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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許題為「自由選擇的限度」，會更為切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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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北京出台的「反分裂法」，台灣許多睿智之士已經表示了反對的意見。然而用「批判的武器」要回應「武器的批判」，卻總是令人感到沮喪。若非對中華民國國軍的不信任，何必要百萬民眾上街頭遊行？

十九世紀上半，是德意志、義大利等地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也是自由主義狂飆的時代，然而當時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看待民族主義，卻有著雙重標準。對於人數眾多，足以創發文明、鞏固族權的德國、義大利，民族主義樂觀其成，而對一些才開始露出苗頭的小族「民族主義」，則譏其不自量力，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表現，就算一時獨立成功，最終仍是成為大國附庸，因此實在不具資格，由此冠之以「分離主義」之名。

一次大戰之後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提出小族也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於是大開小國林立之門；所造成的結果是東歐疆界破碎，德國由此東進、勢如破竹，蘇聯由此西侵、引發冷戰；至於各小國種族清洗運動，更延續到二十世紀末，還未完全停息。冷戰之後的歐盟東擴，才又開始收拾百年混戰的餘燼。

回顧史實，不能不感到殘酷的現實，往往墊基於善良的願望。當南斯拉夫民眾在身上劃上標靶，譏諷美國的「假仁假義」，台灣站在強者的一邊，為強權就是公理叫好。現在上街頭遊行的成為台灣民眾，可以預料的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也將一如過去的台灣，站在「強權就是公理」的一邊。

國際政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而強權既是和平的威脅，也是和平的保障。當美國在韓戰付出近四萬人死亡的代價，中華民國為了得以苟延而竊喜；當美國又在越南承擔了五萬餘人死亡的痛苦，台灣卻為經濟的起飛而振奮。我們受到庇護，因此得以安樂；因此在我們向中共訴求自由與民主之際，我們得心懷悲憫與感恩。

也就是由於苟活的艱辛，我們不能只是耽於台灣自身。國際社會沒有幫助弱者的義務，對於自私的國家更有說不的自由。自由從不是漫無邊際，「分離主義」在國際上更從來都不是一種受到推崇的自由；因為強權總有足夠的實力，自由地選擇，要如何回應少數人所謂的自由。所以在三二六上街頭的時候，台灣不能一心想著自己，還需想到歐洲的理想，中國的情感，與美國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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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喬治肯楠，「冷戰之父」（他自己不喜歡這種說法）。選擇冷戰，也是一種自由選擇；把重點模糊成選擇的自由，是對責任的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