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攝：泰州崇儒祠裡的王艮塑像，即泰州學派（左派王學）創始人）
研究生: 張藝曦（台大歷史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汎森
論文名稱: 王學、家族與地方社會──以吉水、安福兩縣為例（Jiangyou School, Local Lineage, and Local Society From Six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Ji-Shui County and An-Fu County.）
[ 摘要 ] 前言
從先秦以來，士便以主角的形象出現在歷史舞台，尤其宋代以下的近代中國社會既是以士階層為主體的科舉社會，唯一有資格參加科考的士階層自然成為政治與社會的中堅層，這個變化為近代中國史的發展開了新局。
「士志於道」——這是孔子最早對「士」所下的定義，用現代的話說，「道」相當於一套價值系統，而這套價值系統必須通過實踐以求其實現，唯有如此，「天下無道」才有可能變成天下有道」，也就是合理秩序的重建。「以天下為己任」成為宋代士大夫的基本信念，而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呼聲，也使士大夫更積極的希望在政治上實現其理想，這很自然的引出王安石變法，而變法的失敗則帶給士大夫相當大的挫折。此後士階層將其關心的層面漸從政治領域轉向社會文化領域，宋明兩代的理學學術與蓬勃的社會文化活動，都可放在此脈絡下理解。
宋明兩代士風不同，士所關懷的、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差異，其中從兩宋程朱學到王學兩股學術思潮之間的興衰交替，更是影響近代思想文化史相當深遠的一件大事。兩宋理學學者所嚮往的是「得君行道」的理想，懷抱「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主要的訴求對象也鎖定在以政治主體自居的士大夫階層，但明中期代之而興的王學所追求重建合理秩序的實踐方向則從朝廷轉向社會，包括創建書院、民間傳學、宗族組織的強化、鄉約的發展等等，都是此一集體活動趨向的具體成果。
緊接著可更深入發問的是，王學這門學術是如何傳學、如何創建書院、又如何推行鄉約等地方工作，亦即：王學既然轉向社會實踐，則其學術如何流傳於廣大的中下層士人甚至布衣處士之間？同時又如何在地方上開展其學，其學又如何可能草根化？至於進行鄉約等地方工作，王學學者既不像官方可以一聲令下，使人人遵命景從而行，則王學這門學術在其中又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其中顯然有許多曲折複雜的面相存在。
目前學界對王學的討論焦點多半放在左派王學上，由於左派王學中不少人秉持儒學平民化的理想，效法孔子周游四方，向無論識字與不識字的平民百姓談論道德，講說學術，遂使我們發現理學這門在大眾印象中精英性頗強的學術，其實有其平民性與社會性的一面，而王學也確實不是一門抽象的學術而已，而是在社會活動上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席地。問題是，除了左派王學以外，其他流派卻鮮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而相對被忽視了，但除非我們認為左派王學已足以代表全部的王學，或其他流派的王學學者在講學以外並無其他突出或值得深入了解之處，否則目前對王學的研究顯然尚不完全，還有許多待補的部份。
在王學的各個流派中，江右王學這個被視為王學正統學術代表的流派頗值得注意，這個流派的代表人物，如鄒守益、羅洪先等人，都是當世王學學者中與左派王學的代表人物王艮、王畿等人齊名的學術領袖，而這幾位江右王學的學術領袖又都是出身吉安，因此吉安可說是江右王學的中心所在，安福、吉水兩地更是吉安王學的中心所在，安福王學以鄒守益、吉水王學以羅洪先為首。
