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岸的權力、差異與關係，談大陸民主化與兩岸之互動
包淳亮（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班）
本文發表於2003年3月24日於東吳大學召開之「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國際圓桌討論會」。本會是由中華民國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東吳大學發展處、民主亞洲基金會台灣代表、OPEN周刊社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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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究竟是不是兩個國家，怎樣解決兩岸的國家權力衝突，兩岸要如何解決目前的不正常關係，並沒有明確的意見。民眾所關心的重大兩岸議題，似乎有強烈的功利取向，因此使兩岸的經濟政治差異，使國家權力差異，使兩岸關係的學說論述，都似乎具有影響雙方的關係走向，並且反饋為政府的政策的可能。於是，不同的人，基於不同的國家認同與研究動機，在探討台灣與中國大陸各自的未來與相互的關係時，基於不同的前提，產生不同的研究角度，與不同的思考路徑。
從泛稱的「統、獨」雙方所必須處理的問題來看，雙方雖有情感與目標的差異，但無論雙方對兩岸未來的主張為何，其對問題的思考，都包含三個重要元素，分別是權力的對比，差異感，以及政治架構的安排。而這三者之間，又具有一定的關連性，會互相影響。
兩岸關係與一般的國際關係最大的差別，就在於雙方在上述三個點上，都存在爭議空間。這三個爭議處，對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會產生何種影響，也或有不同的反饋。
（一）差異性
差異性是兩岸關係的重要爭點；兩岸差異大小，會對台灣的國家權力使用效果構成影響，且差異的大小會影響統一或獨立的趨勢。由於差異的重要性，建構或著顛覆「差異性」與「認同」的建構，就變得極為重要。
無論台灣的媒體如何宣傳中國大陸近年的經濟成果，迄至廿一世紀初，中國大陸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大專學生入學率、大專學生佔總人口比率，以及許多社會與經濟發展指標，都仍與台灣相差二十五年以上。1980年代末，兩岸恢復交往之初，由於大陸與台灣的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拉大到歷史性的二十餘倍，此種差距感更遠較1990年代末期強烈。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逐步發展，兩岸均勢似乎正向對彼岸有利的方向移動；雖然兩岸生活水平的差距仍然巨大，但商機所在，商界著名人士乃更積極地表態自稱為「中國人」，一些人已開始擔憂兩岸的差異即將消失，且將使台灣人對台灣的「土地認同」隨之降低。
在中國大陸民主化發生前，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可能較今日更為密切，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性將縮小。在這樣的情況下所出現的中國大陸民主化，意味著兩岸的差異性中，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差異將更不顯著。因此，在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增長帶來的民主化，台灣對「統一」的拒斥程度，將決定於目前的台灣民族主義的建構成果。
從過去幾年的發展狀況來看，很難估計屆時民眾的台灣國家認同發展到何種地步。如果台灣民族主義在屆時尚未定型，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就將進一步縮小兩岸的差異性，增加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的親近感，壓縮「獨派」對差異性的論述空間，使「統派」的論述空間增加。反之，以民族名義拒絕統一的台灣，對於民主化後的中國大陸政府仍將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二）權力
從「分裂國家」的研究觀點來看，當代的「分裂國家」的形成，主要在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差異。與一般的兩個國家間的關係不同，當人們使用「分裂國家」一詞界定兩個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時，其實要說的是目前的分裂僅僅是一種暫時性的狀態，因為一旦當雙方達成分裂或統一的共識，「分裂國家」的暫時性就宣告結束。由此暫時性來說，分裂國家之所以可能分裂，其原因無法跳開分裂雙方的權力的平衡。分裂國家雙方既然有統一的意願，則除非雙方權力的差異不大，否則權力較大的一方，就會採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促使統一。而就算不認為兩岸是分裂國家，僅僅基於「中國併吞台灣的野心」，台灣的存續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台灣能否維持足夠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維繫同盟的支持力量，以對抗中共政權。
