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思想狀況與台灣近代史上的三大運動
根據上面的說法，在台灣的時空裡談思想，便不能不認真地追問：在台灣，「思想狀況」是甚麼面貌？台灣知識分子經營意義、界定身分、從事批判的時候，動用的是甚麼樣的概念與價值的資源？這些概念以及價值，是如何在台灣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裡成形、作用的？既然這些概念與價值塑造了台灣社會有關意義、自我、以及未來選項的圖像，對它們不時加以釐清、檢討，豈不是思想者的職責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必須追問：我們所使用的各個概念與價值，妥當性與局限性應該如何判斷？這些問題都很真實。在台灣，思想與思想史的工作應該著眼於此。
在此，我想提出一個建議：要回答上述這些問題，檢討台灣思想的「狀況」，有必要先回到社會本身的運動，而不是祇看個別思想者有意識的總結。由於社會的大規模動態既是思想狀況的產物，又必然衝撞、塑造現有的思想狀況，因此，從社會本身的運動著眼，思想狀況更能以其整體的面貌呈現。此外，運動本身，一方面能夠凝聚、表達社會上相當普遍的感受與嚮往，二方面能形成廣泛的傳播與感染，三方面更可望積累形成較為精緻的論述，最後終於鑄成一個時代的主流思想。這個過程，說明了我們應該從社會動態追溯思想狀況的主要原因。
幾十年來，推動台灣社會變遷、意識變化的動力，大體集中在三個主要的面向上：經濟方面的成長發展、政治方面從黨國體制轉成民主國家、以及國族認同集體身分的重新界定。當然，在這三者之外，台灣還萌發過其他以社會為本位、由社會力推動的追求，例如婦女運動、環保意識、各種宗教性的集結等等。但是上述三個方面的能量要來得更為龐大浩瀚，各自造成了台灣的社會變遷與意識變動，推陳出新之餘，幾乎在所有的人與事身上，都留下了烙印，無論你在這三股巨流中居於甚麼位置。這些動力各有其獨特的內容與邏輯，一方面推動社會走向一個特定的方向，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局限。就我們的關心而言，這三方面的動力，共同導致了台灣的思想狀況走入較為偏枯的困境，不能不稍做檢討。
台灣的經濟發展偏於資本主義性格的發展主義，論者已經很多，其詳情無須贅述。這種由國家推動的後進式發展具有支配性格，一個結果就是經濟性的關係與經濟理性、經濟價值，會逾越經濟領域的界線，侵蝕原本屬於政治、文化、倫理、知識生產等屬於其他領域的價值與關係，以「現代化」為名，在社會生活裡取得了支配性的優勢。利潤化、效益化、行政化、管理化的撲天蓋地而來，便是明顯的徵候。在昔日戒嚴體制之下，這種情況曾被譽為具有中和威權支配的積極意義，受到讚許。而由於經濟發展與官僚效率構成了體制正當性的主要來源，舊政權也安然容納了現代化架構下的「自由化」這種彷彿異質的價值。到了民主化的階段，經濟勢力的侵略性更高，尤其是適逢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巨潮勃興，經濟理性也愈形獨立與擴散。「現代性」與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遂化約成同義詞。經濟效益與行政效率的訴求，壟斷了多數有關規範的思考，其他型式的理性與價值，遭受了挑戰甚至淹沒。
