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物語的台長詢問我對於十六大的接班的看法，我只能說：不想去在傳聞中攪和。我的想法是：認識制約權力繼承的大環境，並據以判斷可能的結果。個人喜好，只能在結構中發揮邊際的作用。
下文是筆者舊作的一個章節，依據各報「傳聞」組織成一幅1992到1998年間權力繼承的全景圖，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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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掌握大權後，有鑑於自身年事已高，即開始物色接班人選。起初，胡耀邦與趙紫陽成為主要的接班人，但兩人分別於1987年與1989年，因「政治風波」而去職。於是到了1989年中葉，鄧小平乃必須放棄原有接班人，重新選擇「第三代領導集體」。個性似乎較為平庸的江澤民，在元老們的妥協下，被遴選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由於江澤民由1989到1993年，先後兼任了包括國家元首、黨的領導、軍事最高首長三個重要職務，似乎與1980年代胡、趙的「往例」有所不同，是否他能持續勝任這些職務，成為問題，因此在大陸經濟波動的週期因素之外，高層的派系鬥爭成為影響第三代領導人正式接班的最重要因素。 雖然江澤民終究能夠妥當的分配、鞏固權力，使自己經歷了「江李喬」、「江李朱」兩個領導三角的人事更替，與「江落石出」的衝擊，穩穩的維持了自身的領導地位。但在此過程中，要求分配權力的呼聲不斷出現。
1992年鄧小平南巡，喬石率先表態支持，似乎從過去的「韜光養晦」中走出來，要為將來的權力鬥爭熱身了。 此時江澤民也迅速轉變自己的執政路線，並在十四大時確立了「市場經濟」的主導地位。十四大之後，一方面鄧小平路線得到鞏固，另方面中共元老凋零，加上楊家兄弟的軍權力量被削弱，江澤民本身也經由選舉得到正當性，因此江澤民的權力有所提高。 在此過程中，江澤民也為了維繫權力，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在1989年到十四大，江澤民主要實行與李鵬結盟的政策，和高層的強硬力量比較接近；十四大之後，由於自身權力已較穩固，因此雖然維持「江李體制」，但強弱易勢，成為李鵬追求與江澤民合作。在此同時，江澤民與代表政務的朱鎔基等「集權改革派」結盟，並與黨務的丁關根、李鐵映等接近，形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到了1994年九月底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後，江澤民更進一步以提拔自己的親信人馬來鞏固自己的權位，從「合縱連橫」變為鞏固個人權力基礎。
在江澤民進行合縱連橫的時候，北京起初傳言江喬聯手，但不久就出現了「江落石出」的說法。1995年李登輝訪美後，傳言喬石對於江澤民的緩慢反應有所不滿，並在高層中最後表態支持「江八點」。到了台海危機之後，又有傳言稱「江漲石沒」；江澤民與喬石似乎出現微妙的競爭關係。 由於江澤民能夠與其他高層領導人保持友善，地位似乎已經穩固，因此也就沒有必要積極拉攏喬石，使這種僵持局面更顯突出。
就在江澤民的權力逐步穩固的時候，美國中央情報局1997年初的一份報告稱，江澤民由於對台政策寬大，而與軍方有嫌隙，且在黨內需應付李鵬、喬石、李瑞環、田紀雲、楊尚昆等競爭對手，因此江澤民的地位其實並不穩固，並將在十五大面臨嚴酷的權力考驗。
1997年初鄧小平去世，江澤民的地位立即出現微妙變化。在此前後，左派提出「萬言書」，要求堅持公有制、反對企業民營化；另一左派雜誌「中流」則批評「與總書記談心」支持「反對黨一向支持擁護的東西」。 此種情況下，北京政局本已有些詭譎。 當年初春的人大政協的會議即將召開，喬石、李瑞環卻未在鄧小平死後即刻表態擁江，一時有「喬石、李瑞環等非主流與江李黨政系統首度交鋒」的傳言。 雖然隨著人大召開，喬石在三月一日表態，稱要「團結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使氣氛趨於緩和。 但關於高層權力爭奪的傳言有增未已，甚至六四事件與趙紫陽的問題，也不時成為政治鬥爭的籌碼。
1997年四月，確定了十五大將在九月底召開，並在八月的北戴河會議確定人事安排。但喬石、李瑞環、李鵬等人應如何安排，都成為問題，權力競逐乃趨於白熱化。 然而，這時多數人似乎並不認為黨內的七十歲退休的規定具有重要性。
十五大召開，喬石完全引退，甚至未擔任中央委員。然而1998年初在香港訪問時，喬石又說「命運注定我一輩子不好退休」。 「信報」則根據十五大形成的「江李朱」體制，及中共確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國家、政府、人大、軍隊高層職務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推估出江澤民任國家主席、李鵬任人大委員長、朱鎔基任國務院總理、李瑞環任政協主席。 此一正確的評估，在當時似乎並未受到足夠重視。
傳言稱李鵬本要與江澤民爭國家主席一職，而這個職務被認為是李鵬最理想的出路。 但江澤民不肯放棄此一職務，李鵬遂轉而希望恢復黨主席制，使他成為副主席；然而黨內對此反彈很大，且副主席缺乏實權，李鵬也不真正滿意。 因此李鵬轉而追求人大委員長一職，同時希望喬石的伙伴田紀雲離開人大，以免生制肘。 但就是追求人大委員長一職，還因為喬石尚在其位，因此認為可行性不高。
報導稱，喬石在1997年底，於福建省常委會議和省黨校黨委會議上講話時說，鄧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夕稱黨主席不宜兼任國家主席，1972年稱黨政職務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容易犯錯誤，1977年稱黨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不好。因此九三年鄧小平及政治局建議由江澤民兼任國家主席及黨總書記，主要是因人大進行換屆工作，老一輩同志都要從第一線退下，在特定政治環境下，為鞏固第三代集體領導班子的戰鬥力和領導權威而作的特殊決定。 喬石在另一場合也稱要發揚黨內民主，揚棄個人統治，並且高級領導幹部不應擁有太多空泛的頭銜。
歸納當時可能的高層權力安排，一是恢復黨主席制，使李鵬擔任副主席，江澤民擔任主席；二是江澤民讓出國家主席予李鵬；三是江澤民不肯讓位，逼李鵬擔任政協主席、或逼喬石退休讓李鵬或李瑞環擔任人大委員長。吳國光認為第三種方案是「下策」，會「造成十五大的權力鬥爭空前白熱化，直至危及『江核心』的地位」。 最終下策成為真實，但在黨的十五大，以及隔年的九屆全國人大，所展現於外的平和氣氛，似乎駁斥了這種種權力鬥爭「白熱化」的傳言。
回顧上述的歷史，或許有人會質疑，究竟外界的權力鬥爭傳言是無的放矢，或是因為中共保密功夫到家？或者兩者皆非？對於此種疑惑，筆者認為，外界對於中共權力鬥爭的揣測，或道聽途說，實非研究的重點；因為這種依靠情報、傳聞的「研究」，既無理論，不能檢證，與社會科學的要求相背，又全然無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共的權力分配機制。因此，筆者認為，對於此種權力鬥爭或職務分配的安排，應該在片面的權力鬥爭的觀點之上，去尋求歷史與結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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