時期（1624-1661） →1642 外人第一次大規模深入台灣山區 （3）鄭氏王朝（1661-1683）：保持距離 （4）清代（1683-1895） →番產交易、清末開山撫番道路

 3、道路的開闢：

光緒八年（1882）提督周大發率南路屯兵 ,台灣道劉璈《巡台退思錄》： 「各社由頭人派番兵幾名，隨同官勇扼要分札巡防，藉作屯兵、屯番之始基。番人能耐勞苦，上山下嶺，健步如飛，不畏風雨，而每月工食費只四元。」 《恆春縣志》： 「恆春縣城至牡丹灣一帶，遂成僻境，長林豐草，鮮少行人。」

4、使用狀況：

（1）移民： 「要去後山三條崙 盤山過嶺路途遠」 A.平埔族 B.漢人 C.通事 唐山郎自客庄來，欲取番婆量郎自媒，學得番語三兩句，掛名通事好生財 ------屠繼善清陳英所寫的《台東誌》： 「凡有貨物出錢山者，皆要歸枋寮公所通事度賣。穀麥芝麻每賣十包，通事抽一包，鹿茸、　熊膽等物，每賣十圓銀，通事抽一元，每年賣有一萬包，穀有七千包，芝麻有一千餘包。其稅每年僅有八百餘歸台防廳，餘者通事得之。」 （2）經濟交易： A.販牛 B.山產交易 （3）傳教：以「基督教」為主 A.光緒 11 年（1885）： 台南長老會涂為霖牧師 Rev.William Thow B.光緒 17 年（1891）： 長老會巴克禮牧師 Rev.Thoms Barclay & 涂為霖 C.光緒 21 年（1985）：閩籍 陳有成牧師 （4）郵遞與電信： A.清 B、日治時期 （5）學術調查 （6）殖產 俏皮話：「掠有，撇四輪子，掠無，蹦三條崙仔返來」 （7）軍事用途

　　四、古道 VS.國家步道 :瑯嶠卑南步道系統 

 (一)達仁-佳樂水步道 

位於台灣東南部沿岸，沿線經過恆春卑南古道（又稱琅嶠卑南古道）部份路段，古道為昔日原住民打獵遷移、西方旅行家探險的地方，更是先民拓荒、清兵行軍的舊道。 

(二)瑯嶠卑南古道 

恆春卑南古道，亦稱阿朗伊古道，路線由恆春經滿州至太平洋海岸，沿海岸經八瑤灣、牡丹灣北上至達仁鄉後直達卑南，全程共計 203 公里。開發這條古道緣起於日軍侵台的牡丹社事件，清廷於事件後亟思突破台灣東部長久以來的孤立狀態，以便加強軍事與經濟的控制，故而自同治 13 年至光緒 21 年間（1874-1895）先後開闢了八條東西越嶺道路，恆春卑南古道就是其中之一。 經過整建後的恆春卑南古道路況堪稱良好，在車程經保力、猴洞，東向越嶺到射麻里這一段，路面較為寬敞，還可以容納牛車經過，成為清朝時期十分重要的一條東西橫貫道路，此外，古道沿途還設有郵遞便於行旅聯絡。 古道的榮景一直持續到光緒 11、12 年，由於清廷另外開闢了一條三條崙卑南道，此後人們前去東部時，逐漸改由東港或枋寮分路東行。其後隨著公路的拓寬與興築，此段步道目前已被便利的公路所取代。 瑯嶠卑南道大部份已成為屏 200 縣道（福嚮林路），可由恆春經滿州至九棚，再由東海路舊址（大溝溪）檢查哨附近，銜接達仁 - 佳樂水步道。

1、《清宮月摺檔台灣史料》，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

2、沈葆楨，《福建台灣奏摺》，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3、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4、羅大春，《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5、劉璈，《巡台退思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6、陳英，《台東誌》，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7、屠繼善，《恆春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8、胡傳，《台灣日記與秉啟》，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9、楊南郡，《台灣百年前的足跡》，台北：玉山社，1996。 

專題演講：晚清後山的開發

 

