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為大陸有很多人對美國的對中外交政策感到不滿（四月一日之前，就已經有很多事情發生過），此一報導大概不會被如此傳播。人們希望「看戲」，而這個中美衝突的大「戲」是「可能」可以上演的。
1997年7月1日我人在香港（感謝北平東路給的公假），事情平順地「不出我的預料」----但卻讓很多西方記者感到「失望」。這種氛圍，就是在中國實現民主化後，也未必就能很快消弭呢！但總會好些吧。
"911事件14名中國記者被逐"真相
許昌日報 (2002-01-31)
編者按：去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傳出所謂“14名中國記者被美國驅逐”的消息。在4個月之後，當事人以自己的所見所聞，披露了其中真相。
“9-11”事件已經過去4個多月了，如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平常心來冷靜看待，這其中包括當時頗爲轟動的“14名中國記者被逐”風波。
我就是這14名記者中的一員。
第一次去美國，不料遇到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事件，親眼目睹了五角大樓升起的滾滾濃煙，一次瞭解美國的輕鬆之旅頓時添進了幾分見證重大事件的職業興奮。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一不小心，自己背上了“被美國驅逐回國”的黑鍋，成爲國際關係遊戲中的一顆棋子。雖然五角大樓的濃煙已經散去，但“驅逐”風波的陰影仍未褪去，餘下的是銘刻在心和難以釋懷。
震驚：從五角大樓遇襲到“中國記者被逐”
我們參加的是由美國國務院組織的“國際訪問者”專案，此次專案的主題是“中美關係”。原計劃訪問時間是2001年9月8日至10月6日，要走訪華盛頓、紐約等7個城市，參觀訪問數十個機構。需要說明的是，這次出訪並不是中國官方組團，而是由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及領事館牽頭組織的。我本人則是由報社推薦並得到審批同意的。來自全國各地的14名中國記者分別從北京、上海、廣州出發，於2001年9月8日抵達華盛頓。
正式的訪問活動是從9月10日(星期一)開始。厚厚的訪美日程翻開了第一頁，一切都那麽順利，沒有絲毫不妥。
第二天，即9月11日，我們出門之前就在電視裏看到了紐約世貿中心大樓被撞的情景。這一新聞立即成爲我們在巴士上談論的焦點。當時的情勢並不十分明朗，還沒有確定這是一起恐怖襲擊事件。
這天上午，主辦方安排我們與美國自由論壇組織和國際記者中心的負責人座談，地點在本次訪問專案的主辦機構——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的華盛頓辦事處。會議室裏的電視機正在播出撞機的新聞，中國記者們很不情願地看到電視機被關掉，開始了有關新聞自由與新聞道德問題的討論。
大概是11點左右，美國國際教育協會官員、此次訪問專案的負責人Anne Boum女士突然闖進會議室，宣佈上午的活動停止，下午的活動取消。原因是五角大樓遭到襲擊，華盛頓正在進行人員疏散，所以停止一切官方活動。
此時我們才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原來紐約世貿中心被撞與五角大樓遇襲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地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行動。美國本土遭到襲擊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而我們就在這一事件的現場！會議室的電視機再次被打開，記者們又圍到電視機前關注事態的發展，有的記者則急不可耐地奔出大樓，走上街頭進行採訪。
星期三上午，訪問活動開始恢復。我們原計劃星期六乘火車去紐約，開始下一站的訪問。襲擊事件發生後，這一計劃不斷變化：開始說推遲到星期天去紐約，後來又說改乘大巴前往。到了星期五晚上，我們接到通知：到紐約的活動取消，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將于星期天上午來我們的旅館商談計劃變更問題。
