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族群平等法」又因為郭冠英事件而熱門起來。我投書聯合報的那篇「反歧視，別只是公關立法」也引來不少回應與批評。
我的初步看法是：無論最後是否真的制定了「族群平等法」，郭冠英的幾篇文章，能激起台灣好好討論族群平等、歧視的議題，也是一個貢獻了。
對於制定族群平等法，甚至所有的反歧視法，都有不少質疑的聲音。我同意其中的許多看法，畢竟這不是個非黑即白的議題。不同的國家社會，要從自己的環境背景歷史來檢討，找出一條適合的路。
不過有些反對或質疑，我倒認為頗有商榷的餘地。除了在之前的文章早就提過的東西之外，在這兒也回應一下。
一、用法律制裁族群偏見反而激發族群衝突？
有些意見認為，台灣社會平常根本沒有族群問題。不去挑起，一切都風平浪靜。要是真的制定了禁止族群歧視的法律，藍綠雙方成天「獵巫」，那才吵不完呢。
的確，真的立法去制裁族群歧視，無論這個法管的是「言論」或是「行為」，它必然會造成一些衝突—要罰人，還有不衝突的嗎？尤其罰的是台灣社會或政治場域相當普遍的行為。
但，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族群歧視」是件錯事，難道只因為怕「衝突」，就不去處理？還是說，因為它太瀰漫、太普遍，所以就認了？
別說美國、歐洲、南非的黑人在推動反歧視法時流了多少血淚，打了多少仗。台灣的女權運動者，在推行各種女性平權立法時，一定也都發現「衝突」很多。多少男性（無論社會階層為何）到現在都還排斥「女權」、「女性主義」，或不想聽到「父權」這種批評。性騷擾立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民法...那個沒有遭遇強大的反彈？
當然會有反彈。因為父權結構、男性沙文主義，都是這個社會根深蒂固的結構，「歧視女性」一直是普遍存在的習慣、偏好。所以女權運動要用各種方法「對抗」這種偏好，即便引起部分男性反彈，也在所不惜。我們看到、聽到許多女權鬥士，在聊天、吃飯、工作、國會議場、選舉場域...隨時對男性不自覺露出的沙文主義迎頭痛擊。
再拿郭冠英事件來說。當管碧玲去找出范蘭欽的文章，當許多網友努力比對找出本尊，然後漫天蓋地的批判蜂擁而至。這難道不是一種「衝突」？
所以，「衝突」本身不是重點。族群平等法就跟「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甚至所有的規範一樣，都可能造成「衝突」。但為了消弭歧視，為了對抗既有的惡質偏好與壓迫慣行，某種程度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唯有這種壓迫結構改變了，真正的「和諧」才有可能。
質言之，該衝突就衝突！會有「衝突」，一定表示其來有自。當被壓迫者反抗，被歧視者求取正義，原先的壓迫者一定會防禦、反擊，或至少覺得委屈。
但我們不能因此要求被壓迫者噤聲，為「和諧社會」而忍讓。男性沙文主義者總是要女權運動者噤聲；奴隸支持者必然叫廢奴主張者閉嘴；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我們也一直聽到政府把「黨外」說成「破壞團結」的禍首。
當然，「衝突」要限制在「必要」範圍，而不能亂槍打鳥，搞得一發不可收拾。因此，「如果」衝突是必要的，也要將範圍鎖定清楚，把最嚴重的、最根本的、最需要即可矯正的，還有「可能用法律處理的」歧視與仇恨惡行挑出來處理。
二、侵犯言論自由，造成寒蟬效應
也有人說，為了郭冠英事件而立法，會侵犯言論自由。我們只要管「公務員」就好。一般人還是可以說各種言論而不被法律制裁。
也有人說，可以接受「反歧視法」去管「歧視『行為』」，但是不該管「言論」。否則會造成寒蟬效應...許多關於台灣社會族群議題，都不敢公然討論了。
更有人說，其實就算法律真的禁絕，大家也可能在心中偷偷的講，或私下場合討論蔓延。這是無法改變的。
這些說法都有些道理。我的回應是：
第一，「公務員」當然跟「個人」不完全一樣。但即便我們接受「公務員的言論自由比一般人少」的命題，郭冠英這個案子反而突顯出這種「雙重標準」在我國有點困難—如果沒有「族群平等法」之類規範的話。
