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從「思想」到「我們時代的思想狀況」 錢永祥
一、前言
廣義的人文生產，今天以各種型態分散在學術、藝文、評論等多個領域，其間似乎說不上甚麼共通的關懷。不過，每個領域裡的活動，都一定預設、表達著一些有關它本身、有關周遭自然、社會、政治與人文環境的觀點。這些觀點應該如何看待？──譬如說，學術具有甚麼樣的實踐涵蘊、藝術究竟是在表達甚麼、評論如何善盡它的「介入」功能，而學術、藝文、評論等等聲稱自主的文化活動，與周遭的社會、政治環境，又應該維持甚麼樣的關係？──又譬如說，學術所產生的知識有輕重厚薄可言，藝文的成就有精粗雅俗之別，分析評論也分得出水準與眼界的深淺高下。那麼這些評價所根據的標準是甚麼？這些問題均要求我們暫停「生產」的腳步、回顧自省，其反思性格便共同構成了所謂的「思想」範疇。文化生產者，對這類思想議題，多少總是有著自覺的，即使不一定說得清楚其間詳情。
進一步言，思想並不局限在文化領域。關於自然、社會、政治、與人文環境本身，只要從反思的角度形成了觀點與疑問，同樣會醞釀出思想的成分。這類觀點或者疑問，由於牽涉到大量屬於價值、信念、以及意識型態的預設，往往被視為主觀、恣意的信仰，或許不失趣味，但是並不值得、也無法進行嚴肅的討論、探究。實際上，這類遭學術排斥的議題，同樣屬於「思想」的範疇。不過，思想固然不能淪為電視節目上的各類「老師」、社會上的高僧上師的專利，但是除非先成為思想史，彷彿思想也沒有資格走進學院。畢竟，不談思想，何曾礙著學術體制的發達？甚麼思想才是正確的？正確與否如何區分？而其間的標準又何在？今天的學術工作者，受到實徵主義與學術專業化的影響很深，對於這類反省、挑戰性格的議題，通常會敬謝不敏。
拒絕正視思想議題、懷疑思想值得探究，反映著我們已經認定，事情本身通常說得出道理，但是人類看事情的觀點則是相對的、主觀的、不堪深究的。進一步，懷疑思想，也顯示人們不再願意在實質上探討各類後設性質的意義與價值觀點。大家會承認，意義與價值問題攸關生命的品質，可是既然意義與價值已經滑離了絕對的地基、斷絕了超越的源頭，它們不就是隨個人挑揀採購的嗎？試問：意義與價值有真假對錯可言嗎？誰敢宣稱自己是意義與價值的「學者專家」？無怪乎今天很難再遇到所謂「思想家」這種古怪身分了。可是在我們的生活裡，思想真的不復扮演關鍵的角色了嗎？
二、「思想」作為實踐與批判
要答覆這些問題，需要對思想的兩項基本特色略做反省。
人類時時進行著各方面的認識與活動。可是在此之餘，人類還會──應該說必須──針對經驗和活動有所反思：即一方面加以詮釋，亦即以經驗與行動主體的身分，自行說出一套「意義」；二方面則提供「說明」與「理由」，亦即為自己的經驗或行動之為妥當做辯解。舉個例子來說，「走路」這個相當簡單的行為描述，可以詮釋為上班、行軍、訪友或者健身。這些較為複雜的描述，還可以更為細緻(或者說「濃密」[thick])，例如我可以賦予健身這件事某種更屬於我個人的意涵，比方說希望在花甲之年維持住基本的體能，以便繼續活得起勁。可是這些意義是不是──在道德上、在自我的期許上、在時下的社會風氣看來——妥當的？想要健身這件事，是不是顯示了我更深一層的焦慮或者欲望？這類念頭和情緒，是不是應該認可、鼓勵、或者最好壓抑、剷除？我們也會考慮，在技術上，走路健身能不能完成我預期的目標？反省這些問題，便進入了辯解、說理與分析的層面。
就人類而言，詮釋與說理並非可有可無，而是經驗與活動的構成部分，是我的經驗與行動之所以「屬於我」的條件。若再加以分梳，詮釋與說理至少涉及了三個方面。第一，它們乃是一種後退一個層次的思考：經由詮釋和說理，活動者對自己的經驗與作為，建立了更深、更見脈絡的了解；其次，詮釋與說理也是一種回歸自身的思考，藉著觀察自己提供了甚麼樣的意義和理由，當事人對自己這個人的真相，可以獲得更深入的認識和瞭解；第三，它們還是一種具有批判效果的活動：藉著對意義與理由的反省，對於經驗的真確及行為的合理、同時也對於自己的信仰與偏執，可以開拓出修正以及檢討的可能。在這些意義上，反思乃是一種獨特而架高一個層次的「動腦筋」，我們特意以「思想」名之，以資彰顯其獨特性，是有道理的。思想並不是與想像、記憶、知覺、推理等對立、並列的另一種心智功能；只要主體開始對一己的想像、記憶、知覺、推理等等展開詮釋與提供理據，他就開始了思想的努力。這種詮釋與說理的系統化，就構成了通常所謂的「思想」。並且，思想做為預設，也反過來塑造著學術、藝文、評論以及整個文化生活的進行。
這麼說來，思想主要涉及了三件工作：意義的提供、自我的界定、以及對於既有的意義、理據和身分認同去做檢討和批判。大致言之，歷來的思想家以及思想系統，無不可以從這三個角度去理解。當然，意義要溯自甚麼源頭、理由要滿足甚麼標準、人之為人被賦予甚麼樣的身分與能力、批判的對象和根據又該如何認定，各家思想隨時空不同會提出迥異的說法。但是，「思想」主要存身在這三個議題上，應該是很明確的。
