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 助理教授：賴志彰 老師2001.11.10
前言、空間論述中的動機論談起
一、櫟社創立前後的歷史環境時勢
1、新時代改變下的勢力
(1)不流血抗爭下的文化活動
(2)政治色彩宣染下的造勢
(3)中部文人的彙聚
2、也算是一種出路
二、不同主事者風格的展現
1、從單純的「以文會友」談起
2、談林癡仙
3、傅錫祺的規模擴充
4、林獻堂的滲入政治色彩
三、林癡仙與他的無悶草堂
四、傅錫祺與其他會員間的往來
五、林獻堂的宅邸、大花廳與萊園
六、萊園空間的政治社會分析
1、清季末葉的萊園
2、日治初期(1906以後)
3、日治中期(1920－1923)
4、日治末期(1931－1936)
5、戰後的明台中學
七、中部幾個大家族與櫟社的的關係及相關空間論述
1、筱雲山莊
2、水竹居
3、其他
「櫟社」與台灣民族運動的關聯
「櫟社」的經營雖肇始於林癡仙，但是規模的擴充則在傅鶴亭任社長以後，至於林獻堂的加入，雖使得櫟社染上一層濃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梁任公的來台訪問，政治意味實大於遊覽觀光，然而不可否認的，林獻堂對於新社員的提攜與照顧，出力最多。
明治40年(光緒33年，1907)春三月，林獻堂與梁啟超在奈良相遇，期間梁任公將其理念灌注到林獻堂的思想裏，使得民族思想在林獻堂的心中開始萌芽、蛻化，成為台灣運動的種籽。梁啟超告訴林獻堂說：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台人爭取自由。故台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做無謂之犧牲。
最好倣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份壓迫台人。這一番話，改變了林獻堂對民族運動的看法。此外，梁任公亦在林獻堂的力邀下，有意來台灣遊歷。林獻堂回台後即將此事告知台灣的文人、士紳，引起當時同灣知識份子熱烈的期待，甚至開始寫信給梁任公，表達出台灣知識份子心中的悲傷與絕望。
明治44年(宣統3年，1911)2月24日，梁任公「蓄志五年」的遊台之行終於兌現；梁任公率同好友湯覺頓及長女令嫻首途來台，林獻堂與連雅堂、甘得中等數十人前往基隆碼頭迎接，隨即趨車往台北，在台北火車站受到台人熱烈的歡迎。在台北停留五天之後，3月4日由林獻堂引梁任公到台中，出席當晚櫟社的歡迎會。
梁啟超一行在台中滯留三天之後，於3月8日隨林獻堂到霧峰，下榻於萊園的五桂樓，被視為林家之上賓，本擬多住幾天，因接到康有為的電召，不得不趕回橫濱，總計梁任公來台前後為兩個星期。
林獻堂既是櫟社的中心人物，故在台中中學的創立和台灣同化會運動中，使櫟社成員紛紛投入，漸為總督府警務局所注目。終於在昭和6年(民國20年，l931)為紀念櫟社30週年所編印的櫟社第二集時，遭總督府下令查扣與沒收。
一九一０年代以後 台灣近代的民族運動
一般都以大正三年(民國三年，1914)的台中中學創立做為台灣近代的民族運動起點。然而，在由全台鄉紳、大賈等二百零四人大串連的捐助名單中，卻是什麼立場的人都有，因此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抱持著相同的理想，應是錦上添花的成份居多。嚴格來說，整個台中中學設立的請願運動，可以說是為台灣人爭取教育的權力運動，民族因素居多，然而卻也只能在受梁啟超思想洗禮的林獻堂等人身上才看得見這股民族精神。
