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以德報怨的世紀謊言
本來是處於最不利地位的日本，卻因為舊金山和約而大大地改善了戰後國際地位，所以日本國會以極快的速度通過了舊金山和約，尤其是舊金山和約給了日本一個可以自由選定國、共任何一方，作為中日雙邊和約代表的機會。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就興奮的宣布：『日本現在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對於如何行使此權，應考慮客觀環境，考慮中國情形以及期與日本將來之關係』，談判的主導權因而從中國轉到了日本的手上。
日本政府為了取得最佳時機，對於與中國諦和問題採取拖延戰術，可是為了防止盟國譴責，吉田政府還搞了一個類似『諮詢性公投』的民意調查，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應該與台北還是北京諦結和約。但是這個諮詢性公投的結果，支持台北與支持北京的比例同為百分之三十八，另外有百分之二十四的日本人民則是採取無所謂的態度。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難變為理由，拒絕表態。
不過雖然吉田政府拒絕對於中國代表身分表態，但是私底下卻對台北方面散佈可能與北京方面締約的消息，藉以激發台北方面在和約條件上作出讓步。吉田茂甚至公開宣布『如果中共在今後三年內提議根據舊金山和約與日本討論諦結和約，日本政府自然願意談判並締約，絲毫不會提出反對』，同時又跟我方駐日本大使董顯光表示，『日本不能忽視大陸上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的感情』。
日本的言論讓台灣方面如坐針氈，為了保留正統地位，台灣方面一方面透過駐美大使顧維鈞策動美方對日本施加壓力，一方面又在草擬的對日和約當作作出讓步，特別是是在日本最敏感的賠償問題上更加明顯，只要求『利用日本國民為中華民國從事生產打撈及其他工作，以作為補償。除此之外，中華民國放棄一切賠償要求，放棄該國及其國民因日本國及日本國民在作戰過程中所採取行動而產生之其他要求』。
美國方面則為了反共目的，對東亞採取『扶日而不棄蔣』的外交戰略，於是對於台灣方面給予大力支持，甚至以日本若是與北京方面締結和約，美國國會將不批准舊金山和約要脅日本，日本於一九五二年與台灣方面正式就對日和約方面進行談判。談判初期台灣方面利用美方的支持，試圖進一步地取回對日和約的談判主導權，對台灣方面所擬的和約草案只做細部修改，重大原則方面則毫不讓步。誰知道美國國會在三月二十日先以六十六票對十票的比例批准了舊金山和約，並且在四月十六日宣布舊金山和約將於四月二十八日正式生效。這個突如其來的轉變，使得中日局勢為之轉變，同時舊金山和約一旦正式生效，日本便擺脫了戰敗國的身分，在締約上將更為主動。
台灣方面為了趕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與日本達成和約，被迫在賠償問題上作出全面讓步，因此在三月二十五日決定放棄全部賠償，僅在條約草案中以『日本承認其賠償義務，我方亦承認日本無力作出賠償』為由，正式宣布『放棄以勞務進行賠償之需求』。不過此時日本態度卻更加強硬，堅持在和約中取消有關賠償問題的條款，否則採取拖延的方法，拒絕談判。就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方面於四月十二日答應了日本的要求，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雙方和約才正式簽字完成，距離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僅僅只有七個小時。
台獨拒而不提的中日聯合聲明
中日和約的簽訂，立即引起對岸北京當局的抗議，認為此一和約是『慷他人之慨』，絕對不能承認。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造訪北京，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開始進入另一個階段，衝擊最大的自然非日本莫屬。在尼克森造訪北京後不久，日本政府立刻秘密委託東京都知事美濃部在訪問大陸時，向周恩來釋放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希望親自造訪的意願。由於佐藤榮作長期以來敵視中國大陸，周恩來對於佐藤榮作造訪一事不但加以拒絕，還宣布中日談判不以佐藤內閣作為對象。雖然如此，但北京當局對於中日復交問題仍然是十分重視的，毛澤東就曾就此項問題主張應該要以『積極』的態度處理。
同年六月，佐藤榮作下臺；七月，田中角榮內閣成立。田中角榮於就職當天發表演說，表達希望能與北京當局恢復邦交，周恩來隨即表達善意，透過中日友協副秘書長孫平化藉率領上海舞劇團在東京訪問的機會，轉告田中，表示只要田中能到北京當面商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在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人與北京當局的交涉下，田中內閣明確表示充分理解中共提出的復交三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蔣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經過反復談判，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第三條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上述表明，中日兩國之間圍繞台灣地位問題已通過邦交正常化從政治上得到了結，雙方就日台關系的性質和處理原則達成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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