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我的哈佛歲月》其中一章提及其業師史華慈，段落中不少述及師生互動情景，可一窺史華慈的學問與人格魅力）
第五章 史華慈教授
想起我的老師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往往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我曾寫過文章紀念他，也在另一本對話集中談到他，但總覺得不能得其全貌。也許，我記憶中的史華慈都是一些細節和碎片，無法串連在一起變成一個整體。此文亦然。
在我和陳建華的對話集《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書中，我曾提到史華慈是一位偉大的狐狸型的老師，因為「他從來不相信任何一個系統，或一種獨一無二的思想標準。他非常懷疑，懷疑這種那種系統的可讀性，或者某種系統放之四海而皆準」(台灣正中版第七十四頁)。所以他講中國歷史的時候，也從來不把中國的思想孤立成一個系統來看，而將之放在一個比較文化的框架中講出來——也許不能用「框架」這個約束的字眼，而應該用「脈絡」(context)這個意義更廣的字眼，它至少有兩層涵意：一是思想背後的歷史和文化環境(包括思想家)，一是某種思想和同一時空或不同時空中的其他思想間所構成的關係。史華慈教授往往兼顧這兩個層面，所以他的學問也博大精深，然而乍聽起來卻似乎雜亂無章，竟無頭緒。
我就喜歡他的這種「天馬行空」的論述方法，而且多年來把它作為我個人教書的「商標」，甚至有時故意把想法打亂，搞得更複雜，以刺激更深一層的思想探討。後來我把這一套功夫放在文本的分析上，更覺得舒暢萬分。然而，從某種嚴格的方法論立場看來，就有點「不成樣子」了。我也不能把我的老師的思想方法庸俗地商化為雜亂無章，其實他是自有章法的。他的章法之一就是他所有學生都很熟悉的「雙方面」辯證法：分析一個問題必會「從一方面看」(on the one hand)，再從「另一方面看」(on the other hand)，如此雙方面互相辯證下去，越挖越深，卻從來沒有結論，而是把問題演變成「問題組」(problematique)。絕非「正反合」式的庸俗黑格爾辯證法所能概括。有人說這種方法出自猶太文化的傳統，我只能姑且聽之，但我自己並非猶太人，我也懷疑任何民族有其固有的思想方式。
走筆至此，已近一千字，卻還沒有進入我敘述的主題。其實這也是我故意引用我的業師方法來向他致敬，因為他每在開講或論文開始就會把個問題反覆辯證澄清，然後才進入主題。
圖：燕京圖書館與東亞系
我第一次上史華慈的課，是在我入學哈佛的第一個學期，課程似乎是「中國中古思想史」，還記得他在堂上帶著一本湯用彤的學術專著，但在課上從未翻閱。然而，史華慈上課，從哪個時期開始講並無所謂，他可以在十分鐘之內把問題「扯開」了，到更廣更深的層次。他這一招就把我鎮住了，原來中國思想史可以這麼講！原來中國思想的蘊涵如此豐富！(當時我在「下意識」之間還是有點瞧不起中國思想，甚至看完全套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也並不佩服。)史華慈在一節課四十五分鐘之內就為我展示了一個知識的「新大陸」，而這個新大陸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從此之後，我拋棄了來美國念中國研究是佔便宜的想法，而把中國研究作為一個探討所有學問的新開端。