星期六上午，臨時安排去華盛頓故居參觀。由於“9-11”事件的影響，我和本報駐華盛頓記者一直沒有時間見面，因此我決定不隨“大部隊”活動，而去拜訪本報駐華盛頓記者。下午，我在這位元記者家裏上網，多維網的一條消息讓我嚇了一跳，新聞的標題是“美國驅逐一批對襲擊事件歡呼的中國記者”。看了內容之後，感覺報道中所說的中國記者很可能就是指我們。我不敢大意，立即趕回市區我們下榻的旅館。
回到旅館後，其他記者大都已經知道這件事，正聚在一起商量對策。這時我才知道，多維網的消息來自法新社，法新社的新聞標題是：US expels visiting Chinese journalists after reports they applauded terror strikes(美國驅逐對恐怖襲擊歡呼的來訪中國記者)。報道稱，美國國務院官員星期六表示，美國已經驅逐(expelled)了一批來訪的中國記者，因爲他們曾對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襲擊事件鼓掌歡呼(applauded and cheered)。
經過商量，我們決定分頭行動，一部分記者前往中國駐美大使館，一部分記者討論起草聲明以澄清事實。大使館給了我們四點建議：1.保持冷靜；2.尊重美方決定；3.有義務澄清事實，表明立場；4.爭取儘快安全回國。
反擊：從嚴正聲明到公開駁斥
星期天上午10點，美國國務院官員來到我們下榻的旅館。我們通過翻譯向他們遞交了有14名記者簽名的嚴正聲明。聲明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指出法新社有關“中國記者對襲擊事件鼓掌歡呼”的報道嚴重失實。事實是，我們不僅沒有對襲擊事件歡呼，而且還在第二天、第三天分別在外國新聞中心和美國國務院，兩次向美國方面表示我們對襲擊事件的同情和慰問。
第二，由於法新社援引了美國國務院官員的話，我們要求美國國務院作出必要的澄清。
美方官員進行了大約10分鐘的研究，然後請我們進入會場。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問者辦公室執行主任Kathleen Brion女士宣佈，由於美國國內的交通尚未完全恢復，許多預先約定的人又無法見面，正在進行的國際訪問者專案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有些專案因此被中止(curtailed)，其中就包括我們14名中國記者參加的專案。她對此表示遺憾，希望我們理解。
根據事先的預案，由我們臨時推選的代表開始發言。他首先表示尊重美方的決定，並希望儘快地安全回國，然後再次要求美方對法新社的報道作出澄清。Brion女士表示，她沒看到法新社的報道，不能做任何評論，但她可以把我們的要求向國務院更高級別的官員彙報。
既然美方作出了決定，我們就只能等著回國了。但我們總覺得事情還沒完。當時我們已經注意到，一些海外媒體及中文網站已經紛紛轉載法新社的報道，不良影響正在擴大蔓延。如果我們不及時表態，就等於默認了法新社的報道，以後再想掀掉扣在頭上的“屎盆子”恐怕就難了。於是我們找到了美國《僑報》的記者。
17日，《僑報》二版頭條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中國記者譴責錯誤報道美官員見證》一文，並配發了我們14名記者向美國國務院官員遞交的嚴正聲明。
18日，我們看到了法新社的最新報道：China denies journalists expelled from US after terror strikes(中國否認記者在美被驅逐)。報道說：中國駐美公使何亞非否認中國記者被美國驅逐，稱他們的訪問活動只是由於美國出現的非常情況而被中止。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鮑徹爾也表示，由於美國的當前情況，決定中止(cut short)中國記者的訪問。至於有關中國記者鼓掌與歡呼的報道，鮑徹爾表示他聽說了這一報道，但不能確定是否屬實。
19日早晨7點10分，我們上海的3名記者乘坐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班機，第一批離開華盛頓，取道香港回國。其他記者也在一周內陸續回國。
思考：從中美關係的微妙到記者的職業素養
在從香港回上海的航班上，我們看到《香港經濟日報》“衆志”版“微言大義”欄目中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吃定了虧》。文章說，如果法新社的報道屬實，反華分子又多了一個話題把柄；如果報道失實，中國人也是吃定了虧，因爲“鼓掌歡呼”才有新聞性，才會被廣泛傳播。