謝謝大家，很榮幸有機會回到家鄉來演講，我是台東關山人，每次從台北或台中搭飛機回來時，就如同一開始做台東的歷史研究，心情總是非常激動。我在研究所讀書時，因為訂題目的緣故，發現關於東台灣的研究數量相當少，因此，我認為可以將這些有限的資料做個整理，為往後東部地區的研究提供脈絡。 我對東台灣的研究一開始是由中國近代史的脈絡切入，主要是從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開始。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清政府下令開山撫番，漢人力量開始大規模進入東部。

　　但就歷史文獻而言，開山撫番前後由於涉及清末在台的新政，而為學界重視，開山撫番之二十年，因而留有較豐富的文獻記錄。我的論文的時候，也似乎較著重在這一個部份。這幾年來，有關東台灣的研究逐漸開展，無論是開山撫番以前的種種，或是日治時期以後，無論在人類學或地理學，不同的研究課題與不同的學門都開拓了我們的視野，也有相當優秀的成果。

　　就漢人在東台灣的拓墾而言，相對於西部，時間上較晚，直到 19 世紀中葉以後才開始。她的開發歷程與經驗，或是發展的意義，對整體台灣史而言，具有借鏡反觀的作用，這是我們對東台灣歷史研究上的一個期許，也是對自己的一個期望。

　　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我將簡單的介紹晚清東台灣的開發過程。我們將從幾個方面來看：晚清的開發，要從開山撫番談起，在切入主題前，我們先要瞭解東台灣當時的情況。由大的歷史脈絡來看，在開山撫番前，無論是高山族或是平埔族，均曾陸續移入，漢人則主要是在開山撫番的政策下的遷移。無論是高山族、平埔族或漢人的遷移，在歷史上都是同等重要的。

　　因此本報告第一部份，是探討十九世紀前，各族群的移入及其分布。第二部份，開山撫番政策強化了東台灣與國家的關係。第三部份，官制組織的建立；第四部份土地的拓墾，台灣西部的拓墾模式，例如墾戶、墾首等社會經濟關係，是否曾經出現在東台灣。另外，在東台灣的土地拓墾過程中，是否有發展出特殊經驗，這些都蠻值得討論和關注。第五部份是原漢關係。回顧整個原漢關係的發展，雙方曾經緊張但也產生出多元的文化。

　　據我所知，新武呂溪一帶的一些部落，其通婚對象是固定的，如果是巒社群，那他的通婚對象就一定是來自秀姑巒溪一帶整個部落裡的人；如果是郡社群，那他的通婚系統就不一樣，這個部份很有趣，可以再作討論。巒社群再向下遷，越過北絲鬮溪，往南建立了內本鹿社，布農族大規模的在新武呂溪建立的許許多多的聚落，這是向東遷移。遷移過程使原本住在花東縱谷的阿美族受擠壓，無論是花蓮的南勢阿美群、中部的秀姑巒阿美群，還是南部的卑南阿美群，在這個地方，他在北、中、南都受到泰雅族的擠壓，原來住在花蓮平原一帶的阿美族便往南遷移，遷到秀姑巒一帶，中部這一帶因受到布農族遷移的擠壓，便沿著秀姑巒溪到東海岸一帶，至於南部的卑南阿美群因受到卑南族遷移的擠壓而往北遷移。

　　大約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阿美族形成北、中、南三部份，不但在空間上造成了隔離，在生活上也產生一些差別。當漢人進入此區時，也因隔離而產生一些聚落。這是高山族的遷移概況。除了高山族外，平埔族的遷移以噶瑪蘭族與西拉雅族為例，在宜蘭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他們在五結鄉建立一個部落，當地人稱之為加禮宛六社。而在十九世紀前期，台南的西拉雅族陸續遷移至台東卑南，他們在卑南族人的同意下居住，而文獻上似乎記載著彼此的關係不太好，西拉雅族的族人有時感到被欺負，所以在卑南平原住了一段時間後，便往北遷移，到富里東里鄉，之後又到了玉里，但玉里前後分別住著阿美族與布農族，後來就從玉里南遷到富里深山。因此，從富里一帶到池上、新開園、萬安，到關山一帶的帶狀空間是西拉雅族的居住地。各位如果到關山騎腳踏車，往右邊騎會騎到一個上坡地，上了坡是關山的豐泉里，那一帶主要是西拉雅族的聚落。童年時，看著來自豐泉里的同學的膚色及五官與一般漢人的小孩不太一樣，這現象十分有趣。