民主化在台灣社會演變中所發揮的動能，更不能小覷。針對黨國威權體制而生，民主運動曾經凝聚了台灣社會前所未見的大量理想主義，也引領出了各種反抗意識和社會價值的追求。多種進步運動與民主運動的共生關係，從它們在1980年代後期興盛一時，即可為明證。即使在政治民主化的範圍之內，台灣民主運動也包含著自由主義與社會公平的基本訴求與嚮往，舉凡個人的自由與平等、體制的公平正義、憲政分權、較廣義的諸項人權、政治與社會的界線、歷史記憶的維繫矯正、以及多元與寬容等等，其內容的豐富在中文世界堪稱向所未見。不過，一項運動，不免會遭到它所針對的對象所制約。在反威權的大纛號召之下，民主過程以及自由主義的各項價值，逐漸遭化約為反抗舊權威和建立新體制的工具。這些基本的訴求一旦遭到工具化，便不得不隨政治需要而浮沈蛻變；加上這些訴求本身，原本並不完全是台灣歷史記憶的有機部分，於是選舉動員、奪取政權等目標，儼然成為民主想像的全部內容。民主概念的這種枯竭，使得原先與它相連的進步理想和訴求，逐漸失去了依附。
身分認同的摸索與塑造，原本是特屬於現代性主體原則的典型議題，在個人、在群體，都可以為價值的想像與內在感性的表達，提供龐大的解放能量，不僅是個人抱負與文化生活的原料，也是社會多元與社會團結的契機所繫。在黨國舊政權的時代，這方面的掙扎摸索，曾受到政治力量的高度擠壓。可是一旦解嚴，認同的議題卻又遭新起的政治力量接收，國族認同成為身分議題的母題。問題在於，讓國族主義去壟斷認同議題，會造成多方面的限制。它所使用的範疇要區分內外、敵我，它所肯定的價值是特定的歸屬，它建立的社會團結繫於某種由政治力量所塑造的集體想像、甚至某種原始、自然的臍帶。另一方面，性質異於國族的價值與社會關係、以及超越國族的價值與社會關係，在國族主義的論述裡勢必居於次要、從屬的地位。由於國族論述的強制特性，加上它對於其他論述的排斥，「我是誰」的追問，不再是一種容許自我去自由進行的發現、創造或者追求的歷程，而淪為一種向政治共同體的回歸與獻身。時至今日，台灣社會的多元化程度不能不說可觀，可是身分認同卻仍然趨於單調和淺薄，無能發展成多元的文化景觀與生命型態，部分原因即在此。
總的來說，台灣社會幾十年來的主要發展方向，傾向於由政治力所主導的現代化──追求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現代的國家機器、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國族認同。不錯，歷史條件使然，這三項工作乃是任何一個社會都要面對的課題，而台灣數十年的摸索顛躓，所獲得的成果也頗為可觀。不過在意識的層面上，由上述三個方面的強大動力所醞釀、凝聚出來的「思想」，也自然向工具的理性和價值的非理性傾斜。這種思想所涵蓋的概念與價值雖然屬於現代，卻只及於現代性之中的支配一面，疏忽了現代性之中屬於反思的文化面，從而批判的現代精神，遂告殘缺不全。
五、「啟蒙、人文、激進和前衛」
這種說法是不是太過於簡化，以致於對歷史歷程不夠公平呢？不錯，須要承認，台灣這幾十年積累的歷史經驗，乃是今人手裡的珍貴資產。但是正視歷史，尊重已經鑄成的得失，才是思想工作的出發點。不能否認，如上面的描述已經指出的，正是在思想的領域中，我們曾經錯過關鍵性的反思契機。結果，在台灣現有的思想傳承裡，除了上述的現代化與現代國家化之外，幾乎找不到其他較為完整的觀點與價值觀，足以作為立足點，一本「現代」的精神，去檢討幾十年來的主流體制和主流意識。
德國人談「我們時代的思想狀況」時的問題意識，可以取為對比，說明我們的現代運動缺少、錯過了甚麼。
哈伯瑪斯編輯《「當代思想狀況」關鍵詞》一書時，宣稱戰後德國知識界的主流思想──也即是「納粹政權對立一面的傳統」──在於，「堅定地認定啟蒙主義、人文主義、市民階級的激進思想、以及十九世紀美學與政治兩方面的前衛主義」。他承認這個立場已經在1970年代末期潰敗，可是他仍然發起文集的寫作編纂，希望站在這種立場上，對新出現的保守主義局面提出回應，藉以測試這種「知識左派」的現狀。我們能不能說，一套模糊的「啟蒙主義、人文主義、市民階級的激進思想、以及美學與政治兩方面的前衛派」意識，幾十年來在台灣也曾經以其他的名字、以各種形式萌芽甚至有所進展？