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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00年中國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公布，一些人口變遷、以及政治上的影響，已經初露端倪。然而，由於各種政治或經濟上的原因，中國大陸報章對其中的一些重大變化，卻似乎報導有限。在此筆者擬拋磚引玉，提供一些淺見，供大家參考。

首先，這一次人口普查，在實質上顯示了過去十年中國大陸人口流動遷徙規模之巨大。翻開中國大陸各年的統計年鑑、統計報告，我們會注意到各個省分的人口增加速度，是一種平滑的、連續性的低速成長；這種連續成長反映了人口出生率下降後較低的自然增長率。然而，一旦我們將「人口普查報告」與「統計年鑑」擺到一起，就會發現一些驚人的事實。最為驚人的是廣東省，如果按照統計年鑑所顯示的自然增長率，2000的廣東人口應該是7400萬人左右，但普查結果是「8642萬」人。由於人口普查不是以「戶籍」而是以實質居住地為人口統計的「口徑」，因此這就顯示了廣東一省的「常居外來人口」比戶籍人口多了1000萬以上。北京、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新疆等省市也有類似的狀況，普查結果皆比年鑑資料所期待的人口數多了100萬以上。沿海省分外來人口的迅速增長，充分顯示了中國大陸人口流動速度規模巨大、速度加快的社會現狀。而從比例上來說，廣東、上海兩地的外來人口比率特別的高，這也反映了兩地經濟發展較為迅速的現實。

在沿海富裕省市人口快速增加的同時，部分貧窮省分人口卻開始出現普查結果比統計資料少的狀況。由於貧窮省分的統計工作亦較不嚴謹，我們確實可以懷疑是否其中存有大量漏報人口；但由於中國中央統計局的抽查工作較為細緻，我們寧可相信這些數據的正確性，並從中解釋一些社會現象。其實貧窮省分的人口普查結果所產生的人口流失，正可與富裕省市的人口增加相聯繫。四川、安徽、廣西等省的普查結果，比起年鑑中的人口「少」了兩百多萬；江西、黑龍江、河南、貴州等省，也比年鑑人口少了一百多萬；此外，湖南省的人口也減少了將近一百萬，陝西人口也有所減少。這些短少的人口當然不是全部跑到廣東、上海等省市；而是在全國的流動當中，有些到相對富裕的相鄰省分，而這些相鄰省分又有些人再到其他省分。因此整個中國的人口流動規模，還要比這種淨損益結果要巨大許多。

這種人口大規模流動的結果，當然會使一些省分的社會產生巨大的變化。例如按照人口普查的資料，廣東人口在1990年時將近6300萬；僅僅十年的時間，廣東人口淨增加2300萬人以上，超過了8600萬。如果再考慮到城市化的結果，則廣東省的社會變化，毋寧是極為巨大的。此外，由於廣東省的人口遠多於原有統計人口，因此這也可能意味著過去對廣東的「平均國民生產毛額」，以及相應的居民購買力的誤判；許多報告指出廣東省的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在2000年已經超過1400美金，但在新的人口普查結果出來之後，也許這個平均數字就得降到1200多美金，這就使廣東的人平均購買力低於浙江、江蘇兩省。這種差別，將對我們認識各省之間的經濟成就，乃至於廠商的投資方向造成影響。

然而與新疆相比，廣東所受到人口流動的衝擊，也許還沒那麼嚴重。新疆的2000年人口普查結果，比1999年的年鑑人口多了149萬，達到了1925萬人；然而按照自然增長率，2000年的新疆人口應在1800萬人左右。這個巨大差額當中，可能有許多過去少數民族的漏報人口，但相信更多是來自「內地」的漢人移民。這龐大的漢人移民，勢必強烈影響新疆的民族構成；我們可以據此推想，維吾爾族可能已經、或將在未來數年之內，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為次於漢人的少數民族。從好的方向來說，這種移民既改善了許多原居於貧窮省分的漢人的生活，在政治上更有助於中國對新疆的統治；從壞的方向來說，這就可能加劇新疆原已存在的族群緊張關係。

這個人口普查結果也反映了過去人口抽查、人口統計工作上的缺失。很難想像過去廣東省政府對這「一千多萬人」、上海市政府對那「二百萬人」視若無睹。但統計工作卻又是分分明明地要與現實相背離；這就牽涉到中國大陸迄今尚未能廢止的「戶口體制」。許多大陸學者已經指出了戶口體制對城市化構成的巨大阻力，並因此使中國的經濟運行發生極大的障礙。中國大陸的政府也正努力試圖改變戶口體制的束縛，然而幾十年的包袱不是短時間就能扭轉。城市與農村之間巨大的生活條件落差，可能將繼續困擾中國一百年；城市居民對農村居民的歧視心態，也將要花上數十年才能改變。過去的計畫經濟體制、統購統銷制度，居然能損害、剝削數億人的自由與幸福長達數十年，並在其廢止之後將繼續影響數十乃至於上百年，這不能不為政府「政策」的可能後果，感到鎮攝恐懼。「治大國如烹小鮮」，但指點江山之際，真也得多三思而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