真正能夠作為前導，一脈相承，造成時勢，作為整個近代民族運動的契機者，當推日本板垣退助倡導的同化會;尤其在受到梁啟超的相勸走議會抗爭路線啟迪，還有當時世界的民族自決潮流的影響，才使整個民族運動與諸多殖民地的反抗一樣，先由海外發動，再傳入島內，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即也是由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主動推展的，雖然同化會前後時間非常短暫，但是卻能造成風氣、時勢，促成台灣的民眾在與東京留學生互通聲息下，共同攜手邁進，藉由新民會，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社會實踐，用為整個議會政治的努力，前後腳步的調整，自始至終的努力不懈，二十年辛酸的歲月，足供後世表率。以下試就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產生的中、外背景略加說明。
一、梁啟超的思想啟發
林獻堂早年即從堂侄林幼春，以及櫟社友人閒談中，對梁啟超有所認知，且非常仰慕，內心思想上受啟發不少。及至奈良的一席談話，使他醞釀在胸中的民族情感得以快速的發酵，以「倣效愛爾蘭人對付英國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的政治決策，使其不敢過份壓迫台民」(甘得中： 1974,520)。
林獻堂與梁任公的會晤，雖或有其戲劇性，卻於日後被歌頌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的濫觴，尤其是梁啟超的一席話也被當作台灣人思想行動上的指導方針，及至梁任公的來台，林獻堂得以帶動全台知識份子、鄉紳、遺老 的熱情，喚起民族意識，這對日後林獻堂在民族運動方面的提攜與努力有相當 大的鼓舞作用，甚至成為精神中心，梁啟超的來台可謂帶動一陣旋風。
二、中國辛亥革命的影響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台灣留日學生愈益激發民族意識，心向祖國，期冀祖國的將來，民族運動遂在這種環境下逐漸抬頭。
三、世界思潮
考量整個日據中、後期非武力民族運動的發展，尤其是在透過海外留學生的媒介，還有許多新聞、傳播媒體的影響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的民 族自決潮流對此期運動的影響不可謂不大。這些世界思潮分別是：1、愛爾蘭的獨立運動。2、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主張。3、朝鮮的「三一事件」。4、日本的「民 本主義」運動。
上述幾個當時世界的民族潮流，幾乎都是由台灣的海外留學生所吸收，再藉由島內的諸多行動實踐，展開長期的民族抗日運動。其中梁啟超引愛爾蘭之抗英作為林獻堂先生的參考，影響尤大，而朝鮮留日學生與林呈祿、蔡培火的交往過程中間，也為台灣民族運動注入很大的催化劑，至於日本的民本主義及中國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更是由日本留學生及留華學生在耳濡目染下，引導他們在思想上的刺激與啟發。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
一、台灣灣同化會
台灣同化會為日本自由民權運動領袖板垣退助伯爵於大正三年(民國三年，1914)十二月二十二日所創，上自總裁，下自理事、幹事、相談役、會計、監督全部清一色是日本人，林獻堂則為台灣方面的代表，會員總共有三千多人，其目的在同化台人以遂行其以日本為本位的亞洲民族大團結，完全以日本利益為前提，謀求日本勢力的再張。林獻堂即在板垣的「日文親善」、善待台人、尊重人權的呼籲下，用以鼓動一股風潮。唯台灣總督府卻視此為政治陰謀，於翌年一月下旬強迫解散。事實上就存在著中日兩民族間的種族差距、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對應關係間，因此，同化會無異是「同床異夢」。
二、六三法撤廢運動
六三法案，乃是台灣特殊化的一種制度，也是日本總督府專制政治下，最有力的憑藉。亦即在法律意義上，日本帝國議會給予台灣總督在台灣有權發佈與法律具同等效力的「律令」，也就是所謂的「授權立法制度」。此一制度，使台灣總督無異是無人能牽掣的獨裁者，引起台籍有識人士之反感。