但是由於國際局勢和國內政治的大形勢設限、由於接不上前一個階段的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由於文化活動的急遽產業化、情趣化與休閒化、更由於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缺乏自覺和獨立的性格(其實也就是對於「啟蒙、人文、激進和前衛」的體會與堅持還不足)，偶然的騷動並沒有累積成有形的傳統。確實，姑且不論日本殖民時代留下多少餘緒，即使五十年來的簡陋經營，也曾經見到過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文學與藝術的現代主義、激進的人道思想等等方面的跡象。可是近十餘年來，這一切似乎都沒有發揮過應有的酵母傳承功能。
如果某種可以類比於「啟蒙主義、人文主義、市民階級的激進思想、以及美學與政治兩方面的前衛派」的思路，在台灣一度代表一種追求嚮往，那麼重新挖掘這些觀點在台灣的系譜，說出這套價值的根據與蘊含，就是很有意義的思想工作了。這些或可泛稱為「啟蒙現代性」的傾向，對於台灣的發展經驗，是不是提出過具有實質意義的詮釋與批判？就提供生活的意義、建構身分認同、以及形成批判的動力這三方面來說，這套價值有沒有潛力開啟新的路向？當然，就今天的思想氣候來判斷，更多的人會不滿這套價值太自由主義、太西方、沾染了太多「現代性」；他們寧取其他意義下的現代性(例如新威權主義、新自由主義)、或傳統性的道德共同體(例如新儒家)、有人對於「文化」抱持浪漫的崇拜(例如本土論、多元文化主義)、或者另闢蹊徑選擇後現代的、後殖民的「反西方」現代性。但這些選項也一樣有責任，在台灣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裡，展示該一觀點具有提供意義、形成批判、與展望前景的力道。令人沮喪的是，到目前為止，上述各種傾向(包括那種所謂的啟蒙傾向)，都沒有對這些問題提供明確的答覆。台灣知識分子對於「思想」的疏忽麻痺，在這片空白上看得最清楚。
坦然以道，筆者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有了成見。這種成見，來自對於「思想」這種活動的理解和寄望。讓我們考慮一下：思想工作之所以可能、並且取得自主性，不必受到傳統的、宗教的、形上的、政治的價值預設所制約，完成自許的實踐和反思批判功能，不正是仰仗於「啟蒙主義、人文主義、市民階級的激進思想、以及美學與政治兩方面的前衛派」能夠成為明確的領路價值嗎？不錯，其他的價值觀點，多少都為思想工作設定了一個終極的原點，能夠啟發與促成各種關於意義、自我、以及理據的說法。但是，這類觀點所經營出來的意義空間，往往在封閉與虛無的兩極之間搖擺，其意義的來源帶有威權的地位，結果實踐與批判兩重目標，都會遭受壓抑。如果如此，我們似乎不能不對啟蒙、人文、激進與前衛的可能，繼續抱著希望。
六、期許一個跨越畛域的論壇
不過，個人的偏好，不能以思想的名義強說期望。必須承認，在今天的時空環境裡，要說明「啟蒙主義、人文主義、市民階級的激進思想、以及美學與政治兩方面的前衛派」究竟具有甚麼內容，進而證明其價值，是很艱鉅的工作。何況，即便在德國，哈伯瑪斯的論斷也曾被認為是黨派之見，「左派自由主義」之外的立場並不予以認同。回到台灣，除掉1960與1970年代之交的某些思潮之外，上述標籤的適用性尤其極為有限。不過，今天從事這樣的詰問工作，目標並不在於爭奪歷史的詮釋權，或者鞏固莫名的道德優越感，而是想知道，啟蒙、人文、激進與前衛，是不是還(如我所願)蓄積著進步的資源？如果這些理念並不屬於台灣歷史，那麼曾經啟發與感動台灣知識分子的，又是甚麼理念呢？在今天，由於台灣社會已經累積了一定的歷史經驗，在內部就一定會形成極為不同的歷史詮釋和未來展望，對於現狀的評價也會大異其趣。各種歷史記憶會發展出迥異的思想，在意義、身分認同、以及批判工作的內容上各持己見，乃是很自然的事。可是，這些「思想」是甚麼？在迥異的思想立場之間，仍然必須分得出高下長短，無論是知識性的高下長短，或者道德性的高下長短。但我們有沒有興趣來著手於此？