　　在此背景下，大環境也產生了巨烈的變動。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清政府指派沈葆楨到台灣，沈葆楨抵台後，開始規劃並執行開山撫番政策，這個政策的內容包二個層面，根據文獻記載，開山除了開通山路外，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在這個地方建立起一個以傳統耕織為主要經濟型態的漢人社會。在社會組織與經濟發展方面，立村坊，治工商，通山路，使東西部之間有更密切的貨物往來，在政治制度與地方建設上，要設官制，建城郭。沈葆楨在東部地區建立起屬於純漢人的政經社會型態。撫番的部份，沈葆楨要建封土，也是使東部地區漢化為最終目的。先前提到的例如通語言及番學等，都是使原住民漢化的手段。因此，開山撫番的最終目的便是讓東台灣變成漢人的社會。

　　沈葆楨推行開山撫番的理想以現在的角度來看，能否百分之百的落實，顯然是大有問題，實行的政策大部分是利用手段來達成最終目標的前階段。山路已開通了三條，而到後來，根據臺東州采訪冊的記載，山路已開通了五至七條；並且立村堡、設碉岸等，碉岸的設置，實質上是武裝殖民心態的展現，他利用軍隊開路、防守，並負責該地區初期的治理。撫番的部份，直到丁日昌也還在陸續的進行。

從沈葆楨開始到丁日昌，撫番政策的推行似乎逐漸放慢步調了，這個部份涉及了清代整個政策制定的問題，清政府在外患的壓力下，對台灣實行開山撫番政策，當外患的壓力減輕時，政策的推動就不見得積極。從丁日昌開始，到中法戰爭前，政策推行較慢，丁日昌很清楚的表示：「我之所以撫番者，原以杜洋人覬覦之端，故為目前計，得番地不足以為益，不得番地不足以為損。為大局計，得番地則可永斷葛藤，不得番地，則恐難息窺伺。」，此即理想。就現實而言，若無法達成，則「高山各番距海稍遠者，能夠安本分，則聽其自生自滅，以免多戕生命。」在福建巡撫勒方琦來了之後，同樣的駐兵的問題仍在於兼顧海防，「照護遭風船隻，預杜釁端耳」，除招撫外，重要的在於兼顧海防，所以當海防壓力沒有那麼大時，開山撫番的政策推行就比較慢，這對東台灣而言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開山撫番的成效，是否達到沈葆楨當初實行的理想呢？胡傳在擔任臺東直隸州知州時，曾對這個部份提出討論，我們從臺東州采訪冊裡面節錄出來二段話，胡傳就撫墾局及原漢關係表示：「撫墾局畏番如畏虎，待番如驕子。」撫墾局只管招撫，並無管理或企圖移風易俗，只要地方上不出事就行了，行政態度消極；「惟務以財帛酒肉滿足他們」，每個月有津貼補給；「是視漢奸通事如神明。」清政府在對東台灣的治理上仍相當倚重通事，很多地方在開山事務及地方的拓墾上均與通事有關。在台灣史檔案中，一方面對通事總是用批判性的語彙來討論，但另一方面，以漢人拓墾的角度來看，通事扮演樞紐性的角色，但是好是壞我們沒有絕對的標準，這就是開山撫番的政策。

　　胡傳非常注意國家與原住民間的關係，他說：「故後山開闢雖廿年，墾務則無一處報丈升科。」但因土地還有兩千多甲，其實並不很嚴重；「而生番出草殺人，則年甚一年。」胡傳後來在執行開山撫番政策時感到失望，以他的觀點而言，開山撫番可說是近乎失敗。但我認為胡傳的看法可再作討論。12國家與地方透過政府官制組織的設置而連結。光緒元年（1874 年），沈葆楨將原來駐在台南的南路理番同知，移到東部，改稱台灣南路撫民理番同知，同知所在稱為廳，稱卑南廳。

