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人類學研究的影響，歷史學研究開始了從大歷史到小歷史敍事形態的轉向，在宏觀的歷史敍事層面以外，更為關注發掘細緻化與人性化的歷史材料。從“零碎”中挖掘意義，通過各種“細節”的鋪展來加以拼湊不同的歷史側面，於是個人歷史的形構成為主體，結構化與系統化的歷史脈絡則化為其背景。不過，這兩者沒有絕對的衝突，例如時代與個人，可以各為獨立，又互為關係。
時下從事南洋研究的學者，在試圖建構南洋知識，抑或處理南洋研究的知識建構問題時，常面對資料難以收集的困境，只能以報紙、雜誌、刊物構成一般主要的研究基礎。對於學人的思想形態、生命情懷、內在心靈等，往往難有所窺得，因此對大歷史的掌握遠勝於小歷史。由廖文輝、曾維龍編輯與纂注，吉隆玻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族群研究中心出版的《許雲樵來往書信集》，或許為南洋研究重要奠基者之一許雲樵的個人歷史，添補更多細緻的材料。
南洋研究學圈與網路
書信集常被視為最能表現一個人生活化與人性化的敍述文體，書信文字往往也帶有個人的思想與氣質，例如重視書信的魯迅亦曾言“我作劄甚多，或直言，或應酬，並不一律”。魯迅的這番話被視為是誠實的聲音，因此後來魯迅研究者認為，書信或更能概括一個人的全貌，有些不能或不願公開的心願，往往吐露於書簡。不過魯迅書信的整理在他逝世前已著手整理，逝世後其妻許廣平登報徵求魯迅的書信，是有計劃與規模的收集。
《許雲樵來往書信集》不是有系統對許雲樵書信徵求的整理成果，它是偶然機緣下的“發現”，內容雖然豐富，卻較為繁雜與零散。書信集中載有三百封的中文書簡、一百多封英文信函，除了一些珍貴的家書以外，不少書信皆涉及雜誌編務與書籍出版事宜，或有關研討會邀請與答覆的內容；另一些則是與同道朋友討論南洋研究相關問題，這部份中英文書信皆有，其中不少是來自德國、義大利、緬甸、泰國、越南或印度的學者。因此編者在整理分類時，把它分成家書、學人、一般書信、公函及法律信函五大類，亦是權宜做法。
編者曾指出，“通過閱讀許雲樵的書信，讓我們得以窺探這位蜚聲國際的南洋學人的生平志行及其內心世界。”誠然，許雲樵雖為新馬重要的南洋研究學者，晚年的境況卻不順遂，維持家計艱辛，惡疾罹身；家中藏書散落四方，收集不易，更遑論欲探其內心世界。編者能從藏書家莊偉天、民間學人關瑞發與古物收藏家洪焱正手中，拾遺許雲樵與家人或同道中人的往返手稿書信，加以整理之餘，也對信件中人物纂注說明，無疑能增加後人對許雲樵與學友交往的深層認識，或對早期的南洋研究概況與學界間的互動有更多瞭解的基礎。許雲樵一生埋首於研究寫作，不少論文是在與惡疾搏鬥中執筆，故書信中亦有“一生為文債所困不自由”的感發。
在第一輯“家書”中，收錄最多的是許雲樵寫給他第六個孩子的書信，信中皆以囦兒為昵稱。許雲樵家中兒女甚多，家庭負擔亦重，然從家書中得知其仍慷慨解囊，不時以金錢或物品救濟親人。此外，他對孩子的教育十分看重，特別是對語言與文字的訓練，多次在書信中叮囑在泰國生活的孩子要學好泰文，通過規律的日記書寫來訓練文思與文字基礎，也不忘叮嚀“作事要小心，學習要誠懇”。許雲樵對家族與孩子的關愛，讓人得以親近許雲樵作為父親與家族長輩的風範，家書中的父親形象，以及人性化的南洋學人的面貌，也是在其他研究文章中難以見到的。