我和同在哈佛攻讀中國思想史的張灝和杜維明不同，他們本來就是歷史系或中文系出身，根底本來就厚；我卻是個道地的半途出家的門外漢，本來學的是外文，而且大學四年也從來沒有想到唸中國思想史。然而，興趣往往是不自知的，現在回想起來，我對思想史的興趣早在芝大聽摩根索教授的課上就「隱現」了——當時是一種對於外交學或政治學的反抗——我想挖掘浮面政治形態背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源泉，這就和文化史與思想史搭上了線。我的中西文化認同危機雖是留學期間多年困擾的問題，但史華慈的課也早已為我打下另一個「認同」的基礎：其實我不必區分中西，因為這兩個觀念都不簡單，而史師處處不忘提醒我們：所謂「西方」(the West)這個名詞只是為了方便才用的，在思想史上沒有單一的「西方」而只有幾個不同但相關的文化傳統，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希伯來的基督教傳統和希臘羅馬的古典傳統，而這兩個傳統和中國傳統之間並無所謂「影響和反應」的關係，而是某種對等或對稱，可以互相「照明」，所以史師常在堂上提到所謂「Axial Age」的問題：指的是中西雙方在上古都經歷過一個思想上的輝煌時代(關於這個問題，後來張灝曾為文發揚光大)。
去年(二○○三年)在香港科技大學客座，適與張灝為同事，我們時常談到我們的「班老師」(Benjamin的舊稱是Ben)——這個名字我也是一直不敢當面稱呼他，但經他再三勸誘之下，直到我也在哈佛任教之後才敢稱他為Ben，因此也更拉近感情上的距離。我當了教授以後，每次見到這位班老師，都有一種向他傾訴——甚至「告解」——的衝動：恨不得把腦海中的所思所感都告訴他，請他指點迷津。其實這種感覺早在學生時代就有了，開始時不敢接近他，因為覺得自己很不足，對問題的理解不夠全面也不夠深入。後來選他專為研究生開的「研討班」(seminars)，逐漸可以和他作近距離的討論了，但仍然經過一番週折。
記得我選的第一門研討課就是史華慈和另一位教授林伯克(John Lindbeck)合開的「當代中共政治」(史教授身兼歷史和政治兩年，也在兩系開課)。第一堂上課就由兩位教授開講，林伯克教授只能談談研究資料，而史華慈卻把整個中共政治作為一個大問題來談，和講思想史一樣有深度，也一樣複雜，對我這個來自台灣對中共一無所知的人(除了在芝大課上所得到的一鱗半爪之外)，真是大開眼界。然而這堂課又和芝大的研討課不同，兩位老師並沒有指定看什麼書，第一堂完了就解散，由學生各自找資料研究，直到學期快完了才又聚在堂上報告。這種教法也是我一生罕見，現在是行不通的。記得我於課後一片茫然，寫什麼題目呢？只好硬著頭皮去見史教授，他聽說我是外文系出身，似乎對中共文學有點興趣(當時我在台大的業師夏清安先生也剛開始作中共文學的研究，偶有書信往來)，就漫不經心地提到延安文藝整風問題，內中有個有關作家蕭軍的個案，於是我立刻到圖書館去找蕭軍的資料，不但提交論文而且後來把論文改寫成博士論文的一章。我用的角度很特別：不把蕭軍視為政治整風的一節，而把他的思想行為作為一種左翼文人的浪漫心態，由此而和黨的整風政策衝突。這個獨特的觀點，竟然得到兩位教授的激賞，從此奠定我研究當代作家的興趣。
圖：校園內著名教堂
從此我和這位業師也結了緣，我變成了他手下的「文學愛好者」，他每次在班上提到文學藝術都要向我望一眼。後來我膽子也大了，待到再選他的另一門研討的課「中國近代思想史」時，就決定研究林紓(林琴南)，原因是要和業師分庭抗拒：他研究嚴復——一個晚清思想界的翻譯家，我當然要研究林紓——一個晚清文學界的翻譯家。沒想到四十年後，我的研究又回到這個老題目！林紓生前譯了不下一百多本小說，我哪裏找得全？更讀不完，只好以瞎子摸象的方法摸到林譯的兩個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葛德(Rider Haggard)，以此代表近代西方文化上的兩股思潮，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寫來也十分得心應手，其實並沒有下過太大功夫掌握林紓的資料，也沒有討論他的古文文體。不料班老師閱後大為激賞，甚至在圖書館裏見到我，也當面讚之不絕，令我有點無地自容。因此這一篇論文也進入我的博士論文成為一章。後來為了「搭配」林紓，我又加上一章論蘇曼殊，把二人作為五四浪漫文人的「先行者」。此是後話。
