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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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道》月刊與八0年代知識狀況[1]

  

（一）思考“80年代的思考”

 

任何一個十年都是不尋常的。十年內，政治可以歷經不同的變化，文化更迭起伏、或興或衰，知識媒介可能面對巨大的衝擊等。這一切如何被記憶，如何被解釋，說明了對“過去”經驗處理與清理的重要意義。過去的經驗是一個立足點，是形構未來的憑藉，而它必須超越“懷舊主義”的浪漫想像，才能進一步把握年代問題得以形塑的必要條件，例如知識階層的建立與維持、知識人的互動、客觀知識的轉化等。“雜誌”作為社會的“知識空間”之一，經由不同的言說、知識與經驗的碰撞，最後亦可累積為社會的“知識資本”(knowledge capital)。

80年代初出版的《文道》月刊，從1980年11月創刊，至1994年2月停刊，時間跨越80與90年代中期，由於出版時間超過十年，集聚不少文化人的參與，在當時馬華社會或有一些的影響。作為馬華公會旗下文化協會主辦的刊物，它的嚴峻挑戰或許是如何能扮演一份超越“黨刊物”的角色，如編者在創刊號所期許貫徹“不偏不倚、不黨不私”的立場。（這個部份雖有待檢視，非本文討論重點）。無庸置疑，如果把它定位為一本“文化思想”雜誌，基本上《文道》也可代表80年代華社一個廣泛知識階層的看法，提供我們認識80年代華社知識生產的一個管道，瞭解當時的知識人如何回應現實社會議題、介入的形式，以及如何思考個人、族群與國家的關係。[2]這篇文章便旨在對80年代的《文道》所呈現的知識狀況作基本的梳理，重新思考“80年代的思考”，也藉此瞭解眾多知識人的“八0年代情結”。

 

（二）救世與啟蒙

 

身為後五一三世代的一群，80年代適逢懵懂的中學時期，相較於90年代開始步入多姿多彩大學生涯的鮮明記憶，80年代相對的遙遠與模糊。後來的一輩對80年代有諸多的記憶，訴說那是“風起雲湧”但又“壓抑且苦悶”[3]的年代，那也是“華社憂患意識特強”[4]的年代。我在想《文道》雖可定位為一份具文化保守思想的雜誌，亦可提供另一種觀察的面向，觀察它如何表現──“80年代的華裔，似乎處於一種‘身不由己’困境。”[5]

旅台學者曾慶豹在《文道》月刊出版100期紀念刊時，曾以“經世與明道”、“救亡與啟蒙”這兩組對應的思想概念，勾勒出80年代的社會思想氛圍與基調。[6]他援引清初學者章學誠(1738-1801)的思想，說明學術乃“經世之器”，學術文章則能突顯“經世之能”，殷切期待《文道》能肩負建立“文化秩序”的職能。由此可見，在80年代對華文思想界影響钜深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李澤厚針對“五四運動”提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解讀，已轉化成為馬華知識人重要的思想資源。曾慶豹曾指說80年代的馬華社會儼然傾斜於“救亡”，“啟蒙”行動未積極開展，遂提出要二者“並立”以持平衡，並說道：“作為‘文化性’刊物，它應期勉自己成為大眾的‘啟蒙’管道，透過‘啟蒙’而開啟‘救亡’之道”[7]，這番話的底蘊即是“五四”話語與精神的延續。

鼓吹這樣的“雙重變奏曲”與華社走過70年代的混沌與困惑是有關係的。80年代的華社經歷70年代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與80年代初國家文化政策的提出後，似乎進入一個積極反省與反思的階段。當時知識人凝聚著“建國的理想”[8]，關注華人的政治與文化力量，期待可以找到基本的政治與文化共識。特別是針對族群與國家的關係，在“大團結”這把傘下，十分強調“華人團結”與“國民團結”的問題。《文道》在創刊後第三期起即設立了有關“邁向八0年代華人的大團結”的論壇，在這個總題之下，分別在第三至第六期，擬定了“華人教育的大團結”、“華人社團的大團結”、“華人政治的大團結”，以及“華人經濟的大團結”的主題。另也有不少文章皆作出“華人社會要維持基本的權益，不可四分五裂”類似的呼聲。對於“團結”的討論出現了兩種指向，一是從政治層面強調需要有一個可團結華人的政黨作為華人社會的領導，二是從社會文化層面試圖建立共同的文化價值觀。

