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在九十年代經歷了兩次意識型態變革；第一次鄧小平在1992年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地位，第二次江澤民在1997年確立了「私有經濟」的地位。這兩場爭論都已推動了中國大陸的政治思想的進一步開放，並成功地促成了以國家退出競爭性行業、放棄計畫經濟體制為背景的1998年的「國務院改革」。然而，意識型態的變革並非到此為止；不僅在進一步打破國家官僚資本的經濟改革，以及政治改革上，中國大陸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且隨著國力的上升，究竟中國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也成為知識份子的新的爭論焦點。
分歧的思想傾向
不同的立場，對上述的諸問題有著不同的切入角度；著名的思想家蕭功秦對這些不同立場做出了明晰的區分；他在2000年底於《戰略與管理》雜誌撰文，指出當前的中國知識份子，業已分化為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老左派的原教旨主義等各種不同的思潮。這不同的思潮分別反映了一定的社會階層的需要，例如自由主義對於公平競爭、私有財產的保護的強調，反映了新興中產階級的利益訴求；新保守主義體現了體制內受益者的觀念與態度，以及從舊體制分化出的社會菁英與大企業集團的政治利益；新左派則隱然有成為下層民眾與弱勢團體代言人的跡象。
與此相關的，在國際關係的看法上，當前中國大陸的思潮則形成了兩個陣營的對峙，分別可稱為「時勢派」與「剛愎派」。前者是由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務實的政治家與學者官員、以及歷來反對激進運動的新保守主義者所構成，後者則由自由主義的左翼、原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中已經分化出來的新左派、以及某些自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後已經失勢的老左派，再加上海外留學生中的激進民族主義者所構成。前者認為中國應當繼續臥薪嘗膽、忍辱負重、韜光養晦，以維護國家的長遠利益；後者則似乎為一種剛愎民族主義，甚至可能發展為極端民族主義。
與蕭功秦略有不同，北京大學的徐湘林教授則將中國大陸的思想界對於政治改革的進程的態度，區分為「國家中心論」與「社會中心論」兩種觀點。社會中心論強調社會與國家的互動，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很有進展，但政治改革落後，這個觀點的支持者認為政治改革的重點是「民主化改革」，要擴大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促進市民社會的成熟，限制政府的權力。相反的，國家中心論則認為政治體制改革雖然有些落後，但也在不斷的進展當中；這個觀點強調國家對改革的領導地位，而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是一種正常現象，不應該強求超前的政治改革；這個論點反對照搬西方式的民主化改革，以避免政治失序，從而葬送了經濟發展。
「三個代表」的意識型態變革
就近期來說，前述的「國家中心論」的改革路線，對於認識當前中共官方的意識型態走向，是一種更適當的解讀途徑。而國家中心論的改革內容，固然包括了國家機構的現代化的研究，乃至於以新加坡模式為範本的法治建設為重點的政治體制改革，但表現在意識型態層面的變遷，則以「三個代表」為標誌。
1997年由「上海市社會科學規畫小組」具體指導，由十多位上海政治學者一同撰寫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穩定」一書，即提出了類似於三個代表的內容的用詞，指出了共產黨政權是「一個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階級、先進利益群體的政權」，並且「穩定是先進階級、先進的利益群體發揮先進作用的需要，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心願」。由於江澤民對上海學者的信任，加上相關建議的實效性，因此我們可以判斷，三個代表是上海的學者提供給江澤民的成品，而其目的在於尋求「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穩定」。進一步來說，就是要使政治體制「能自我更新」，以「成功地適應現代化」，而為達成此一目的，則必須「能將那些反映新的社會覺悟的社會力量吸收進政治體系」。
因此中共的此次「三個代表」的宣傳，放在中共意識型態的轉變過程中觀察，會發現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以認為，2000年關於「三個代表」的思想動員，是要重新定義中國共產黨，將「工人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利益」，打破階級屬性的「全民政黨」。由此，中國大陸將進一步向過去亞洲四小龍的「威權政體」靠攏，使其共產政權的體制向資本主義威權政體轉變。
結語
雖然「三個代表」的官方的意識型態變革，顯示了中共求新求變的積極嘗試；然而，這種意識型態嘗試，也顯示出中共仍企圖以「政治一體化」來維持一黨統治。在此同時，由於中國大陸及複雜的階級、地域分野，可能使中國大陸的各個地方、各個階級，對不同的思想傾向也有著不同的偏好。於是官方的意識型態變革，放在知識份子的多元思潮當中，顯得有些孤立；這也就使中國大陸的意識型態與思想傾向，呈現為孤立的官方意識型態與多元的思想流派並存的場景。
此種複雜的場景提醒我們，應該對中國大陸分歧的思想傾向多一點認識，以減少片面的觀點。海外華人社會也應該去試著瞭解這些分歧，因為海外華人社會，包括聯合早報，事實上對中國大陸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如果海外報章對於各種不同的思想傾向缺乏辨別的能力，那麼保守力量「出口轉內銷」就有著很大的可能性。
面對分歧多樣的觀點，海外華人社會首先應該支持自由主義對法治與民主的追求；其次，理解新保守主義的官方立場，包括正面認識「三個代表」的意識型態努力，鼓勵官方的改革嘗試，同時要注意官僚資本的反改革傾向；除此之外，要正視新左派消弭貧困的訴求，但要認識到這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來解決。因此，在國際政治上應該支持「時勢派」的立場，勸阻「剛愎民族主義」。這最後一點特別應該注意，因為海外華人常常想像一個強大的「祖國」，而疏於對剛愎民族主義的警惕，從而可能對海外華人與東亞局勢構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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