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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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大中文系在上星期六，舉行了一場“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反思”研討會，原論文發表人為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溝口雄三、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葛兆光、台灣清華大學教授陳啟雲，以及新加坡國大中文系副教授李焯然。但溝口雄三因為母親病危，稿到人缺席，無法目睹這位日本學者的風采，實覺有些可惜。在中國思想界，凝聚著這樣的共識，一般承認日本的中國思想研究有兩位“大師”，一位是以朱子學與陽明學見著的島田次虔，另一位即是專注於發現明清思想內部動力的溝口雄三。

研討會的整個焦點，似乎圍繞著如何確立思想史這個學科的範疇。長期以來思想史面對哲學史挑戰，一直“身份未明”，在各學科中像是等待領養的孤兒。如今後現代史學更是凌勢進攻史學地盤，把歷史視為一種文本，取消歷史與文學的界限，甚至嚷嚷宣佈“歷史死亡”，怎不叫歷史或思想史學者捏一把冷汗。葛兆光就說：“思想史是描述觀念與感受的歷史”，在雙重壓力下，產生自我身份的焦慮在所難免。

有關思想史研究的爭議，在西方學術界也是爭議未休，但主要是涉及方法論的問題。像以狄百瑞為主的哥倫比亞學派，偏向新儒家的路子，傾向以哲學式方法研究思想，另外普林斯頓的牟復禮、余英時，以至現在的艾爾曼，卻是傾向錢穆的歷史思想研究，兩大學派在《明史研究》曾展開激烈的論戰，余英時還曾寫了長達六十頁的書評為牟復禮護航。

菁英與一般思想互為依存

後現代史學這個議題，在討論中似乎受冷落了。陳啟雲就說，後現代主義不是歷史，而是哲學。他批評伽達瑪的理論沒有方法、不具客觀性等。可是並沒有碰觸後現代史學大師懷特的理論，如何動搖實證主義歷史學家的信念。葛兆光在他兩大卷的《中國思想史》導論的部份，大量援用後現代史學理論作為思想史的思考資源，但在這場演講中卻是集中探討“什么可以成為思想史的資料”，呼籲重視近二十年來中國考古發現對思想史的影響。考古並非只注重填補空白部份，要思考的是，填補後的思想史，能不能對一些習以為慣的論說提出挑戰，甚至是顛覆？

他在今年一月份《讀書》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減法〉就已提醒，我們常把過多的焦點投注在歷史上不斷增加的東西上，反而忽略那些在特定觀念影響下不斷刪減的東西。換句話說，從思想意義來看，被消失掉的東西，也許更具存在價值，發現被遮蔽的作者敘意圖也更為迫切。其實這也碰觸了後現代史學的一個質疑，哪一些解讀材料能進入歷史視野，是有經過一個篩選的權力過程，背後作為支持系統的一套觀念是關鍵所在。

如此說來，也許更能理解當初葛兆光“重寫”思想史的另一層焦慮，進而促成重寫的兩大批判基礎：一、菁英思想與一般思想非二元割裂，兩者是平行共存且相互交融；二、現代學科專業形成的學術門戶，已經逐漸形成某種論述權力，導致思想史寫作及思想邊界的劃分，實際上涉及了一個菁英權力寫作的問題。這也是為何他認為以“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才能較完備呈現過去的歷史世界，不特以人物觀念變遷來解釋中國思想。

可是這樣試圖突顯一般思想的想法也常受到質疑。葛兆光在研討會結束前，自剖這一路來，自己一直覺得很委屈，大家都說他要寫的是一部大眾史，但若仔細讀他的東西，可以發現他在意的是支持著菁英思想底層的一般知識，這一層底色不能隨意被抹掉。這樣寫、這樣想，是針對中國的語境而發，中國思想界一直太過注重菁英思想，或崇尚從上而下的思想灌輸，影響太過深遠。他苦笑說“自己每天都在跟學生磨鬥，因為他們都是在那種思想訓練模式中出來的”。這番話，讓身為後輩的我們，看到了一位學者的坦白及對學術的真誠。感動之餘，還有一些的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