溫任平在《文道》創刊號〈華人社會的矛盾與危機〉中提及，80年代初的華社面對的兩大危機是：領導危機與信心危機[9]，當時有足夠實力與馬華政黨競爭社會領導權的是董教總，雙方在華社領導權上競爭其“代表性”。在這方面，許多作者的立場基本反映了要融入“主流政治”的保守意識，例如主張一個統一的政治路線。[10]另外，在論及“國民團結”結構底下，出現了大量“華巫文化比較”以及“巫─華”翻譯的文章，希望通過文化交流建立起華巫知識份子的交流基礎，不少文章也援引了馬來學者的馬來文化研究成果，顯示當時的華社對馬來社會有強烈的理解欲望，最予人印象深刻是翻譯Alina Ranee的〈馬來精英份子與英國至上主義〉[11]一文。其次，為回應國家文化政策的挑戰，大量文章著重于疏理華人文化與國家文化，抑或國家文化與國民文化等。一方面希望找出“華人文化”的具體內涵，一方面又希望找到華巫文化的共同基礎。因此，這個階段仍談不上具體的“文化建構”，也談不上有什麼新規範的確立，當時主要的任務在於厘清文化本質與文化的基本定義，以及文化的傳播與交流等。而厘清的工作旨在找出華巫文化的共通性，以消弭族群文化間的猜疑，為當下的族群融合問題尋找一個理解的基礎，例如孫和聲說道：“若對馬華文化的意義與性質搞不清楚，則可能有害于國民團結”[12]，且又認為馬華文化的生存發展，須在“國家整合”的前提下討論。[13]這樣的論調基本上仍籠罩在“團結”思維底下。

顯而易見，80年代的馬華社會注重的是“具體的問題”，甚於問題背後的思想或理論的建構，才會有曾慶豹“救亡重於啟蒙”的批評提醒。值得注意的是，在救亡情懷底下不只興盛延續至今的“輿論建國”[14]風氣，也透露強烈的“學術救族”[15]的意識，華社普遍重視學術研究對現實社會改革的功能與作用，尤其是對能解釋社會的“社會學”。例如當年任教于大學的陳祖排撰寫〈大馬種族關係研究的探討〉，提出設立一個種族研究中心的看法，希望能用社會學理論來解釋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16]；在談論儒家文化問題中亦有以社會學角度切入的文章，如孫和聲，〈從社會學角度透視中華人的‘禮’〉[17]。當時《文道》的雜誌宗旨即標榜：“把學術與通俗銜接，把傳統與現代貫通”，後來駱靜山在〈華人學術與華人社會〉一文中亦強調說：“在一切文化生活中，學術研究是居於主導地位的。沒有學術思想的引導，一切文化教育的活動不但會變得膚淺、庸俗和雜亂無章，脫離時代精神，而且也會失去它們的方向。”[18]在2004年為〈馬華知識份子宣言〉一周年執筆又寫道：

 

“今天大馬華人社會正處於一個轉型期。我們面臨的問題，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或教育的，都非常錯綜複雜，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這種種艱難的問題，都需要從學術上去作冷靜的、深入的、全面的調查、研究和分析，以便把實際的情況、形勢及一切行動的可能後果告訴我們的同胞。並且進一步根據收集的資料，經過科學的分析，厘訂可行的方案交給社團和政治領袖去考慮，使他們知道我們能夠做到的是甚麼，必須優先去做的又是甚麼。我想這應該是消除華人社會意見分歧和解決華社領導危機的一個實際的辦法。”[19]

 

　　駱靜山揭示了學術與社會轉型的關係，高舉“學術救族”大旗，號召人文知識份子團結起來，如此一來，學術、輿論與救亡、啟蒙變得如此緊密相關。 

 

（三）尋找沒落的“知識階層”

 

另外，《文道》中亦可窺得80年代初期的華社，仍擁有很強的“四民”觀念，關心“士商”在華社的地位以及“知識階層”的建立，透露了後移民社群的問題意識。華人移民社會，經歷了一段以“商士工農”為主導的時期後，逐步檢討“重商”觀念，並要求提升“士”的地位。鼓吹“士商工農”的價值觀，渴望建立一個以“士”為主體的強大知識階層，除了欲克制華社日益趨向功利化的思維以外，更與如何建立一個具有知識力量的族群地位的憂患意識息息相關。“憂患意識”是在“團結”以外，80年代表現華社情感與思想狀態的關鍵字之一。

古代社會的“士”，是社會的先覺者，也是文化與精神價值的提供者。80年代出現尋找“沒落的知識階層”的聲音，是鑒於感懷五、六0年代更能尊重讀書人，報館能夠領導輿論，師道有尊嚴，沒有失去傳統讀書人風格的的華人社會，繼心嚮往之。對“士”階層的倚重，也在於社會價值與精神文化的建立，期許知識階層能履行社會責任，發揮“以天下為己任”、“治國平天下”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實踐。因此《文道》從開始討論“誰可成為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的特質”，最後進入“知識份子與歷史傳統”等更為抽象的信念層次。例如《文道》專題曾舉辦一個〈為華人知識份子把脈診斷──馬華知識份子對馬華社會關心不夠？！〉的座談，集聚了報人朱自存與張木欽、董總執行秘書李萬千、華社資料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柯嘉遜、中華工商聯合會執行秘書黃錦生等，討論了知識份子在社會轉型中的重要角色。[20]