業師研究嚴復多年，最後終於出書，名曰《追求富強：嚴復與西方》，篇首是他的同事哈慈(Louis Hartz)特別寫的一篇序言，內中指出此書非但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大有貢獻，而且更重要的是經由嚴復翻譯的研究使得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得到一種嶄新的闡釋。換言之，史華慈用中國思想的例子「照明」了西方思想。最近有人重新研究嚴復的譯文，發現在許多支節上嚴復可能是故意誤譯的，因此也再次證明了班老師的真知灼見，特別是在該書討論嚴復譯赫胥黎和斯賓塞的兩章，嚴復在晚清追求「富強」的思潮影響下，把西方個人和集體的關係「曲解」，而認為前者是後者的基本元素，以之構成國家富強之本(大意如此，可能因目前身邊無此書而有所簡化)。我當時讀來興奮異常，把買來的硬裝本讀之又讀，密密麻麻地注了又注，圈之又圈，還用紅藍兩種筆畫線，把幾段重要章節幾乎背了出來。所以我在上章中說，我的英文文體脫胎於對於兩位業師的摹仿：費正清的文筆言簡而意賅，史華慈的文筆則散出一股哲學性的華麗。非但句子甚長，而且還用了不少「大字」，法文(ressentiment)，德文(weltanschaung)和拉丁文皆有。後來我才悟到倒不是老師賣弄文字，而是他的語言背景本來就是如此：年少時在波士頓上「拉丁中學」(是一間名校)就開始會拉丁文，在哈佛作本科生時專修的是法國哲學，二戰服役時間又學了中文和日文，而他的德文和希伯亞文則有猶太人的家學淵源。除了法語文外，他又兼及西班牙和意大利文，據聞有一次他到意大利開會，早晨打開報紙看後大談中國新聞，別人都目瞪口呆，原來該地沒有英文報紙，他看的是意大利文報紙，竟無知覺。多年後有一次我到他家拜訪，親見他和夫人吵架，原來鬧的原因是他到底懂得幾種語言，她夫人說他至少懂十國語言，他堅持只懂六七種！我也看到他桌面上擺著剛從圖書館借來的不少德文書。那時(大約五年前)他已退休，但仍然每天讀書工作不懈，從他的住所走路上班，到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他的辦公室僅須十分鐘，他這種孜孜不倦的精神，和費正清一樣，也是數十年如一日。我有時去費正清中心吃午餐，就是為了坐在他那一桌，和眾人一起聽他高談闊論，針貶時事。其實他的看法比那些「中國通」(所謂China Watchers)學者更深入，而且料事如神，往往事後證明他是對的，而研究中國政治多年的「中國通」反而錯了。
我至今仍然認為史教授和那些「中國通」在一起是浪費他的寶貴時間，他卻從來不介意。他的辦公室的門永遠都是開的，任何人都可以敲門而入，他也和任何人都可以談，只要你提出一個雪N思的問題。我多次和他單獨見面之前，都要想出一兩個問題，有時想不出來則不敢見他，後來他卻反過來時常向我提出問題。我在哈佛任教時，常在課外主持會議或工作坊，他每請必到，甚至不請自來，事後也會向我說：「你的工作坊比別的有意思，我可以學到一點新東西。」這是我任教三十年最感榮幸的事。我因此也奉從他這種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不過沒有他那麼勤奮。記得他在自己的退休會上說：多年來在哈佛任教，他感到很幸運，可以從來來往往的各地學者學到不少東西。這也許是謙詞，也許真是他的一貫作風，然而我又懷疑：這些來來往往的訪問學者中又有多少人的學問可以和他匹敵？
圖：Harvard Yard