第二輯“學人”與第六輯“英文信函”的書信，則展示了許雲樵的知識學圈與學術網路。許雲樵曾主持南洋研究室、東南亞研究所與幾份重要的研究刊物，也主編不少關於南洋研究的叢書，因此與東南亞、亞洲或歐洲各地的學者皆有密切的來往。他與知識情感相近的學友，不但在書信中交流知識，也常互贈論文或書籍。尤其是一些後進的歷史研究者，頗以許雲樵為仰望與學習典範，不少年輕學人寫信請教有關歷史研究方法或地方史研究等問題。但在這輯所收錄的兩百多封的信件，友人的來信，遠比許雲樵本身回覆的信件多。鑒於此，針對某些課題，我們無法瞭解許雲樵如何答覆相關的詢問，也無從瞭解其想法，不過卻可以知悉許雲樵在南洋或東南亞研究領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何深刻影響著周邊國家的學者，特別是與馬來西亞文史地方工作者也有密切的書信來往，所以此輯若以“許雲樵研究影響論”視之，亦不為過。
最為特別是在第三輯“一般書信”中，可知悉有不少中學生曾寫信向許雲樵討教，大至治學方法，小至諸如查詢有關《國家地理雜誌》郵購地址，許雲樵都一一耐心回覆，並給予閱讀建議，頗可見學人之大氣。也有不少報章讀者閱讀許雲樵所撰寫關於中藥的相關文章後，也特寫信請求解惑。至於第四輯“公函”主要收錄了許雲樵與世界各地圖書館或出版社的通訊；第五輯“官司信函”則收錄許雲樵所涉入的“車禍事故”與“筆跡鑒識案件”的檔，頗可讓後人瞭解這兩件事的來龍去脈。
書信集編例問題
不過，許雲樵本身所寫的書信不易尋獲，實無法真正拼湊一個較完整的書信脈絡，成為閱讀此書信集最大的障礙。這或許也與此書信集的編例有關，在此提出這個問題，非有意作苛刻之要求，僅提出問題以資討論。究竟要以何種形式來呈現一部書信集，才能較完整讓讀者把握書信者在不同時間階段的經歷、思想以及生活形態呢？按編者所言，整理許雲樵的書信集，所面對的棘手問題是，不少信件並無誌明日期，故不敢大膽加以判斷，只能在相同的通信者的書信作時間的排序。這樣的編例，如前所述，是權宜的辦法。其優點是針對難以歸類的信件，可作較靈活的處理，但另一方面，當書信的時間不易被脈絡化時，閱讀者必須自行在跳躍的時間當中，組織信件的時間歷史。這是否會受信件所限，而使該部書信集原來的主體──許雲樵，在不同歷史階段的面貌，反而不容易被拼湊出來？
按編者所述，這些書信“基本反映了許雲樵從1931年至1981年間的生活、文化活動和思想狀況”，像在“一般書信”與“英文信函”，若能以時間先後排序，或許較能讓讀者與當時許雲樵所處的境況與經歷作關連，才能產生意義。否則，也不容易探索究竟在五十年間，許雲樵在生活、研究工作和思想狀況上有著怎樣一種變化。另外，按編者的編排說明：“英文書信方面由於絕大部份的作者都相當陌生，為免分類錯誤，我們採取了第一種編排方法”，指的是“按信的時代先後編排”，不過在細讀相關英文信函後，卻發現該部份其實是以英文羅馬拼音字母順序為准，以致書信日期有很大的跳躍性，後來是否有更改編輯原則，不得而知。
其次是有關信件的“分類”問題，特別是第六輯“英文信函”的書信，有者實可納入在“學人”，有者則屬“公函”，是否須把中英文書函區分，也許可再作考慮。由於這批書信，乃是莊偉天先生等人從被新加坡福建會館所遺棄的紙箋堆中取得，導致較難作系統化的整理，在此建議或許可以通過公開徵求書信的方式，有規模的收集許雲樵與重要學人或友人的書信，以更能具體反映許雲樵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所感所想，此將利於許雲樵的研究者。最後想點出的是，縱然把手稿書信化為排版鉛字，為統一不同書信者誌明日期方式，並非易事，但若日期標示所採用的標點符號缺乏統一，則予人少許淩亂之感。再者，整部書無論是中英文書信都有不少明顯的錯別字，此部書若有再版機會，理應修正，在編輯把關上更為謹慎。
(文章刊登於《亞洲文化》200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