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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聯合報，2010/10/8民意論壇。編輯將標題改為「制度惡搞，外勞淪為奴工」。此為原文。

公然窺探外勞隱私—奴工體制的產物

廖元豪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副教授，移民移住修法聯盟顧問)

多名陞泰公司的女性外勞，指控公司在宿舍內裝設監視器，窺探她們的一言一行。淋浴出來包著浴巾的畫面，竟也成為品頭論足的畫面。如果查證屬實，八支監視器確實裝在宿舍內部（甚至浴室門口），又是一樁嚴重侵犯外勞人權，足以引起國際公憤的事故。

試想，若這些員工是台灣人，這種「管理」、「監控」方式可能出現嗎？別說是員工宿舍，就是軍隊也不可能這樣亂來。在其他場域，這種窺視女性私生活的行為是偷偷摸摸的犯罪，絕不敢拿來傳閱、評論。唯一可以這樣大剌剌二十四小時全程監看的，恐怕只有養豬場、養雞場監看牲畜。這顯示宿舍管理單位，根本沒有把他們當人看。

為什麼管理者敢這樣惡搞，對這些女性外勞欠缺最起碼的尊重？其實，除了個別的無良行為之外，結構上的原因在於：我們的外勞法制，塑造了一批任人宰割，處於類似奴隸地位的外籍勞工。在「用完就丟」的客工（guest worker）制度下，她們只是短暫過客，隨時處於可被解約遣返的狀態。不能轉換雇主，所以必須受制於個別僱主任意對待。他們沒有選票，又沒有社會支援網路，更不熟悉台灣社會的司法或其他救濟制度，因此很少人會幫他們說話。再加上政府用行政命令剝奪了他們歸化取得身分證的可能，使得外勞甚至連「未來公民」的資格都沒有。在選票至上的台灣，又有幾個立委或政客，有興趣關注他們的權益？

在這樣的體制下，外勞受到剝削、凌辱，多半選擇忍氣吞聲。因為申訴困難，說了也未必有用。2005年，高雄捷運的泰勞，在屢次申訴無效後，憤而以激烈的方式抗暴。到了2010年，這類逼到忍無可忍的事件依然層出不窮。為什麼？因為法律刻意製造一批好剝削、好欺負的工人。即便馬政府上台後修正相關制度，對移民（特別是婚姻移民）的保障有相當進步，但在移工方面，奴工制度的本質大致未變。

國際經驗也顯示，被人權理念與憲政法制所「馴化」了的族群歧視、性別歧視、階級歧視等惡質態度，往往會在面對移民移工等「外人」的時候展現出來。台灣人對本國勞工，對本國女性，絕對不敢做這麼離譜的事。但因為這些人非我族類，又沒有足夠的法律保障，雇主與仲介就更可能肆無忌憚，展現人性最醜惡的一面。

陞泰公司表示，宿舍管理是仲介公司負責的，他們並不知情。這又顯示外勞制度的另一問題：過度依賴仲介。由於奴工體制不允許有「逃奴」，雇主要為「逃跑外勞」負責。於是沒能力又沒空的僱主們，往往就依賴有「經驗」的仲介代為管理、監督。無論是家庭看護，或是本案的工廠外勞，都是這種典型例子。這無異給予仲介太上管理者的地位。

尤有甚者，由於大家依賴仲介，許多制度與實務有意無意會向仲介傾斜。例如續約外勞雖然可「直聘」，但相關手續極為繁瑣，一般雇主根本不可能自行處理。於是，許多「直聘」的雇主事實上都在偷偷找仲介做。雇主依賴仲介，仲介又可以不斷證明自己的需要性，直聘始終是空。雇主更不會質疑仲介的行為。

所以，要徹底根除外勞受剝削欺凌的處境，只追究個別雇主或仲介是不夠的。徹底檢討近乎奴工的體制，讓這些為台灣貢獻勞動力的外勞，不再成為好欺負的一群，才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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