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協辦的「全球化：中國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會議」，於2001年7月1日至2日在華府的「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召開。會議主辦單位雖然邀請了台灣三個主要政黨的中國大陸事務部門以及許多學者專家與會，但親臨現場的台灣人卻僅有筆者一人；相關報導自然也付之闕如。雖然會議的簡報可以在基金會出版的「議報週刊」（
http://www.chinaeweekly.com）上找到，但書面資料外，與會者們對一些問題所進行的廣泛的交流，則仍值得一說。
對於筆者而言，首先感到這些與會的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或者還在中國大陸工作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多得是性情中人！他們並且比多數中共政府官員以及大陸的一般平民百姓，有著更濃郁真摯的愛國情懷。例如劉賓雁、嚴家祺這些老一輩的人士，即在會議的報告或發言中，充分展現其憂國憂民之情。中生代的學者也一樣憂國憂民，且更針對許多問題提出了他們的看法。
國際政治、西藏、台灣等問題
在國際政治上，秦暉表示他不擔心美國的霸權，因為民主國家的霸權擴張受到民意的制約，因此有其限度；但他認為，隨著現實主義態度的上升，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關注下降，但卻可能進一步排斥中國的崛起，這種態度上的變化對於中國其實相當不利。也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刑小群，也強調中國應成為先進文明國家的群體的一份子，而非與反西方國家形成同盟軍。對於「反華」的西方同盟的可能，趙全勝則稱，目前美、日、歐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並不一致，因此中國還有迴旋的餘裕，不需要杯弓蛇影；趙全勝說這也是陳啟懋的觀點，或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共領導層的想法。吳稼祥對於中國的外交形勢則樂觀的指出，由於中國民主化是整個潮流的大方向，相反的，日本對於二次大戰的態度則涉及民族文化的侷限性，因此中國的民主化很可能早於日本對二戰的誠懇反省，這可以使中國比日本更快站在論述的優位上，而有利於中國領銜亞洲的一體化進程。
在台灣與西藏議題上，曾與達賴有多次接觸的楊建利稱，達賴現在強調的是如何在「全球化」走向大同的背景下，讓藏民族與漢民族更好的生活在一起，因此達賴認為西藏不必獨立。但「統一」與否不應當成為漢人（或中國）單方面強加於各中國少數民族的條件，這從基金會在2000年與主張獨立的蒙古、維吾爾、西藏等民族的人士接觸的經驗，可以瞭解得到。一些自由派學者也對西藏問題有了深刻反省，例如何清漣即能體會一些西藏人的獨立訴求；但她也一樣是個愛國人士，因此她會擔心獨立後的西藏成為印度的戰略前哨，而這將使中國的戰略環境變得極為惡劣。對於台灣的前途，吳稼祥從大趨勢的角度著眼，認為經濟互賴最終可以使兩岸走向統一；因此他不認為中共有必要恫嚇台灣。這種雖然認為台灣與大陸「統一無可避免」，但「反對武力恫嚇」的態度，似乎仍是目前多數自由派知識份子的立場。
大陸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關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程曉農指出，現在中國的外貿順差主要源自外資企業，國有企業則是逆差；倘若外資企業抽走資金，中國大陸的外匯立刻降到負數，因此中共已經不可能退出全球化。但中共似乎不能應對全球化對政治改革的要求，因此大陸經濟幾年內仍有發生大亂的可能；也因此他能夠理解台灣戒急用忍的政策。