一般認為王學學者多是透過講會與書院講學的方式傳學，但除非是像左派王學走入社會基層講學──左派王學在吉安並不盛──否則無論是講會或書院講學，都必須先召集人來聽講才可能舉行，但為何人們願意前來，以及如何召集與吸引人來聽講，仍是一大疑問，尤其書院講學所能吸引的往往都是生員以上的精英階層，不易與社會基層的士民發生關係，而除非我們相信王學只是一門精英的學術，否則勢必還有其他的傳播管道存在。更深一層看，是誰在支持講學活動，又為何支持講學活動，這些疑惑都仍待解答。
這跟學術在地的根基有關。在傳統中國社會，家族可說是最基本又最重要的社會單位，一門學術在地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很難想像地方家族完全沒有角色，尤其江右──即江西，從宋代以來就是與江、浙兩地同為全國文教最發達之處，吉安府的功名表現更是領先江西其他各府，當地不乏高官顯宦與世家大族，因此學術與家族之間在地的互動，以及吉安王學學者如何根著當地，經營與當地家族、士民百姓、地方鄉里的關係，都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問題。
王學學者又不只是空談學術而已，還會負責承辦許多地方事務或推動許多重大改革，包括鄉里建設、社會救濟，以及賦役丈量等。為了順利進行與完成這些工作，王學學者不僅必須亟力取得官方的支持、地方士紳的配合，更須動員當地士人、地方家族的共同合作才能成功，因此我們將可看到學術群體如何有效的結合當地的家族、士紳、士人，甚至平民百姓，共同營造一個心中理想的地方社會。
這個研究將可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學術如何在地發展與草根化、學術群體的地方動員能力，以及王學學者如何經營與地方鄉里關係。加上若是考慮到家族在傳統中國社會的重要性，吉安王學與地方家族之間合作甚至共生的關係其實有其指標性的意義，我們甚至可以說，宋明兩代理學學者的「化鄉」理想，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吉安王學甚至江右王學的方式實現了。在整個明代文化史的地圖上，江右王學是急待補上的一塊拼圖。
【結論】
如果說宋明理學的主要目標是「合理秩序的重建」（余英時），勢必不能如西方中世紀的修道院修士一般只是沈浸在思想的啟發與討論中，而是必須進入世俗世界來完成，於是宋明理學內部從程朱學到王學的轉變，也不應只是放在學術思想史的脈絡下理解，而必須更脈絡化的來看其學術如何在俗世中展開。
兩宋程朱學的思想論辯多有其政治脈絡可循，這跟程朱學將其學術成就的可能性放在得君行道上有關，這條取徑直到明初程朱學者仍然不變。明中期新興的王學則相當全面的投入到民間講學傳道運動中，並協助地方進行許多社會地方工作。這篇論文便集中討論王學在地方層次如何草根化、取得其社會基礎的過程與發展。
若就學術傳播的角度來看，王學學者主要是透過群體講學以及書面文字、即古本《大學》與《傳習錄》這兩本小書傳播其學。透過《傳習錄》與古本《大學》這類宣傳小冊的刊印流傳，不僅可以打開王學傳播的範圍，同時也不必被侷限在王守仁及其門下弟子講學所在之地，無論聽過講學或無法前往聽講的人，都可透過這類小冊子了解王學學說的精華，所以這兩本小冊子出版後便不斷在士人間轉手流傳，並且不斷再編、再版。
有趣的是，講學與書籍的流傳又在安福與吉水兩地各自造成不同的影響，在安福，學術傳播主要透過講學活動的舉行，但在吉水，許多士人都是透過閱讀《傳習錄》而有悟，講學活動相對冷清得多。而兩縣出現此一差異，還跟彼此的學術傳統不同有關，明初安福以春秋學這門舉業之學著名全國，理學的傳統不強，士人一旦對理學有興趣時的阻礙不大，因此安福也是吉安府中最早有人前往浙中或南贛向王守仁問學的縣份，相對的，吉水、尤其是同水鄉則有其程朱學傳統，所以吉水學術始保持終介於王學與程朱學之間的特色。