　　不過80年代華社知識階層最為關注的，仍是對華人價值觀的討論，大抵是以中國傳統思想為思考框架，例如主張仁、誠、中及天人合一觀念[21]。換言之，是以儒家為主幹，佛教為次，並且強調五倫等傳統觀念。眾多知識人所關注的是：（一）儒家思想具有怎樣一種“世界性的價值”(universal value)；（二）以儒家為主要的價值基礎，到底會形成一個“剛性社會”抑或“柔性社會”，[22]最後建議要回到四書五經去瞭解真正的儒家思想。到了80年代中期以後，《文道》開始刊登大量討論哲學思想的文章，特別是有關儒家與現代化的關係，例如曾慶豹的〈儒家與現代化的關係〉、〈一個重新肯定儒家的時代〉[23]等，當時在台港影響甚大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徐複觀等知識資源開始進入馬華社會的知識視野。這除了與曾慶豹固定的書寫與發表量有關以外，也許與當時馬華文化協會極力推動的儒家思想工作有所接榫。曾慶豹主張傳統儒家為現代化條件的倫理基礎的觀點，讓華社找到了一個文化基礎的支點。

有趣的是，當時在馬大教授人類社會學的陳志明，曾在接受《文道》訪問論及華人文化價值觀問題時，展現了不同的知識角度，提出“華人必須接受馬來文明與文化在這土地上的歷史延續性的事實”，以及超越種族文化的“文化多元性”的觀點。後來在《文道》引發不少的回應文章[24]，主要是針對陳志明所說的這番話：“當我們今日談到文化問題時，都祗想到傳統的中國文化去了。我們還沒有廣泛建立具有本地色彩的華人文化活動，以致華人文化在表現國家特徵方面產生了許多問題。”[25]這其實碰觸了族群文化價值觀與多元文化之間如何互動的問題。以中國傳統思想為價值觀的知識人，如何能夠拓展不同的文化參照系，例如正視馬來文化的歷史建構，或馬華文化的在地性等。受社會科學訓練的陳志明，在思考華人文化與思想價值觀上，與注重中國傳統人文與思想的知識人有著不同的分析眼光，如何要取得一個理解的共識，不只在當時不易為之，今日也須花費力氣。特別是在30年後的今天，在日益講求專業化與分工化，以及學科邊界逐漸清晰後，以“人文學者”與“文化人”為主體的知識人，與具備社會科學理論基礎的社會科學專業訓練的知識人，彼此會有怎樣一種磨合與互動過程，二者背後的思想框架、理論資源、言說方式與關懷實踐方式大有不同。這似乎是必要存在的緊張關係與張力，彼此拉鋸卻又彼此拓展，關鍵或許是彼此是否具有瞭解不同學科背後思路的意願，才不會落入自說自話的境地。陳平原有一段話說得極好，抄引如下：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兩種人同樣很需要：一種是建立精神的標竿，純粹理想性質，不管你社會如何變，我都堅持自己的理念與立場，用我的眼光和趣味來衡量一切。沒有這種毫不妥協的追求，社會發展缺乏方向感；但反過來，只有這些，缺乏可操作性，社會沒辦法正常運作。因此那些腳踏實地，實實在在地承擔起改造中國重任的人物，同樣值得尊敬。如果不避免以偏概全的話，這大概是人文、社科兩類學者所應該承擔的不同責任。”[26]

 

中國學界在80年代與90年代，有思想與學術之爭，人文學者與社會科學學者雖各分天下，卻非完全互不理睬，亦可作今日馬華知識人的參照。

 

結論：下一個十年如何？

 

如果說80年代所呈現的是“文化思想的草稿”，它的主要關鍵字是“團結”與“憂患意識”，在往後30年的發展當中，究竟有了怎樣一種變化，毋寧是值得思考的。80年代的討論，不能用今日慣用的“論述”來加以評斷，處於當時的社會改革與文化轉型氛圍當中，實有一種難得的真誠與熱忱。《文道》雖是文化保守一派的基地，但它熱衷於舉辦各類有關文化思想議題的座談會，把不同思想意見的人放到一個討論空間；或針對各別議題刊載不少的回應文，倒也呈現活絡的討論氛圍。2000年以後以後，大眾媒體的崛起，社會宣洩的管道多元了，例如各種時事節目或清談論壇，改變了知識人的表達與交流方式，也製造了大量的公共知識份子，相對而言，文化與思想雜誌空間急迅萎縮，逐漸步入“貧白期”。文字思考與表達的萎縮，或許是個極大的隱憂。

　　回到《文道》的核心思想，可追問的是，在文化思想轉型的長時段中，到底達到了怎樣的效果？要如何找到文化思想在轉折中的突破口呢，特別是社會知識人所擁有的共同的基本準則與道德價值觀，受到多元知識資源參照的衝擊，要如何作出回應？文化思想的轉型，最後所碰觸的也是“知識人轉型”的問題，而時下的知識份子面對嚴峻的道德與信任危機的考驗，如何能重建90年代知識份子宣言的道德性？重新審視華社的知識狀況，瞭解華社背後的知識結構與資源的不足與拘限，是否是可行的一個面向，也只是很初步的一個嘗試。思考80年代的知識狀況，也是對當下知識狀況的反省。下一個十年，又會是怎樣一種年代呢？

 

《中文．人》2009(注腳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