為什麼？因為要懲戒公務員，不表示主管機關或公懲會可以拿著抽象道德訓令或倫理要求去處罰。公務員懲戒法明文規定懲戒的要件有二：「違法」以及「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郭冠英的文章既然與職權行使無關，就必須指控他是「違法」。請問他違反了什麼「法」？當刑法只處罰針對「個人」的誹謗與公然侮辱，而沒像歐洲那樣禁止種族仇恨或種族優越言論時，要說他「違法」其實很牽強（解釋上不是不可能，但會不會被法院接受還很難說）。
所以，即便要管「公務員（私下）言論」，也得有法。而現在未必有法可制裁郭冠英呢。
其次是有關「行為」與「言論」的區別。我們可不可能只管歧視的「行為」而不管「言論」呢？
「言」與「行」能否區分，本身就是個問題。不過我大致上願意接受這個區別。即便要制定族群平等法或反歧視法，主要規範的對象依然是「行為」。「單純言論」應該只有構成歧視行為之工具，或本身就有嚴重危害時，才可能被處罰。
但真正要制定反歧視法，不能完全排除規範「言論」的可能性，惡質的仇恨言論，往往也構成歧視壓迫結構的一環。這就是為何聯合國「消弭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會把禁止種族仇恨與優越言論，當作是締約國的義務。實證研究也顯示，社會弱勢族群在面對優勢族群的仇恨或歧視，的確會產生許多「實質傷害」（而不只是單純的「心裡不爽」）。
美國或許多國家認為「言論自由」受的保障高於「行為」，通常是預設「美國或許多國家認為「言論自由」受的保障高於「行為」，通常是預設「言論原則上不造成實害」，所以可以容忍。除非有「明顯而立即的危險」，要不然無論多讓人不爽，都不能動到法律來制裁。
然而，如果郭冠英的言論讓許多人說要動用法律制裁（公務員法也是法...公務員免職是最嚴重的法律制裁），那也就是顯示公眾都承認這樣的言論，已經構成「實害」或「立即危險」囉？他的言論與許多政治人物貶抑社會弱勢的話語相較，那個危害較大？坦白說，范蘭欽那幾篇文章引起眾怒，除了「族群仇恨與歧視」外，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國族」或「愛國主義」。簡單來說，他不愛台灣，不喜歡台灣人，所以被公幹。但言論自由應該容許「不愛國」的言論，卻未必能容許「族群仇恨」的言論。
還是像前面所說的，我們得找出台灣社會最需要處理的歧視類型，審慎地加以處理。我也不贊成像歐洲那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連單純的「拒絕承認大屠殺事件」都當然被入罪。就像我對現在刑法「公然侮辱罪」的濫用很擔憂一樣—「誹謗」至少要「毀損他人名譽」（有實害），但「公然侮辱」根本不論這些言論對相對人有什麼嚴重的傷害，只要開口罵人或在網站批人「腦殘」，都會被判刑。管制仇恨言論的規定，不論怎樣訂，都一定比刑法第三百零九條的「公然侮辱罪」要嚴謹得多（至少一定要涉及「族群」，再加上某種「實害」或「實害之虞」的要件）。
我也反對把台灣弄成個colorblind的社會—凡是碰到族群議題，大家通統閉嘴。但現在顯然不是如此嘛。現在的問題，是許多人根本站在族群優越論，去打壓無力還手無能還嘴的弱勢族群，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社會的次等公民。平等、相互尊重、出於誠意來討論甚至辯論族群議題，怎麼會被界定成「種族仇恨言論」呢？
也許有人覺得「嫖大陸妹風險高過美國牛肉」、「中國豬滾回去」、「越南新娘有餘毒」、「原住民移民到中南美洲」這種話，以後都不太敢說了。甚至有學者可能覺得，以後作研究不能隨便假設「新台灣之子發展遲緩」或「大陸配偶不認同台灣」。如果這就是所謂「寒蟬效應」的話......那寒蟬就寒蟬吧，這些話再也不要出現在公共場域了。
三、歧視、偏見、偏好本來就是社會常態