在第三、四兩章，則以吉水與安福為例切入討論兩縣王學與地方家族的關係，以及王學草根化的幾種方向與情形。吉水同水鄉世族群聚的先天條件有助於當地王學學者利用親緣或姻親等家族關係網絡發展其學，也因此從正德、嘉靖始，至萬曆、泰昌、天啟末一百多年的時間中，同水鄉的講學活動始終不盛。而在世族群聚的有利條件下，同水鄉學術擁有相當強固的生命力，一位大儒去世後往往便有另一位繼起，而即使萬曆年間曾經無人主持學術，同水鄉士人仍可外出前往縣城區域鄒元標處求學，最後更有李邦華繼鄒元標而起，主導了這個區域的學術活動。安福王學的草根化過程中同樣需要地方家族的支持，當地王學學者在親緣與姻親的關係網絡之外，還透過講學活動建構一個或多個學術網絡，並以興建書院的方式將其建制化。吉水縣城區域、安福南鄉、安福北地、安福西鄉都各自提供了不同的實例。
同水鄉王學學者充份利用原有的家族關係網絡發展其學，草根化深的同時也受到地域的限制，於是學術最後侷限在同水鄉一鄉的範圍而難以廣傳。所以如仁壽鄉當地的學術雖因玄潭講會在此地舉行而興起，但在羅洪先去世後便迅速中衰。安福與吉水縣城區域的學術發展則更迅速而具即時性，即使當地缺乏如同水鄉世族群聚的條件，也沒有強固的家族勢力或家族關係網絡，王學學者仍然可以利用講學、興建書院的方式作興學術，不過有無學術領袖與世家大族的支持則是安福南鄉、北地學術發展能否延續不斷的關鍵因素，尤其在整個大環境對王學的發展漸趨不利時，這兩個因素的重要性更被凸顯出來。安福南鄉與北地恰好形成對比，前者在進入十七世紀以後，由於缺乏學術領袖與世家大族的支持，其學術發展曾有二十年的衰退期，而安福北地因有鄒、伍兩世族長期支持，遂能成功維繫其學術網絡達百餘年之久。同水鄉與安福北地這兩個成功的例子，都共同凸顯了地方家族的參與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在王學草根化過程中的關鍵角色。
若從現實利益的角度切入看，當地的地方家族除了受王學學術的吸引外又為何支持王學？明中期以後由於社會秩序一直呈現不安的狀態，官方的社會控制力又漸弱，使得中央或地方官員所推動的許多改革必須有賴於官方以外勢力的合作。王學學者積極協助這些地方政令或事務的推展，企圖解決地方秩序不安的問題，應是當地的地方家族倚賴並支持王學的原因之一，並且應是很關鍵的原因。
於是我從族、鄉、縣三個層級看王學學者所從事的地方事務，除了家族工作以外，王學學者還在鄉里層次持續推動鄉約保甲等工作，希望藉此恢復地方秩序。至於丈量與賦役改革工作則是明中晚期王學學者所進行的地方工作中最殊異於其他學術群體或地方士紳的部份，所以本文以兩章的篇幅處理這項課題。第五章把重心放在嘉靖年間吉水、安福兩縣丈量與賦役改革工作，並旁及吉水、安福、永豐三縣王學學者為此所生的爭議，藉此凸顯王學學者所行的實務工作與其「一體說」理想的出入與侷限之處。第六章則注意到隆慶、萬曆年間以後政治力干預的加強，並一步步緊縮了王學學者在這方面活動施展的空間。在政治風氣寬鬆的嘉靖年間，王學學者如鄒守益可以率領四十餘位諸生分有司權而行丈，甚至越級上訴與知府對抗，但在政治風氣緊縮的萬曆年間，王學學者卻幾乎難以措手了。
無論實務與理想的矛盾，或政治力的緊縮限制，都使王學學者不得不走上政治解決這條路，這也許可以部份解釋為何東林學派可以繼王學而起，東林學派在學術立場上趨近程朱學，而其目標則是希望以政治清議展開其學。相對的，安福王學在同一時間的發展幾乎趨於停滯，鄒元標則是參與到東林學派相關的政治運動中，京師的首善書院講學可說是整個運動的高峰，但最後仍以失敗告終。
這次的失敗，也幾乎宣告了學術在政治領域難有作為的結果，晚明學術高度發展的同時，政治上的危機卻日深，兩者形成相當強烈而矛盾的對比。清初學者延續這股下層經世之風，繼續進行許多地方工作，陸世儀即是一例，而這或許也可以部份解釋了顧炎武與黃宗羲提出郡縣論的文化背景。但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的下層經世之風，既可視為明中晚期王學地方工作的延續，但王學所行的地方工作因政治壓力而無出路的內在危機，在清初異族高壓政權下仍然無解，於是政治高壓終於成為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清初的這股經世風潮也在不久衰落。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