因此早在大正七年(民國七年，1918)夏天，即由林獻堂偕同東京日本留學生成立「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到了大正九年(民國九年，1920)十一月，乃以林獻堂為中心，展開積極的活動，然而後來的爭議卻在，到底承認台灣的特殊性呢?還是接受「內地延長主義」的看法間猶疑，以致六三法撤廢運動後來乃改弦易轍，變成台灣議會請願設置運動。
三、新民會等之文化啟蒙運動
從啟發會、新民會，到台灣青年會等之文化啟蒙運動，皆為東京台灣留學生所組織的團體。當初設置「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其實就在新民會這個組織名下，以林獻堂為首，林呈祿為幹事，成立於大正七年(民國七年，1918)，為一政治意味很濃的聚會，後因經費濫用，且未見有積極活動而告廢弛。
新民會則為蔡惠如等人所籌組，時間是在大正九年(民國九年，1920)一月，原有意找來林獻堂出任會長，卻未為林獻堂所接受，就如新民會章程上所寫，以「研究台灣所有應予革新之事項，在圖求文化之發達為目的」，日後即創刊《台灣青年》，作為台灣民族啟發運動的機關雜誌。後來新民會成員考慮到台灣島內外民族主義的啟蒙及合法性政治活動，乃嚴格區分由新民會作為純粹研究指導地位，另以東京「台灣青年會」名義作為公開性的活動。
四、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林獻堂於大正十年(民國十年，1921)，折衷了「六三法撤廢運動」派和「自治」派兩種不同的政治主張，改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贏得兩派的一致贊成，兩派遂在往後的六年內(1921一1926)合作無間，是為戰線統一的時期。整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由林獻堂領銜，間或配合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等，從大正十年到昭和九年(民國十年到民國二十三年，1921一1934)，前後十四年間，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十五次請願。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曾陸續受到台灣總督府的迫害，其中像林獻堂等人受到「八駿會」的威脅、恐赫，遂有柳棠君氏的「犬羊禍」之詆毀林氏。另外，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1923)底，總督府又以「台灣議會請願期成同盟會」詆觸治安警察法，而進行逮捕與彈壓，然而林獻堂等人卻義無反顧，前仆後繼。
五、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文化協會係由當時的台灣醫學專門學校之學生所發起，主要創立人為蔣渭水，由於林獻堂主要奔走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此林獻堂只是站在協助的地位。台灣文化協會受中國大陸五四運動、孫文學說、世界民族自決思潮影響甚鉅。該會於大正十年(民國十年，1921)十月十七日成立，其後在蔣渭水、蔡培火兩人為中心的領導之下，展開有組織的民族啟蒙運動。
文化協會之活動相當廣泛，從會報的發行、讀報社的設立、通俗講習會的開講、夏季學校的開設、以及巡迴各地的文化講演會、文化戲等等，繽紛滿目。此外，文化協會還擁有一個電影宣傳工作隊伍即美台團，由北到南積極展開啟蒙一般民眾的思想。