　　若根據張振岳老師的說法，一方面，廳應屬於府的派駐機關，例如南路撫民理番同知，就像台灣府派駐於東台灣的地方性官員，但它是否能成為與縣位階相當的地方行政機關，可再作討論。無論如何，因同知所在，我們習慣稱南路撫民理番同知為卑南廳。但該設置的性質與淡水廳不同，因此在光緒元年設置了卑南廳。另一方面，廳屬於地方行政機關，與縣的位階相當，例如淡水廳。原則上，理番同知在西部還兼海防同知，例如，第一任的理番同知袁聞柝，本身就兼台灣海防同知。因此，土地的拓墾，收稅及分科土地的事宜，都由撫民理番同知負責。照理說，分科土地與賦稅是地方官的事，但現在將事情全部交由卑南廳處理，這是較特別的地方。

　　光緒元年至光緒十三年（1887 年），劉銘傳時期將東台灣改制為台東直隸州，位階與府相當。添設的直隸州曰臺東直隸州，隸屬台灣兵備道，知州屬於台灣道。直隸州裡，再分二個部份，卑南廳原來比較靠近南邊一帶，便在台東這一帶設直隸州州同，負責南邊的事務，水尾以北至花蓮這一帶改設花蓮港廳，設州判，換句化說，東部地區的管理制度是南部一個州同，花蓮一個州判，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 年），東台灣發生大庄之役，使原來要設在直隸州的其他官制胎死腹中。理論上，應是一個知州下設一個州同、一個州判，但東台灣的官制建立受大庄之役的影響，在花蓮北部設一個通判，在台東設直隸州知州，官制建立的運作過程有些簡略。就制度而言，直到清政府割台，東台灣並無設置州同，只設一個台東直隸州知州，駐在卑南廳，而陳英的台東誌裡卻曾提到某人任州同，但在清代的地理誌或清的會典，均記載了台東直隸州沒有設州同，雖制度上有缺，但無人任職。且在胡傳的日記與稟啟裡也沒看到這個角色，故陳英在臺灣民主國時期，可能為了鼓勵官員留下，便將他們的位階提高。因此，關於州同的問題，我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接下來是土地拓墾的部份，以東台灣而言，清末的土地拓墾，分數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官招民墾，光緒三年（1876 年），丁日昌主政，他制定了撫蕃開山善後章程，計畫在汕頭、廈門、香港等處，招攬民工來開墾。他在汕頭曾招攬了一千二百多人，這些人被安排到玉里一帶，至於先前討論玉里有許多客家人的問題，似乎與民工的招欖有關。這一千多人來台，不久後四處流散，實際上這一千二百多人並無發揮開墾居住地的效果，有的人逃跑，有的人可能居住在附近，也有的人可能到東台灣後又遷往西部。雖然丁日昌曾招攬民工，但整體效果非常有限。

