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從不同的來源看到幾個資訊，又再喚醒我的一些西方經驗，並有機會檢視我所生長的台灣社會，究竟哪一種社會風氣才是能夠讓那個國家可長可久，人民在其中生活能夠過得有尊嚴，而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健康地長大成人呢？
首先是由大都會文化出版的《我在華爾街的日子》一書，是一位在紐約華爾街從營業員做起，一路爬到公司副總高層的韓裔女性李貞淑女士所著。書中記錄了她職場生涯的體驗及經驗。當中有一段文字提到她外派到韓國首爾籌設韓國分公司，而體會到東西方兩邊民族性及大學教育訓練的差異使然，使得她雖然要對兩邊的優秀人才付出相同的薪資待遇，但卻對於兩邊所出現的生產力落差感到不耐。
她就舉例當年她就讀衛斯理大學時；已經流傳超過百年以上的傳統來說明美國學生的獨立性及成熟度，該校考試的時間是由學生自行根據自己的情況安排的，學校尊重學生，讓學生選擇在自己認為狀況最好，準備充份的情況下應試，因此每個學生的考試時間都會不同。如果有心透露，教授準備的試題一定會被公開給尚未前往考試的同學知道。但百年過去了，卻沒有半個人會這樣做，原因就在於社會的價值觀及風氣使然，每個學生彼此都有著強烈的競爭意識沒有人願意看到其他人比自己強，同時大學生的成熟度夠，明白這種機制的背後意義，沒有人會去利用機制的寬鬆而做不符合社會道德觀的事情，因此西方考試的監考制度其實是相當寬鬆，但就是能夠激發學生奮發向上，而不靠作弊來贏得分數。
同一個時間，看到一段知名作家王文華所寫的，提到西方社會對於「自由心證」的一些經驗，他在史丹佛念書的時候，考試沒人監考，下課鈴聲一響，學生自動把寫完的考卷投到教室外面的教授信箱。在法國的超市裡，顧客自己把買的蔬果拿去過磅，自己按照標籤機上的照片選擇正確的蔬果按扭列印條碼標籤，收銀櫃台的小姐只管讀取條碼，沒人管你袋子裡的水果和標籤單價相不相符。在巴黎的公車乘客自行將票卡插入刷卡機裡打上乘車時間，沒有人驗票也沒有人會管你有沒有刷卡，我個人在維也納及布拉格的大眾運輸系統也看到相同的機制，當地人每個人都守規矩地刷卡乘車，沒有人走偏門逃票，進出歐洲各地的火車站也不見剪票或收票員，頂多在車廂裡有查票的車長，如果真要逃票，取巧的人從中就可以想到一堆辦法不用買票。
若是從台灣人的觀點來看，一定會笑說怎麼會設計出這種漏洞百出的機制，敞開大門讓人逃票，或是購買水果時以高報低來A店家的錢，或者是在考試時帶書進去大翻特翻，和同學討論交換正確答案以獲得高分。換做是台灣人，你怎能放過這些天大的漏洞呢？這反應了不同民族性格及文明高度。王文華發現西方社會很清楚地知道，為了絕大多數善良民眾的方便及需求，要容忍少數人作怪的風險是可以接受的，當然這樣的認知必須基於善良民眾是佔社會的大多數，如果會投機取巧及作怪的人是社會的多數或是主流，那麼上述的良善制度將會迅速崩毀，所有的人都得回歸到彼此不信任的原始社會型態，必須用各式各樣的不方便來換取自身的安全和保障。
這樣的社會環境不是別人造成的，我們身在其中的一份子都有相當程度的責任，
就像王文華裡有一句話很令人省思，做壞事或違反規定被抓到才算數已經是道德的最低標準，我們不能因為制度設計的便利性就想辦法從中獲取不當利益，否則一個值得相互信任的社會將無法存在，社會上也就必須存在著各種不文明的制度和規定來防弊。
從當今政治人物及各種社會上的權貴人士的行為來看，他們的出現及當權其實反應了這個社會的文明及道德高度還不夠，為了政治或金錢利益可以運用各種手段及詭辯，為自己的行為合理化，讓人無法信任。也難怪在當中生活的百姓會感到如此地無力和悲哀，因為對人的不信任，台灣的父母都告戒自己的小孩，不可以跟陌生人講話，上下學要親自接送，原因就出在這個社會存在著太多會作怪的惡人，利用著各種制度上的漏洞來去攫取自己的利益。西方法治社會的「無罪推定」論，在台灣社會幾乎行不通，因為只要不是和自己認識站在同一陣線的“自己人”，每個人都是可能會傷害自己利益的壞人，所以社會充滿對立和不信任，非常諷刺但也極度地悲哀。
而我們願意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中嗎？老實說這樣的選擇權還是握在自己的手中，除了可以用選票換掉不適任的政治人物外，最重要的還是要從自己做起，如果王文華所謂的「自由心證」能夠普遍地存在於社會之中；也就是絕大多數的人都可以不靠別人的監督也能夠按照高道德標準來行事，不拿不該拿的錢、不做不該做的事，而且我們也本著這樣的理念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這樣子這個社會就會是一個值得信任的社會，那麼台灣的生活環境將會有大幅的改善，屆時再回頭來看現在各式各樣的防弊措施，就會覺得不必要也十分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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