不過，由於思想工作寄身於這三個議題，也就注定了思想這種活動具有兩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所謂思想旨在為一己的經驗、存在以及活動提供意義，其實是說思想活動乃是典型的「實踐」，也就是敢於自居為主體，視自己為意義和價值的源頭，並且設法在現實世界中、為現實世界追求意義和實現價值，不屈從於一套客觀既存的秩序。由於這種實踐成分，思想有助於創造一個人文與倫理的環境；學術、藝文、乃至於其他的人類活動，藉著思想才獲得了人文與倫理的意涵。其次，實踐與說理的結合，形成了向著合理與開放的前途推進的動力。思想的批判性格，促使人們對於現狀與事實保持一定的懷疑距離，不以「客觀既存」為足，也時時修正著實踐的方向。實踐與批判這兩項特別屬於主體人的特色，是藉著思想才成為可能的。
三、思想作為思想狀況
思想活動具有這些特色，那麼它的存在需要甚麼條件？整體而言，思想活動必須寄身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以公共互動的方式存在。因此，思想還具備著一種社會與公共的面向。
首先，在認知面，不言而喻，詮釋、認同與批判，都需要超乎私人擁有的資源，至少需要語言、概念、價值等幾方面的公共性資源。黑格爾之後(其實不勞維根斯坦或者其他二十世紀的哲學家)，我們已經知道，思想無法在像笛卡兒所想像的一個隔絕孤立心靈的內省冥想(「我思」)中產生，而是需要在具有特定內容的社會、文化、歷史脈絡裡，才有成形的可能，因為唯有這些脈絡，才能提供語言、概念、以及較為完整的價值參照系統，讓思想取得面貌與內容。舉例而言，即使「健身」這樣一個似乎祇以個人需求為指涉的概念，仍然需要以某些社會制度、社會價值觀為背景才具有意義；而健身可以算做一項能做、該做的事情，也需要先肯定一些在健身活動中表達、落實的社會性的價值；至於健身究竟應該被賦予甚麼程度的可欲和正當性，則要取決於它與其他被認可的價值，處於甚麼樣的關係之中。缺少了這些支撐，健身這個看似單純的概念，根本沒有意義可言。
其次，昔人嘗在「私人困擾」(troubles)與「公共議題」(issues)、在「個人生命」(biography)與「歷史過程」(history)之間有所分辨，強調二者的有機關連，避免歷史遭純粹個人化、也避免個人遭歷史大勢所吞噬。可是在今天，由於能量足以感動、凝聚無數個人的燎原信仰已經逐一熄滅，於是將思想問題化約為個別個人的心理掙扎，似乎已經成為現代文化的特長。往往，個人在生活中間面臨徬徨失落，會求助於思想的指點，卻未意識到，個人感到迷惘困惑，其實正反映著個人與外在、內在的宏觀大秩序有所疏離和對立。探本究源，個人有所困擾之時，首先不能不追問，個人為甚麼無法繼續與一個超越個人的意義世界維持聯繫？為甚麼公共生活喪失了足以供個人安身立命的能力，迫使個人要退守一己的貧乏資源？在思想史層面言，既然問題出在公共性的意義源頭已告枯竭，思想工作要想要對症下藥，就必須先對思想的公共性格有所認知。
第三，在政治面，既然思想涉及了意義的提供、認同的建立、以及批判的可能這幾個領域，那麼由於它們的重要與敏感，思想工作便難以避免與相異觀點衝突，也很難躲開政治勢力的介入。既然思想塑造社會成員的認同、影響他們眼裡的世界與言行、甚至還直接涉及體制的正當性，相異的思想取向，便不免要競爭和交鋒；而政治勢力也會希望掌握與控制思想。思想涉及了意識型態與世界觀，涉及了以「應然」加諸社會群體，便不可能自說自話，而會在社會群體之間形成觀點的競逐。在這個意義上，思想工作勢必捲入公共性的討論、爭議、甚至於鬥爭。昔人不憚於強調思想的「黨派性」；我們或許可以換個說法：思想處在社會之中，因此思想是在經營關於集體生活的詮釋與批判，自然呈現了集體性的自我認識與嚮往。其間差異，通常會以社會性的、集體性的爭鬥的型態表現出來。
從思想與社會之間這種本質上的緊密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在歷史與社會的既定條件之下展開認識與行動，而同時又對這些條件施加詮釋與批判、改造。由於這些既定條件屬於宏觀的社會層次，所以要談思想，要認識自身與改造環境，往往需要將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思想看成一個「狀況」，用宏觀的角度來進行觀察，才能展現思想本身的運作與運動。在過去，哲學家注意到了思想的這種整體性格，曾經提出了「客觀精神」的概念，企圖將一個時代、一個文化傳統的思想表現，看做某種超個人的人格主體之思維的「外化」。「時代精神」或者「時代的思想狀況」等說法，即應此認識而生。其實，思想主體的社會性與反思能力，並不需要擬人的形上學預設，即可以加以描述。借用「思想狀況」這樣的概念，便足以突出思想的這種社會與歷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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