　　光緒四年（1877 年），調整撫蕃開山善後章程，到東台灣的拓墾者按口計糧，拓墾者三年後再升科。這期間陸續有拓墾者參與，但章程的實行到了光緒五年（1878 年）又有了變化，成效不彰，官招民墾便被廢止。第二階段，光緒五年後，人民進東台灣開墾，清政府實行二種辦法，第一種辦法，就是拓墾者若無法單獨開墾大面積的土地時，可自行僱人，開墾後的土地就屬於拓墾者所有。第二種辦法，就是允許內地富民自備工資，稟官認墾未墾地。拓墾者可來向官府申請開墾土地，這與西部地區的拓墾模式類似，拓墾者必須請官認墾，透過報墾的形式，雙方認可了再過來開墾。整個流程跟西部的模式相同，因為東台灣土地有限，不像西部是以大範圍的面積拓墾方式進行，因此，東台灣似乎沒有墾戶、大地主的出現。第三階段是人民從中國各省來台開墾。官府給予津貼，按丁酌給種子、農具，指明地段，聽其開墾。第二階段的民招民墾基本上就已經是這種情形了，第三階段只不過更加的開放，只要拓墾者來台，未墾地或已墾地都可以僱人來墾，這是民眾對至東台灣拓墾的吸引力，效果提升不少。這個政策在光緒五年時似乎產生比較消沉的現象，但另一方面，這樣的拓墾秩序，對人民而言有強化的作用，但對官方而言，就比較消極，如此矛盾的現象在此交錯。
　　光緒十四年，開始實行土地清丈，引發了人民的反抗，適才提到的大庄之役，這個跟在富里、池上一帶，跟平埔族有關，這可說是東台灣拓墾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人民反抗行為，甚至使李鴻章調派北洋艦隊南下，調派下來在沿海這個地方過來。大庄之役後，整個土地清丈的工程要到光緒十七年（1891 年）以後才完成，到光緒十八年（1892 年）才開始徵收田賦。根據 1896 年的調查，照田代安定的記錄來看，東部地區的漢人人口數及戶數統計共是820 戶，3214 人，墾地 2225 甲，每年徵銀 1142 兩，可說是清末土地拓墾的成效。

在土地拓墾的過程中，清政府規劃了整合各部份的措施，設置了五鄉，五鄉的重要性，一開始是因行政的需要，將東部地區劃分為五個部份，因此，這五鄉成為東部地區的行政基礎，但後來五鄉卻不被視為行政體系的脈絡。在鄉裡設置鄉長、總管，處理大小事務，在東部地區，這些角色可說是很重要。此種經驗交雜著西部地區的拓墾經驗，有些可說是特殊現象。以下，我們將五鄉做個整理。台東縣基本上分成南鄉、廣鄉、新鄉。南鄉位於卑南一帶。廣鄉，則到成功、長濱一帶及大港口，大港口海線以南是阿美族的部落，以北則是屬於花蓮的部份。新鄉，位於今池上、關山、秀姑巒溪以南。奉鄉，位於富里以北。蓮鄉，位於花蓮港一帶。日治時期的行政區設置，一開始就以五鄉的範圍做界定，等到明治 43、44 年（1910、1911 年），以奉鄉、蓮鄉做為切割的脈絡，而台東、花蓮正式切割後，蓮鄉屬於花蓮港廳，奉鄉、新鄉屬於台東廳，近似於今花蓮與台東之界線。

　　在蔣師轍編的《台灣通志》裡寫到大庄平埔之役，但只是對一些檔案的整理，後來在連橫的《台灣通史》裡，就有比較完整的敘述，包括一些檔案的原件，例如東部地區的一些官員，對整起事件最初的報告。大庄平埔之役是在土地清丈的過程中發生的，當時負責土地清丈的委員雷福海，到今大庄富里一帶清丈土地，在東台灣，無論漢人還是原住民，只要有開墾過的土地都要劃入清丈範圍。平埔族人在土地清丈後要繳交單費、土地費等，但他們無力負擔，於是清丈委員就抓人、綁人，將他們帶到溪邊予以懲處，如此一來，引起了平埔族人的不滿，便群起攻擊清丈委員。而住在附近的客家人也立刻組織、動員起來，原本只是單純的平埔族人與清丈委員的衝突，但在附近客家人的煽風點火下，於是平埔族與客家人便聯合起來反抗清丈委員。他們帶著武器南下到台東一帶，變成是圍攻卑南部隊的營帳。卑南族有兩支，一支在卑南，一支在知本，這二個系統中，被圍攻的是屬於卑南系統，在後來的發展，反而是卑南族的問題較為嚴重。在漢人的部分，經過大港口事件後，阿美族與漢人關係趨於緊張，因此，在知本的卑南族希望聯合花蓮的阿美族反抗，故在台東較為嚴重。大庄之役雖稱平埔之役，但我們可以看到，漢人、平埔族、噶瑪蘭族、卑南族等，整個東部地區的族群都被捲入其中。要探討的是為何會引發這麼大的問題，這個部份我認為還有探討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