史華慈曾是費正清的及門弟子，但費教授就曾公開承認學問(特別在思想史方面)不如他。我又親眼看到或讀到他和其他頂尖學者「較量」的例子。有一次我旁聽他和另外兩位名教授開的一門研討課：「西方思想在他國」，討論的是俄國、中國和中東思想的比較，主講俄國史的派普斯(Richard Pipes)也是一位名教授(下章將會談到)，但整個課中主章所有論述的卻是史華慈，我相信他也懂俄文和俄國史，而派普斯對中文卻一竅不通。還有一次，哈佛幾位教授為反越戰而聯合舉辦演講會，史教授繼另一位俄國教授發言，幾句話就推翻了他的論點。他還寫過一篇名文，公開批評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這位海德格的女弟子當年數一數二的歐陸思想家——就以中國傳統為例，指出阿倫特太過偏愛古希臘的「公共」生活(所謂vita activa)，並認為此一模式不能行之於四海而皆準。我在芝大任教時，有一次請他來演講，他又公開批評當時紅得發紫的名教授布魯姆(Alan Bloom)，認為他對尼采的解釋有問題。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然而史華慈絕不是一個好勝或好出風頭的學者，可能他真的服膺學術上的節操和真理，而真理當然是愈辯愈明的。
我把史華慈視為我的師長，甚至我的「替代父親」(surrogate father)，這種「情結」當然在師徒關係上很普偏，正因為如此，我偶爾也會不自覺地「反抗」他。畢業後我為了教學而研究西方文學理論，而兼及文化思想理論，其時可能受了一種「業障」，覺得我的老師的論點不夠「理論性」，特別是德里達解構之風襲捲美國學府之後，我又覺得吾師在此方面無以教我。不料在他逝世前幾年，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他，他劈頭就問我一句：「Read any Derrida lately?」(最近看過德里達的書嗎？)，我一時不知所措。後來讀他晚年的文章，內中不但引了德里達，而且也兼及薩依德(Edward Said)和其他理論家。班老師深知近年來學術界的這種「理論轉向」，但他精研理論後卻不為所動，堅持他的中國文化本位。這一種執著，應該使那些在美教中國文化卻處處炫耀西方理論的年輕一輩(多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汗顏吧。我當年對於吾師的下意識間的反抗，何嘗不也是這種潛在的「西方優勢論」在作祟？而吾師晚年真正達到的境界，至少我只有登高彌止而仰嘆。我曾在一篇追悼他的短文中寫道：最後一次去他的寓所看他，他已因癌症復發而臥病在床，醫生早已束手無策，事實上他在等死，但卻十分寧靜，他像慈父一樣向我和玉瑩(當時我們尚未結婚)問候生活情況，眼光慈祥，我頓時感動起來，向他報告說：想提早退休，如此可以多一點時間過一種「靜思型生活」，我當時不自覺地用了他批評阿倫特的那篇文章中的兩個字眼，竟然把「靜思生活」的拉丁文說成「vita contemplata」，他聽後不置可否，但立即糾正了我的語言錯誤：「不是contemplata，是contemplativa！當年我是唸過拉丁文的。」最後這句話在大陸版《世紀末的反思》中出了一個小錯，被置於引號之外，變成了我當年讀過拉丁文！這個「我」的光圈不是我的，榮耀應歸還我的業師。在該文最後，我提到他正在聽巴哈的音樂。「每一次聽都覺得內涵很深」。我現在寫此文時，也不自覺地在聽巴哈的音樂，尤其是那首Cantata Bwv 82號中的詠嘆調，心中又湧起一股衝動：真想把這張由女中音Lorraine Hunt Liberson主唱的唱碟送給他，又怕他的在天之靈早已聽過了。
不知道我的老師的中文姓名是誰起的，但確是恰如其人：史(歷史)——華(中華)——慈(仁慈)。
圖：校園內的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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