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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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歷史系教授羅志田到新加坡演講，題目很有意思──「過渡時代讀書人的困惑與責任」。選擇用「過渡時代」圈出時間的軸線是有意義的，那是梁啟超的話，形容當時中國從傳統到新社會的過渡階段，亦是我們所認識變動不居的近代中國。

 

羅志田談了很多清末至民國初期讀書人的抉擇與困惑。讀書人在新舊轉化相互滲透之時，如何要求一種徹底的改變；而在希望能根本性解決問題的心理渴望催迫之下，各種革命事業層出不窮。加上科舉制度的廢除以及新學的推行，讀書人的傳統角色開始向現代學人過渡，唯一不變的是其所負載的文化責任意識。

 

我想這樣的問題關懷，也存在大多數知識人的心裡。現代知識結構的改變，不同社會形勢的需求，都將影響知識形態的發展以及知識人的社會定位。雖然傳統讀書人的終極目的是做官，可是當讀書人開始失去政治地位與影響力的時候，文化責任便成為首要的責任。所以羅志田說，以前的讀書人是要做典範與榜樣的。

 

聽了這番話，大概會覺得汗顏。今日的讀書人早已脫離以往讀書人的傳統角色，逐漸向專業知識人靠攏，唸得諧音一些，恐就變成「鑽研知識人」了。而提及「專業」這兩個字，諸不知以往蔡元培先生其實是排斥所謂的「專業化」，主張人生道理應與應用技術分割。他把科學與物理等視為專業的專門知識，並認為唯學人文者才能作為國家與社會的棟樑。

 

蔡元培對專業化意思的把握，也許不是今日我們所認知的意義，更何況當時是一個科學至上的歷史情境。可是那不也說明今日意義下的「人文專業化」，或許是個偽問題？「人文」是不是一門學科，或有諸多爭議，但鑒於它是一個學問（或知識）範疇，與人生與社會的價值規範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需要更大的知識融通，拆除專門的門檻。

 

至於人文責任的承擔，依然落在讀書人的身上。可是該如何去承擔，承擔的形式是什么，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認知。特別是轉向現代學人之時，在逐漸強調專業分工的知識時代，該如何尋找一個適切的承擔方式？而當代的讀書人，漸漸已有被邊緣化的傾向，先別說要如何成為文化典範，在文化與道德價值提供給予上，也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疲態。

  

對於有自覺的知識人而言，無法逃脫這樣一種困擾。如今更嚴峻一個考驗是，該如何確立現代學人的角色，甚至是其社會定位？西方學人的兩難是擺蕩在「知識份子」與「公共知識份子」之間，前者是專業的學人，後者是社會的良心。東方學人的兩難，亦不出此範圍，在專注做學問與如何承擔社會責任之間，產生巨大的拉鋸與緊張感。一旦有責任，便不是純粹在做學問。

 

讀書人以文化傳承或人文責任為己任，現代學人注重知識專業，強調學科與分工理念，兩者之間角色關注面向有所差異，但不應該被過度誇大，兩者在對待知識價值的態度，實有不少共通的地方。在馬華社會，讀書人常被理解為「書齋人」，而學人則多指向「體制內的學者」，背後各有不同的評判標準，可是對這些評判標準，往往缺乏清楚的梳理。不同的知識階層與角色，如何可以因應不同的社會階層需求，作出不同的分工與承擔？不同知識角色之間是否存有偏見，偏見的緣由是什么？這是我的困惑。

 

《光華日報．眾議園》16.12.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