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1923)底的治警事件，雖也波及於文化協會，然而卻使一部分游離份子或御用紳士退出，以致文化協會得到一次的淨化。昭和元年(民國十五年，1926)以後，由於受到左右兩派思想分歧之爭的影響，文化協會內部開始產生分裂，及至第二年一月三日，遂產生左右兩派的分裂，右派幹部退出，左派繼續執掌，後來因受台灣總督府大肆逮捕共產份子的影響，終告瓦解。
六、台灣民眾黨
文協分裂之後，脫離新文協的舊幹部乃籌思組織政治結社，作為動員民眾力量向統治階級抗爭。旋於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1927)於台中舉行台灣民眾黨創立大會。該黨係由蔣渭水所積極推展的活動，林獻堂只是掛名的民眾黨顧問，始終未參與其事，尤其是台灣民眾黨由逐漸走向階級鬥爭，到醞釀內部的對立下，以致有蔡培火等人的脫黨。
台灣民眾黨的活動，完全以四百萬島民之利益作為政治之目標，並期庶政公開，擴大民眾參與，因此對於政治改革的建議尤其殷切，像地方自治之完成，言論之自由，行政裁判法之實施，嚴禁鴉片，廢止保甲制度、實施義務教育，改革司法制度等等。
台灣民眾黨於林獻堂、蔡培火、蔡式穀等穩健派份子相繼辭職以後，指導權盡為急進分子所把持，運動也日趨激烈，遂於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1931)二月上旬為台北警察署所取締。
七、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林獻堂、蔡培火等人一脫離民眾黨，即謀另外成立政治結社。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1930)一月十二日，林獻堂、羅萬車、蔡式穀等人於北投八勝園聚會，即由蔡式穀提議籌組致力於地方自治制度實施的改革運動，在眾人一致贊同下，力計畫成立一個與民眾黨性質完全不同的政治結社，此即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源起。
林獻堂對地方自治聯盟的活動顯得非常熱心(事實上他即是幕後推動者)，尤其主其事者楊肇嘉先生，即是在蔡培火與林獻堂的敦促下，才由日本歸台主持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工作包含有對全島協議會員的改任發表聲明、指導南大圳代議員選舉，以及促進地方自治制度之改革。
迨民眾黨解散以後，台灣之政治活動，僅剩自治聯盟在苟延殘喘，尤其是台灣總督府終於在昭和十年(民國二十四年，1935)十月一日宣佈實施台灣地方自治制，雖然只是一種搪塞作用，卻也使得自治聯盟本身逐漸失去其鮮明的目標，而難獲一般民眾廣泛支持。此外，隨著日本軍部的抬頭，以致藉「祖國事件」向林獻堂開刀，一時政治局勢趨於緊張，使一般知識份子惶惶然，林獻堂、楊肇嘉且先後避難東京，自治聯盟遂於昭和十一年(民國二十五年，1936)八月，於召開第四次全島大會以後宣佈解散。
地方自治聯盟結束以後，林獻堂即隱居起來，幾乎有三年的時間躲在日本，過著隱遁的生活。而台灣的鄉紳、富賈則在林獻堂「祖國事件」之後，極力討好日本軍部，遂於翌年(1937)台灣始政紀念日，糾集全台重要人物作台灣神社參拜，藉此表達台人「愛國」之意，以免除日人對台人的壓迫。至此，整個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可說完全停止，而日本軍部為利用台人的參戰，隨即展開「里民奉公會」的活動，要求內自合作，整個局勢乃逐漸為日人所控制。
林獻堂家族致力教育興學、啟迪民智
林獻堂一生對於地方文化的啟發，以及提高一般民眾智識的努力，不遺餘力。打從他在明治43年(宣統二年吋910)親自將攀龍、猶龍二子送往日本東京就學，其用心之良苦，即可預見，尤其在其六十述懷詩中即指責台灣總督府「施政每偏重，不悅愚民策，交通與水利，誰說非利澤，教育則何如，故步如疇昔。」(編委會：1974,206)。