權力大小的差異，也使兩岸對於差異、關係的看法都有不同。權力強勢一方強調民族的一致性，認為兩岸的差異不存在或不影響統一，弱勢一方則強調各地區的差異性，並認為差異影響雙方永久關係的建立；權力強勢一方考量如何實現統一，弱勢一方考量如何避免統一；強勢一方強調「實用性的統一政策」，即一國政策，弱勢一方強調「規範性」的統一政策或兩國政策。
由於中國大陸市場機制逐漸成熟，不無可能在經濟發展逐步成熟的過程中，讓民主逐步發展，這將意味兩岸的權力進一步向中國大陸一側傾斜。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並不會使其強勢地位改變，甚至可能進一步提高。
由德國、越南的統一歷史來看，到目前為止，「分裂國家」的統一，只有在實力較弱一方喪失了盟邦的穩定支持，造成權力落差較大的情況下實現過。因此美國為主的外部平衡力量更為重要。但在中國大陸不民主時，美國會較強烈地支持民主的台灣對抗中國大陸，但一旦中國民主化，則美國基於自由主義的對台支持就可能降低，而單靠現實主義的美國對台支持並不穩固，因此美國等國際力量對台灣的支持可能降低，於是台灣的國際政治空間未必能夠增加。
如果台灣在中國大陸民主化後仍不願意接受中國大陸的統一方案，兩岸關係在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初期未必能立刻好轉。而在中國大陸民主化初期，民族主義很可能上升，其對台讓步的空間也未必很大；雖然民主化的中國若要對台動武，更要師出有名，因此或會降低其對台動武的可能，但倘若新生的民主政權是更加依賴民族主義，則此種「民主和平」的論點亦未必樂觀，雙方的政治衝突仍有可能發生。
（三）關係
出於「解決問題」的需要，並基於國內外的各種現實因素的不同判斷，用以「解決兩岸問題」的各種「關係論述」不斷產生，從獨到統，已有「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兩個國家特殊關係」、「國協」、「邦聯」、「一中兩國」、「一個分治的中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分治」、「一國兩制」等各種方案。
對於台灣的不同「關係」觀點者，則傾向於「一個民族」的論述者，強調「制度之爭」或「民族感情」，而非「民族鬥爭」，相對強調台灣應爭取在大陸內部的盟友、強調大陸民主化的重要性，藉由發現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降低其「權力」的實質威嚇性，以從中國大陸內部尋求權力平衡。相反的，愈是兩國、「兩個民族」的關係方案，愈要強化差異性，「本土化」，以進行區別，藉此強化「權力」；同時強調在國際上爭取盟友的重要性，以從外部尋求權力平衡。
如果中國實現民主化，則上述主張兩岸為一個民族、願意建構某種兩岸特殊關係的論述，將變得較易實現。且由於在政治上整合的空間與可能性加大，對台灣的政治獨立反而不利。此外，民眾對台灣政治獨立的心理需求亦不無可能下降，使統派的「關係論述」的社會支持擴大。
但就目前來看，台灣妥協的底限仍是以主權獨立國家為基礎的邦聯制關係，而不會是喪失主權的一國兩制或其他關係。這種態度是否會在新的政經軍權力比、新的差異認知與國家認同，在新的關係論述中找到出口，也仍未知。由此看來，中國大陸民主化後，兩岸關係在短期可能仍是現狀的繼續延續。
由上所述，以主權為思考的「關係論述」，仍然很難解決兩岸不同的國家認同與兩岸權力不平衡之間的張力，以至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並不能保證兩岸關係就能得到輕易的解決。一個民族主義情緒較淡、合法性較高的民主化的中國，或許可使兩岸關係較易於處理，讓台灣保有較大的彈性與自主性，使雙方在各種「關係論述」中尋找出一個滿足雙方底線的特殊關係。但一個民主化後民族主義情緒大幅上揚的中國，配上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再配上對於民主化中國採取姑息態度的美國，則亦不無可能意味著一場悲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可以為台灣的「統派」創造空間，但「獨派」仍須解決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問題。
圖：中國的三個面向。左上角，聯合國維和部隊，中國呈現出上升中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右上角，文革中國，呈現出暴亂落後神秘的反體制大國形象。下，西漢中國，結構中的大國，就是一個大字，且有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你心中的中國是什麼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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