也許我們的命運是被它說中了。回到國內後，很多朋友都來打聽“驅逐”風波，他們記住的只是法新社第一篇失實的報道，至於《僑報》的報道幾乎無人知曉，網上也極少轉載。
事實很明顯，法新社的第一篇報道是失實的。因爲報道中所說的“鼓掌歡呼”應該是指9月11日上午11點專案負責人宣佈五角大樓遭到襲擊之後發生的情形，但是作爲一個現場見證人，我當時並沒有看到有人鼓掌歡呼。在9月15日美國國務院官員宣佈中止訪問專案後，陪同的翻譯Jay Sailey(美國人)表示：“我已經同國務院官員說了，我和14名中國記者一直在一起，沒有看見法新社報道的情形，正相反，他們多次向美國方面表達了震驚和同情。”翻譯劉欣也表示，她很奇怪，法新社爲什麽不來向他們翻譯證實一下有沒有發生這件事？
但爲什麽會發生所謂的“驅逐”風波呢？我想可能涉及到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新聞記者對重大事件的職業反應。雖然當時並沒有出現所謂的“鼓掌歡呼”，但情形的確有些忙亂。平心而論，任何一個記者遇到這樣重大的新聞事件，都會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興奮。甚至連我這樣一向比較穩重的人，當時也很興奮，立即和另外兩名上海同行走上街頭採訪，然後步行了一個多小時趕回旅館發稿(記得當時只有我和《環球時報》的記者發回了報道)。儘管專案負責人一再提醒我們要注意安全，但我們三人還是於當天下午趕到五角大樓附近，拍了幾張現場照片。問題在於，是不是我們這些記者職業敏感太過強烈，給人造成了誤解？
第二，如何看待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有分析認爲，中國記者在美國“鼓掌歡呼”是完全可能的，因爲在中國的網站上充滿著“幸災樂禍”的言論。我覺得這樣的分析是站不腳的。網上聊天室和BBS上的言論不少是極端的，因爲他們不需要負責任。這些言論並不能代表中國人的主流觀點。如果要這樣聯想的話，遭殃的可能不只是中國一個國家的記者。無論是從人道主義角度，還是從反對恐怖主義的角度出發，我們都有理由對“9·11”事件予以譴責，對受害的美國人民以及其他國家的公民表示同情和哀悼。事實上，我們曾兩次向美方作過這樣的表示。我記得同行的上海衛視的記者爲了給美國人獻血，在華盛頓打了不少電話，跑了不少地方，熱情很高，最後因沒找到可以獻血的地方而作罷。但是另一方面，記者還應當有更深層次的思考。記得在9月11日之後的幾次座談中，我們14名記者中就有人向美方提出：美國政府也應該從“9·11”事件中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以消除恐怖主義的根源。儘管有人認爲，當時對美國人來說還是悲痛哀悼的時候，反思應該是以後的事。但我認爲，我們的這一觀點在其他國家也有相當共識，而且事實證明，直到目前爲止，美國在這方面的反思還很不夠，他們想到更多的是大面積的報復和小心翼翼的自我保護。
第三，中美關係的微妙。在“9-11”事件之後，中國在反恐怖主義方面給予美國充分的合作，因撞機事件而受損的中美關係得到很大程度的修復。可以說，“9-11”事件爲中美雙方提供了一個改善關係的機遇。但總有一些反華勢力不願意看到這種情形。回想起來，我覺得美國國務院在處理我們訪問專案問題時有欠妥的一面，至少個別官員的行爲令人疑惑，他們爲什麽在沒有向我們宣佈決定之前就把消息捅給了法新社，而且內容和正式宣佈的又不同？法新社又充當了什麽樣的角色？值得欣慰的是，我們注意到美國當局也不願意把這件事情鬧大，在我們遞交聲明後，美國國務院官員態度很積極。除了在《華盛頓時報》上看到一條小消息之外，美國的主流媒體也沒有報道此事。當然，我們也不想給中美關係添麻煩，所以後來選擇了《僑報》，因它主要在美國發行，這樣可以把影響限制在海外。在從洛杉磯機場轉機回國的時候，我們看到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璿一行匆匆而過，趕往華盛頓，中美關係又在微妙中小心翼翼地向前邁進。
從“9-11”恐怖襲擊到“中國記者被逐”風波，在經歷了兩次刻骨銘心的時刻後，我有一個深刻的體會：在重大事件面前，考驗記者的不只是你的業務能力，還有你的職業素養。既然從事的是一個備受公衆矚目的職業，記者就應當隨時隨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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