回顧日本領台前二十年間，未有創設台灣人之中學，只有「國(日)語傳習所」及「國(日)語學校」。台灣人子弟之中等教育程度較之日人中學校為低，根本沒有資格應試日本之大專學校，祇有在專門學校中，有特設專收台人子弟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其他則一無所有，總督府的愚民政策、教育之歧視可見一斑。
林獻堂對師資選才任用方面尤其特別用心，像林茂生、陳滿盈、連雅堂、陳炘等，都是當時的一流人選。此外，林獻堂對蔡培火在日本學教育之事頗表關心(編委會：1974,472)，長嗣林攀龍對教育也相當熱衷，這兩人都是林獻堂自創辦一新義墊、台中縣立初級中學，到私立萊園中學的得力助手。
一、台中中學創立運動
大正三年(民國三年，1914)春天，林獻堂在率同從兄紀堂、烈堂暨中部士紳捐巨資籌謀建設私立中學，便於收納台人子弟。然台灣總督府一向對台人之教育並不熱衷，所以對台人自辦學校之議更無法接受，然而台人自願捐資興學，本無可厚非，總督府亦不好加以拒絕或阻止，最後乃將所募得之資面全數捐給總督府，而由總督府創設一所專門收納本省子弟之公立中學。
總督府雖倣效朝鮮之例，為台人成立一所高等普通學校，然而整個學校的規劃、制度、行政，卻完全操縱於總督府之手，台中中學終於在翌年的五月正式開校，大正八年(民國八年，1919)改名台中高等普通學校，旋又於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1922)改組為州立台中第一中學。
台中中學雖經創立，但是日本統治者對於台人教育的歧視仍繼續存在，尤其日本人根本不容台人教育自己的子弟，因此雖經轟轟烈烈創校，此後問題仍層出不窮，而當初創校時的士紳富賈束手無策，終至置若罔聞。
昭和九年(民國23年，1934)六月十六日，林烈堂、陳炘、李崇禮、林獻堂、張聘三、葉榮鐘、二瓶源五、廣松一中校長等人於大東信託樓上協議台中第一中學增級問題，最後乃推派林獻堂等人往會總務長官平塚廣義、安武夫文教局長，陳情增加二學級之事。同年七月五日雖經台中州廳內務部長、教育課長的贊同，卻在第二天(七月六日)往會總務長官;第三天(七月七日)往會中川健藏總督時，得不到明確的答覆。
以上是為林獻堂等人對台中第一中學在創校及創校後的許多努力。
二、文化協會所辦之「夏季學校」
文化協會為「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乃透過「夏季學校」的開辦，由台人以自己的意志來教育台人，期能反日本之愚民政策，普及大眾智識；更進一步想透過這種短期進修，啟發台人民族思想，培育民族運動的種苗。
夏季學校從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1924)開始，連續三年暑假，假霧峰林家萊園為會場，開辦短期(一至二星期)的講習會，課程有近代科學知識、人生哲學、普通常識、歷史現勢等。講師都是當時的一流人選，像文學士林茂生、連雅堂、陳炘、留日學士陳滿盈、林幼春、留德醫生王受祿、律師蔡式穀、蔡培火、陳逢源、鄭松筠、醫師陳朔方等，甚至還有日人的律師、牧師參與講課都廣受好評。
文化協會夏季學校的學員雖來自全省各地，仍然是以中部為主，尤其對於霧峰當地智識的啟迪，實功不可沒，日後林獻堂在霧峰當地創立的一新會，其精神即源於此，而今基督長老教會的夏季短期學校也都受到它的影響。
三、一新義塾
昭和七年(民國二十一年，1932)春天，林獻堂長嗣林攀龍從英倫留學歸國以後，在與地方父老的閒談之間，決定籌組一能「使霧峰庄美化」、「使一般智識向上」的會社。不久「一新會」乃告應運而生，此後展開一連串的活動，如「土曜講座」、「兒童親愛會」、「通俗講演會」、「讀書會」、「漢文國語研究會」等等。
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1933)二月底，針對漢文國語研究的問題，林獻堂乃向有關當局提出「一新義塾」的申請，隨即在四月十日，有關當局即要求一新會加入台中州之「教化聯盟」，林獻堂以為，只要一新會員以個人名義加入教化聯盟所屬之霧峰振興會即可，然不為當局所接受。