在我看來，這件工作雖然可能引起台灣獨統、藍綠、左右各方的興趣，卻不應自限在台灣此時此地的環境裡。一方面，歷史情境已經大有變遷，隨著帝國主義╱民族解放、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極權體制╱民主體制、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等等歷史性的對比架構日益鬆散模糊，在今日，思想狀況勢必要放在與二十世紀歷史有所不同──亦即超越獨統、藍綠、左右──的座標上來界定。另一方面，百年以來各地華人社會的多樣經驗和嘗試，形成了更為豐富的積累，其攻錯價值並不次於習見的西方資源，並且在中文的語境中開採利用更形方便，尤其值得借鑑。不能不問：台灣環境所呈現的思想狀況，若是放入華人乃至於更廣的文化交往脈絡中，是不是還能夠保持其泰然的完整？更廣的交往脈絡，是不是才能考驗出來，我們的意義、認同與批判的資源，其實是相當捉襟見肘的？
華人社群的歷史經驗，其實包含了好些方面。大陸中國百年來的反帝、反資本主義、追求階級翻轉的運動，雖然挫敗犧牲慘重，但是作為教訓和作為理想，仍具有正面意義，不應該簡單的全盤否定。台灣勤於西化、現代化，過程中誠然多有曲折，但是也有很多寶貴的經驗與收穫，包括維護傳統、落實民主、以及國家權威面前的公平；港澳在殖民與回歸的雙重壓力之下，既保存下來華人社群、文化的傳承，又能夠和其他族群形成相當成功的共存關係；到了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這邊，身為移民社會，在帝國主義以及異民族為主的架構之下，維持了西化與華人的雙重身分。這些經驗：社會主義的經驗、現代化的經驗、被殖民的經驗、移民的經驗，都是非常獨特豐富的。此外，所有的華人社群，固然一方面遭冷戰格局所隔絕，另一方面卻都有著自己一套在冷戰架構之下與西方交往的經驗，所換得的視野也頗見異趣。必須強調，今天要建立起普遍性的價值，如果不是跨國家而且分享文化、歷史、地位的接近性的話，是很難成功的。民主化、社會公義、文化共存：這些理念，不管在任何社會裡面，都會認為是應該建立的共識，可是在每一個個別的社會裡面，因為它的國際角色、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的限制，在這些方面所能做的都有它的限制性。今天將大陸、新馬、港澳、台灣各自擁有的片面經驗並列、匯集在一起，則可望形成比較豐富的系統，作為在華文世界裡追求一套超越價值的基礎。
讓台灣的思想狀況進入這種跨越政治畛域的空間，跟其他「狀況」對話，或許才可望提煉出具有進步潛力的價值理念，為眼前時代的思想工作，找到下一個路口與源頭。
【錢永祥】
現任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曾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台灣哲學會秘書長，殷海光學術基金會董事長及執行長。學術興趣在倫理學、政治哲學、有關現代性的哲學思考、以及動物倫理學。著有《縱欲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裡的政治倫理》，翻譯過韋伯的《學術與政治》、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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