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在發展之初，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有所謂的假設前題存在，只有滿足某些特定假設的前題下，經濟學家所說的經濟現象才照著理論的原則推衍。因此一項經濟理論嚴謹與否，端賴於其假設前題是否有將現實的經濟情況考慮清楚。而後世的知識份子不論是以專業經理人或是政府財經官員的身份；運用各項經濟理論在做決策研判時，都要面臨的是對於現況的研判與對於經濟理論的假設吻合程度來考量，才不致於會發生誤用或誤判的情況出現。
在漢初的鹽鐵論大辯論中，有幾點有趣的現象可以歸納，首先如同首論所言，在做經濟政策的辯論時，對於環境背景的假設前題一定要先弄清楚。的確如詹宏志先生在其編序所言，辯論的雙方或許因為政治權利的鬥爭，自然影響一開始在辯論時所選擇的立場，同時也為了支持其立論，而選擇一些對其立論有利的假設來支持其論點。但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若先不管雙方的立論哪邊有理，從懷疑論的眼光來看雙方的假設，就可以找出許多似是而非的假設，而讓人對其主張的論點是否合理感到有所質疑。
舉例來說，代表民間知識份子(文學及賢良)的這一派人士，認為重商興利會使得百姓捨棄道德而追求利益，為求獲取個人最大利益而奉行狡詐之學，社會動亂的源頭就從此產生，因此國家要能穩定發展必須要是一個重農重儒的社會，否則容易天下大亂。而對於外患匈奴而言，則應該以修養本國的文化道德水準來吸引遠邦歸附，而非用戰爭武力手段來解決兩國爭端。至於透過國際貿易所帶來稀世珍寶皆非中國民生必需品，引進只是會鼓勵社會的奢華風氣，因此國際貿易有害無利。但這樣的觀點有幾個假設前題要先滿足，第一是抑制商業發展的社會是否能將自然資源做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若沒有這樣的環境國家是否能夠進步發展？第二點是崇文是否能夠吸引匈奴歸附？或者說匈奴是否對學習孔孟學說感到興趣？他們是否相信孔孟學說有助於改善其國家的生活及文化水準？而這樣的目標是否為匈奴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呢？第三點是在當時漢代的國際發展，其他鄰近國家發展不如漢朝，即便以物易物對漢朝來說也沒有得到太大好處，況且光中土的豐饒物產就足以滿足國內所需，而且漢朝也沒興起類似西方十八世紀起的殖民主義，想要將他國物資納為己有以壯大本國國力，因此國際貿易是否能有效活絡漢朝的資源配置及效率，就容易會被這些儒家思想的學者所批判，但從整體國家發展來看，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僅能單靠農業增產就可達成嗎？甚至進一步來看，國內的農作物生產量是否足以滿足各地需求？在漢朝的物流系統極度落後的情況下，常有稻米產地因產量大而穀賤傷農，米倉裡的存糧放到壞掉，可是京城或其他稻米生產不足的區域卻要付出高價買米，或者發生饑荒情事，而稻米的運輸技術不佳造成途中耗損情況嚴重的情況下，往往起運是四噸的稻米，抵達目的地之後只剩一噸堪用，若不鼓勵貿易的興盛，物流系統及技術就永無改進的一刻，生產及消費不均的社會不公情況就會持續存在且造成社會動亂，這個問題是提倡農業生產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嗎？
而代表財經技術官僚的桑弘羊一派，認為國家要透過鹽鐵專賣等財經手段來厚植國力，並使得物價得以穩定，國內資源可以做最有效的利用與配置。但這個觀點也有幾點假設前題要先滿足才可能實現桑弘羊的論點，首先是國家從事鹽鐵專賣的官僚機制必須能運作順暢，精確掌握市場變化並秉持其專業來調節物價和調度物資，因此專業官僚必須有優秀的財經才能以及高尚的人品，才不會形成另一種透過國家機器累積個人財富的官僚權貴出現，同時整個財經官僚的機制和規定要完善到一定程度，才不會因為思慮不週而實施了錯誤的政策，本來是好意的財經政策卻得到了反效果，但這樣的假設可不可能出現呢？其次是以國家專賣的手段來控制資源利益能夠歸屬國家所有本是良善美意，但以國家機器來管理資源，是否真能比民間經營產生更大效率？還是會因為公務人員既有的保守心態，形成另一種資源的浪費，而國家並無法從中得利呢？
假設是經濟學理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沒有假設前題存在，任何一種經濟理論都有被推翻反駁的可能存在。但現實生活和學術理論最大不同之處，就在於經濟理論永遠只能完美地存在於教科書內(就像是物理學所說的實驗室環境)，是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百分之百相同的經濟環境的。因此任何一個想要奉行特定經濟理論的人，在現實社會中一定會碰到許多挫折，財經官員或從商的專業經理人若沒有審度當下環境背景因素，以及明瞭各種經濟理論的局限性，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面對這樣的財經爭議就沒辦法看清楚背後的真正問題所在，小老百姓難免就會被這些權貴大官牽著鼻子走，而這些權貴大官就有機會從中上下其手而中飽私囊，反正小老百姓也搞不清楚這些大官們在幹嘛。
因此若是能夠明白這樣的結構性關係，在看待許多經濟問題上，就可以一眼看破這些狡辯者的漏洞，進而能夠發掘真相，當百姓眾人能夠具有這樣的基本認知時，社會進步將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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