五月中旬，在郡役所役場的認可下，「一新義塾」正式開塾，然而有關當局卻繼續要求一新會加入州之「教化聯盟」，林攀龍則以「思官民合作之教化事業皆無有終之美」，故斷然拒絕之。昭和九年(民國二十三年，1934)五月初，因一新義塾申請認可之手續一直未下來，遂在台中州高嶺視學來視察一新義塾時的溝通下，一新會乃於這一年的八月二十一日加入教化聯盟，開始接受有關當局的政策性指示，然而大部份的課程設計仍舊維持原有特色。
申請入學一新義塾的總共一百二十六人(女子七千餘、男子四十餘)全為霧峰當地的居民，分女子四組，男子二組，以漢文國語教授為主，由潘瑞安主講，另有算術、高等漢文、古文義等，授業年限四年。第一屆畢業生只有男子三名，女子十六名，是為社區地方教育的濫觴。第二屆一新義塾始業式雖然按著在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1937)四月開始，然而七月以後，由於受到蘆溝橋事變的影響，整個活動才中止下來。一新義塾即後來萊園中學、明台中學的前身。
四、台中商業專修學校
昭和十一年(民國二十五年，1936)，原與創設台中中學之一的林烈堂先生，在一批關心專業教育的日人邀請下，商議籌組新的學校，在文教局的核可下，於是年四月成立台中商業專修學校，為一乙種三年制學校，專門招收無法進入公立學校唸書的台人子弟。(按：台中商業專修學校即今之新民商工學校之前身)
五、台中縣立霧峰初級中學
戰後，原日據時期設置的霧峰公學校奉命廢止。民國三十五年(1946)三月初，林獻堂在請示當時台中縣長劉存忠核准建設為初等中學時，在獲悉行政長官公署有一區一中學之方針後，乃積極爭取設立台中大屯區縣立初中於霧峰鄉，後經林獻堂與地方熱心教育人士的奔走，遂獲准設立，名曰台中縣立霧峰初等中學。
是年四月八日，以原一新會館為教室，再利用國民學校禮堂舉行開校典禮，有縣政府督學、大屯區區長、警察所長、教育股長等蒞臨參加。林獻堂長嗣林攀龍被縣府遴派為校長，男女學生共有一百四十一名，林獻堂在當天的日記上感慨地記載著「日本佔領台灣二十年間未有創設台灣人之中學，大正三年余提議招辜顯榮、林烈堂、林熊徵、蔡蓮舫、鄭振辰等為發起人，對總督府交涉半年，乃將募集約近三十萬元寄付於總督府建築校舍，而設立四年制之公立台中中學校，其維難他如是，今日霧峰之建設初中，自交涉至開校不過三十餘日而已，其難易如此皆由政府對教育之有無誠意也。」。
初等中學校設立以後，雖有林攀龍的執掌校務，林獻堂仍不時到學校參觀，躬親大小事務，尤其是新校舍的闢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林獻堂從頭到尾所捐助的校舍營建費用，就不下數十萬元。另外，還會利用個人名義向彰化銀行貸款建築校舍。
六、萊園中學
民國三十五年(1946)六月二十九日，林獻堂在初等中學校教室的營建過程中，就考慮選擇一寬敞之地，準備供建築高中之用。民國三十八年(1949)一月二十八日，由林獻堂三個兒子攀龍、猶龍、雲龍，還有侄兒林松齡，協議建設高等中學於萊園，隨後又有林階堂的加入，總共有六名董事。隨即在二月五日邀得陳空谷、伍長華、王泰岳等教員籌設高等中學，並名之曰萊園高中，林獻堂隨即支付一千五百萬元基金，並商得利用萊園園內的考槃軒、五桂樓作教室或宿舍。
五月十九日，林獻堂在商得教育局將霧峰初中讓與萊園高級中學經營時，教育局乃同意兩者合併。是年八月，原台中縣立霧峰初級中學改制為私立萊園中學。這時萊園園內的考槃軒、環翠廬、五桂樓皆被充當校舍。後經林家頂厝四房的承諾，乃商得利用霧峰林家宅邸西邊，靠大馬路之建地，興建校舍與運動場。這時該校董事已擴充為十一名。然林獻堂卻在是年九月，因對時局的不滿而憤然離合赴日，於是整個重擔乃肩負在長子攀龍身上。
民國六十一年(1972)，因學校原址逐漸成為商業重心，且為交通要衝，喧囂日甚。而且，校董事會經改組後，原捐獻土地者，退出董事會，經開會決定，乃將中正路校地退還原持有者，萊園中學整個遷往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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