梁文傑先生在「郭冠英事件應該落幕了」這篇文章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在台灣這個社會，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對其他族群的偏見。直到今日，據中研院的社會意向調查，還是有許多外省人和閩南人不願把女兒嫁給客家人，因為客家人「比較小氣」。但許多閩南人和客家人都不約而同認為外省老公比較不大男人，客家人更認為嫁給外省人是首選。而不管外省人、閩南人或客家人，願把女兒嫁給原住民的都是少之又少。 我們希望這些偏見永遠不存在，但人類社會只要有「我群」和「他群」之分，就會為了強化自我認同而製造出種種對他群的偏見。即便只是讀不同班級的小學生，也會覺得「我們班的人比較乖，他們班的人比較壞」。如果我們真要對偏見和歧視的言論以法律相繩，那所有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入罪。這也是泛藍一直想搞的「族群平等法」萬萬不可通過的原因。
我幾乎同意這段話的每一個字，除了最後一句有點保留以外（因為我還沒有看到「泛藍」想搞的族群平等法版本）。
自由社會的本質，本來就是讓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實現各自的偏好。這些偏好有很多很多是非理性的，私領域的。我選擇跟誰交朋友，與誰結婚，參加何種團體，挑選哪位醫師，甚至選擇跟誰做生意...這是結社自由、契約自由，以及各種私權的特質。沒有那個民主國家有權限管到這些地方。即便是族群偏好，在私領域也當然無可厚非。難道「南洋台灣姊妹會」，「泰雅族同鄉會」，或是一個不願嫁給客家人的閩南人，也要挨罰？
但「偏好」與「選擇」當然在民主社會也可能被糾正、被規制，甚至遭到制裁。在僱傭、商業交易、公共運輸、選舉、訴訟...等領域，如果基於種族、族裔、性別而有差別待遇，在正常的民主國家都會遭到法律制裁...即使那是你的偏好。你絕不可能說「我就是不喜歡黑人，所以我家漢堡不賣黑人」，也不能拿「年輕貌美的空姐比較討乘客歡喜，所以男性空服員比例較低」來當性別歧視的藉口。
也就是說，「反歧視法」不再全面否定個人「偏好與選擇」，但卻要規範甚至制裁那些可能傷害弱勢的、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偏好與選擇」。妳要跟那個族群的人結婚，或是喜歡跟那個性別的人玩，是你的自由；但妳我就是不能運用商業力量、公權力，或其他方法（包括「行為」與某些「言論」）去「傷害」或「壓迫」另一個族群！
四、「族群」的差異在台灣根本不存在
有人說，「外省人」與「本省人」，甚或「閩南人」與「客家人」，都是相同的「族群」。台灣的族群問題只有「原住民族」與「漢人」。
「族群」該怎麼分，本來就不是純粹生物學上的「生理差異」。文化或自我認同的成分，遠大於「生理」。即便最典型的「黑人」與「白人」之分，也已經被證明根本是法律與社會建構的結果—白人混血八分之一黑人血統的小孩，算是黑人還是白人？不是「本質」，而是看「法律」如何定義。歐巴馬的母親明明是白人，這個half-half的混血卻被全美國定義成African-American而非Caucasian！
何況「族群」應該包括race與ethnicity，而後者更往往是由於宗教信仰、文化傳統而導致的差別，與生理差異或血緣的關聯不大。
就此而言，「客家」與「福佬」，「外省」與「本省」的差異可否被界定為族群，當然可以辯論。但硬要說這些區分與「族群」無關，也太武斷了些。至少，如果「他們自己認為是不同族群」，那通常也就是「不同族群」了。
何況，上述說法至少也承認「原住民族」跟「漢人」是不同族群。那麼，漢人對於原住民族的歧視言行，可否用法律規範？再加上經常面臨生活歧視，人數已經超過四十萬新移民（及其第二代），可否立法規範？
坦白說，我也認為漢人，或本土出生的台灣人「之間」的族群爭議，需要動用法律來規範的情況真的不多。因為外省、客家、福佬這幾個群體之間，雖然有大有小，但基本上在政治社會領域都有相互自然抗衡的能力。「反歧視法」不是個中立平衡的制度，而是以保障弱勢群體免於壓迫為主軸的機制。
另外，所謂「族群」。我認為還可以解讀為「族」與「群」。所以族群平等，還可能包含了狹義的「種族」或「族裔」之外的類似「群體」：性別、性傾向、宗教信仰、政治主張等。這樣的族群平等法就會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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