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若林千代(Chiyo Wakabayashi)老師帶領下，有機會到普天間基地旁，參與沖繩住民對基地噪音的抗爭活動。那時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舉著抗議噪音的字牌，在基地旁馬路向往來的車輛舉牌，並做出喝倒采手式。之後，又有一二次親身觀察和聆聽抗爭美軍基地的民眾聲音，對於沖繩朋友面對的生存壓力有了更多實際的體會。不過，也鑒於身體比知識更早介入到現場，回去後不斷反思那樣的「現場參與」究竟意味著什么？這樣的身體經驗如何進入沖繩民眾抗爭的歷史經驗？
而今年6月在東京，恰好碰上新安保法問題，東京各地有不少由民眾和大學生自主舉辦反新安保法和反戰的抗議，於是跟隨東京朋友前往日本國會正門前，觀察抗議新安保法的集會。在集會現場看見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集聚，抗議新法案為戰爭背書。這些自覺與自主的反戰群體，形塑日本社會的「民眾」面貌。若再連結到國際政治學者、社會運動家武藤一羊(MutoIchiyo)先生在「從萬隆到德本：民眾的亞細亞」的演說，強調現今國家已經崩潰，如今主體應從國家轉向民眾，民眾自己形成許多的行動，彷彿民眾是社會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所謂的「民眾」究竟意味著什麼？
猶記日本在2011年發生311災難之後，池上善彥(Yoshihiko Ikegami)先生從文化思想方面，反思日本社會的變化，發現民眾當中出現「科學化」的趨向。不少民眾試圖從網路了解輻射的危害以及防禦方式，這樣通過自我學習來自保生存的方式，漸循形成一種「科學的民眾」的樣子。不僅如此，社會上也出現學習會等團體，推廣民眾集體學習歷史、核能產業構造等知識的風氣，促使不少觀察者開始思考，究竟知識份子和民眾是處於怎樣一種關係。知識份子如何向民眾學習？民眾是一種認識論，還是一種視角
「運動化」民眾的自主學習
借鑑過去的反思，重新思考八月底在吉隆坡獨立廣場Bersih4.0現場內外的民眾狀態，無疑多了一些好奇心和想像力。如孫歌老師所說，民眾作為一種視野，如何讓民眾進入論述框架？這樣的論說方式，並非讓民眾工具化成為分析的樣本，而是把民眾內在於自己來加以拷問。在運動現場中，究竟如何具體化民眾的面貌，使其成為運動現場的能力和能量，並且延續至民間抑或公民社會，成為一股自主性的生命力。
每一次參加集會的民眾或有多種分裂的面貌，來自不同的階層、宗教信仰或生活經驗，實難拼湊一個整體的面貌，但自烈火莫熄以來，在華人社會當中，已逐漸出現「運動化民眾」的雛形。「運動化民眾」所展露的是批判性思維、自主性的行動能力，以身體實踐來宣示自我的權利等性質。更難能可貴的是，「運動化民眾」所表現出自主性的學習和分享。例如在每次集會前，網上來自各地的民眾，分享有關集會訴求和遊行安全等不同面向的資訊，一方面提高網民的政治覺醒，一方面學習上街或在街頭的各種應對方式；在集會結束後，一些地方的民眾，回至各自耕耘的居所，辦經驗分享會，試圖把集會經驗擴展至其他的社群。
在Bersih 4.0集會，獨立廣場上的民眾，某些部份亦具有「運動化民眾」的形態。例如在集會第二天，民眾當中開始出現不少學習小社群，無論是談東馬原住民、同志、政治制度或環保等課題，不只把集會的激情轉化為理性的學習和討論，同時也把廣場轉化為公民學習的場域。尤其是在具特殊意義的獨立廣場，它作為「國家」象徵符號大於「全民」場所的意義，民眾的參與和加入，能否重新建立不一樣的廣場文化秩序？此外，除了抗議官方的政治秩序失衡和腐敗以外，如何在民眾內部之間，建立跨越差異和具價值共識的交流平台？換言之，如何使民眾能意識作為公共空間的廣場，可生產出一套自發自主的機制，甚至是可以衍生各種抗議創造性語言的可能性？
「運動」的日常化和常態化
有意思的是，獨立廣場的民眾在高漲情緒中吶喊KitaRakyat Malaysia，這當中也含有修補不完整公民身份的延伸意義。過去華人自認不具有完整公民的身份，難以公民的主體意識來發聲。但隨著政治意識的普遍提高，以及政府職責的失靈、社會頻密的不公義事件、緊張的宗教和族群情緒、再加上高昂的生活經濟壓力等問題，已逼使民眾走到抗議現場，成為一個「行動人」。
這樣一種結合抗議和學習的形式，把自我視為改革的主體，或不只可落實於街頭或廣場，並警惕僅成為抒發或渲洩不滿、憤怒的管道，又或是集體情感的建構。在運動現場，情感的力量可以產生更大的凝聚作用，但如何促發變革意識的萌芽和生長，需要有一種「公共性」思維的連結。類似的公共思維和運動能量，如果能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形態，在生活裡延續展開，擺脫有限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才能真正為「運動化民眾」注入更充沛的實踐和精神內涵。
例如早期邊佳蘭居民的自救行動，無論是通過政治、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調查報告的介入形式，所發起一連串的保衛家園的行動，把地方議題轉化公共議題，引發大眾對邊佳蘭歷史文化，或對石化工廠的危害產生理解的渴望。此外，邊佳蘭居民組成自救聯盟，遠赴台灣總統府呈交陳情書，抗議台灣國光石化在邊佳蘭的開發。這促使不少人願意跨出自己原來不甚熟悉的範圍，關心原來不屬於自己的事。又比如在今年八月份，霹靂州有超過200名的農民成立自救聯盟，帶了蔬果和各種魚類到州政府大廈靜坐請願，究竟大量「自救會」的出現，是否形塑另一種運動化民眾的形態，實須獲得更多的關注。
知識份子向民眾學習
不過如前面所提及，叩問民眾和知識份子的關係，並非指二者互不關聯，或把二者置於完全對立面的位置。而是嘗試把兩種不同實踐基礎的行動，賦予一些比較的解釋，以了解其中如何具有交叉的可能。二者在某些理念或行動上，或有一些區別，例如前者向以生活現實為基礎，後者更多時候建立在某種理念、觀念或言辭基礎上。很多時候，在社會運動或社會抗爭當中，一般民眾總是被扁平化，或成為沒有面貌的人，但實際上在運動現場的民眾，亦可建立起自己的主體身份，並和知識份子的觀念實踐，起著相輔相成的作用。
因此無論是在政治或公民集會之後，又或在日常生活抗爭經驗裡，如何思考民眾的面貌及其狀態，或有助於推動社會整體的行動歩伐。把民眾和知識份子的立場相對化，可看出二者可跨或不可跨的斷層。有時，知識份子越深入或越接近現實，會覺得理論愈是無效；但知識份子始終需要理論的想像，推進觀念上的思考，這中間或產生巨大的張力。或許向運動化民眾學習，可以提供反思的契機，洞察如何在理論和現實之間，找到互相借力的地方。
「民眾」難以被定義，它是一種自發和自主構建的力量；而民眾之間的連帶，是以改善人們生存和生活境況為支持信念。也因為如此，它不是一個概念意義，而是一種行動力量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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