多數與會者並未對程曉農上述的見解有進一步的著墨；經濟發展對於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中國應如何看待全球化，才是與會人士的重點。就此吳稼祥有著直率而俐落的說法；他認為中國領導人正採用一種借「跨國企業」之刀，殺落後的國有企業的策略。他指出，對「規模相當」的國家的影響來說，全球化有利於發達國家的資本，不利於其勞工；有利於不發達國家的勞工，不利於其國有資本；而對於一樣發達的國家而言，全球化則有利於大國，不利於小國。因此總體來說，參與全球化對於作為大國的中國來說是一件好事，對於中國勞工也絕對是一件好事。也就是這個原因，一位與會者指出：魏京生在美國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即為美國勞工聯盟，其原因也是由於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的勞工的利益與全球化是相反的。
雖然如此，在中國大陸仍有許多人反對參與全球化；或者將市場化的改革以及與之相關連的全球化，視為當前社會問題的原因。就此秦暉有著最為深刻的評析，他指出當前中國並不存在西方意義下的效率與公正兩者的矛盾，因為在當前市場化改革仍未完成、權貴資本與官僚干涉仍到處橫行的情況下，兩者能在公正的市場化改革中達成雙贏；因此公正與效率的矛盾其實是個誤導視聽的假問題！但這個假問題卻可能產生不利於改革的大問題，楊建利即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很可能在中國大陸推動民主的，就恰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新左派力量，而這就會造為自由主義民運人士的困境。此外何清漣指出，在當前勞力市場化的環境下，加入共產黨以求增加求職機會的會更多，機會主義會更加氾濫，這也使改革更加困難。
不利於改革的因素
不利於改革的另一些因素則包括言論自由的缺乏，以及排外民族主義的可能影響。刑小群指出，當前大陸出版界的「自律」使批判官僚威權的聲音發不出來；而九十年代的經濟發展與生活環境的改善，也使新一代學生比較接受官方的說教。官大民小的情況看來在短期難以改變。不過社會的諸般現象也不是完全沒有抒發的管道，謝泳即指出，許多大陸作家非常關心社會中、下層的生活，立場近於新左派，但這並不意味他們反對自由化的觀點，只是與八十年代大陸知識界比較一致的自由化觀點已經有所不同了。這一點也反映了當前大陸的利益多元化與階級分化的社會狀況。
關於排外民族主義的成因，胡平指出，當代中國南北方對於西方態度的差異根源，在於漕運被洋船替代後，南方漕運工人進入城市成為工人，生活條件改善，因而較缺乏排外的心理；北方漕運工人則成為失業大軍，之後並與義和團合流，因而發展出仇外的傳統。當然，與會者絕不會排擠在場的「外國人」，例如「天安門真相」的編者之一林培瑞（Perry Link），但對於這本有爭議的書，龔小夏則提出兩個意見；首先，「天安門真相」沒有提出供外界佐證的書面資料，其次，該書出版前也未向書中提到的六四民運當事人印證查詢，因此這本書會被批評，也是理解當然。
文化的挑戰、制度的革新
上面提到的各個論點還多是在會場上的交鋒；但許多與會者，尤其是會議的年輕工作人員，並不滿足於日間的討論，在晚上又聚在與會者打尖的學生宿舍的交誼廳，討論中國文化的前途，以及一些宗教問題，直到凌晨兩三點才休息。黃萬盛是這些討論的主角，或者說他事實上擔任著老師的角色。他從文化史，從各文化的脈絡與走向，進行了中西文化的比較，並試圖闡述中國文化所遭遇的挑戰與回應的契機。他似乎已經看到了中國文化的新生力量，並從切身經驗中感受到大陸人民的生活的變化，因此他不同意會場上程曉農提出的中國經濟將出大問題的看法，也不贊成那種認為改革是一種「虛假」事物的犬儒主義觀點。
在交誼廳外，筆者向吳稼祥斟詢十六大權力接班的看法，他認為從權力分配的角度來看，如果江澤民續任軍委主席，則很容易產生權力衝突；例如一九八九年時，若非鄧小平是軍委主席，或許不會發生「六四事件」那樣的場景。倘若江澤民在十六大續任軍委主席，大概只能續任兩、三年，還是得退休，因此不如在十六大全退，還可以博取一些好名聲。嚴家祺則認為，若江澤民續任軍委主席，則顯示大陸在政治上沒有什麼進展，且流亡在外的人士短期內仍無從歸國。
報國無門，是海外民運人士最大的痛苦。歸國以報國，還是絕大多數流亡者的心聲。這些心聲，不知道北京的掌權者是否聽到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