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是我想了很久卻未及有時間寫的題材，在切入主題之前，我想先談談為何要寫這篇文章。余英時先生在其近年來的著作中始終圍繞著一個主題：中西文化之異同及兩者如何相互學習，取長補短。
余英時認為：整體而言，西方文化走的是「外在超越」的路，中國文化走的是「內在超越」的路。西方文化將本體世界與現實世界截然二分，希伯來的「一神論」滿足了西方文化渴望追求本體世界源頭的想像，導致中古時期哲學成為神學的婢女，直到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之後，理性因素重新出發，但宗教並未因此而被丟入茅廁。新教運動使人們得以直接與上帝接觸而非透過教會。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是促進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之動力，工業革命之後實業家大量興起，各國政府被迫採取重商主義政策為本國實業尋找原料及市場，最終演變成帝國主義。宗教伴隨帝國主義的槍砲傳到東方世界。西方帝國主義嚴重衝擊許多東方文明，日本、中國、伊斯蘭、印度等文明幾乎在同一時間被迫重新反省自己的文明基礎，而後進行回應。
自19世紀西風東漸以來，許多文明同時歷經嚴重的衝擊，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及中國文明，都不約而同努力思索如何因應，這其中只有日本成功地將西方文明融入本國文化之中。日本的成功原因有很多，包括：幕府將軍孱弱無法因應變局，外藩藉「大政奉還」逼使幕府讓出政權，以及以九州為主的藩主自始就希望利用西方的文明及技術，一方面在外表上維持天皇的體制，一方面以中央集權方式富國強兵，使日本能從中國手中取回東亞霸主的地位。日本的成功在於它本身缺乏如中國一般根深蒂固的主體意識(真正統一的日本還是在明治天皇時期才真正落實的)，因此在吸收外來文化這方面極少受到強大的阻力。
在葉問(一)裡，葉問批評日本「根本不懂儒家推己及人的恕道，所以不配學中國的武術」；但是相較之下，在葉問(二)裡，葉問與洪師父在對抗英國拳擊手之際顯然就沒有這樣輕鬆，洪師父最後甚至是死在擂台之上。葉問於使用詠春絕技之餘另外還加了一些「霸術」的技巧(例如:攻擊英國對手最脆弱的腹部) ，而他自己也是在被揍到鼻青臉腫後才勉強贏了這場比賽。那麼他的勝出感言是什麼呢？這次他再也未提英國不配學中國武術這種大義凜然的話，而是要中西方彼此「互相尊重」。
如果說通俗文化可以反映一般人民對大環境的普遍詮釋，那麼「葉問系列」足以代表中國文明在面對外來文化衝擊時所顯現的基本態度。中國從來不曾瞧得起日本，不管是從唐朝到民國乃至中共建政，一直都是如此，可是以英美文化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卻讓中國苦思反制之道超過了一個世紀，到今天中國大陸似乎還停留在守勢階段，至於總以海洋文明之一員自居的台灣，則早就已經處於半同化的狀態了。
從表面上看來，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中國似乎以儒家為其主體價值，然而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中國歷史，就知道事實絕非如此。在中國傳統裡，儒家與法家相互運用，互為表裡，向來就是一種客觀的現象與通則，沒有一個朝代例外。漢高祖初得天下時曾得意地說「乃公馬上治天下，安事詩書？」直到他體會出馬上得天下不見得能馬上治天下，他才開始晉用儒生叔孫通制定朝儀。七國之亂之所以興起，與天下游士輔佐諸王、不重朝廷有密切關係。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但在實際上仍以法家之術統禦儒生。
歷史上關於漢武帝「外儒內法」的證據所在多有。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不論是董仲舒的論點或是漢代設立的五經博士(詩書易禮春秋) ，都還是以孔子在春秋末年所整理的典籍為主，並不包括主張「民貴君輕」的孟子。孔子對先秦儒家的貢獻主要在於「述而不作」，意思是他畢生藉著整理周代典籍的思想發展出一套全新的哲學體系，用余英時的話來說，就是將上古「巫」傳統的儀節淬鍊成完整的人本思想，使後世人們從「敬天畏天」進化到一種以人為主、重現世不重鬼神的人文精神，其中最明顯的軌跡在於孔子對「君子」與「小人」的重新詮釋。在西周時期，君子小人之別就是社會地位之別，經過孔子的詮釋，有德性者皆可為君子，有位無德者反成為小人了，這正是孔子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瞭解，雖然孔子為中國人文精神的昂揚跨出重要一步，但他的理想仍是建立在一個以「倫常」為綱的封建社會，在這個社會裡長幼有序，君臣有義，秩序井然，重穩定而輕變亂，這樣的理念當然會受到中國歷代皇權的青睞。漢武帝「以法御儒」的另一個證據在於他的實際治理行為中。眾所周知，漢武帝數次北伐匈奴，需要龐大的軍隊與後勤補給，治軍自然不能不倚重法，至於準備輜重錢糧，自然就要倚重儒生。漢代自武帝始推動鹽鐵酒專賣，設均輸、平準官，由中央統一鑄幣。此外他重用公孫弘、汲黯等人，嚴刑峻法，用以牽制朝中儒生及大臣。
漢武帝之後，儒學在表面上雖然取得學術正統，但對皇權而言，以法為裡以儒為表才是完美的帝王之道，很多皇帝都是箇中翹楚。唐太宗於唐初設科舉制度網羅人才，為此他頗為自得，稱「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宋朝新儒學不論是朱學還是陸學都強調「理」與「氣」，要求讀書人講氣節，所謂「存天理去人欲」，但這精神還是以事父事君作為實踐的準則。明朝朱元璋開國，害怕讀書人輕視他卑微的出身，對儒生百般凌辱，即便是開國功臣劉伯溫亦不得善終；明末王陽明提倡「致良知」之學，起初尚以「議論時政」為職志，到最後亦不得不噤若寒蟬。清朝滿人以異族身份入主中原，一方面行文字獄，一方面廣開科舉，又網羅文人編四庫全書，這些都是以法御儒的具體證據。
讓我們再回到晚清及民初的中國如何應付西方文化的衝擊。較激進的一派主張全面擁抱西方，棄絕國學；另一端則是嚴守傳統防線，最多是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國近代史其實就是這兩派彼此互為消長的歷史。在這裡我必須提出一個個人的觀察：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不論它內在思想體系多麼精微，如果無法通過武力的考驗，就不足以凌駕於其他文明。試想中國若非因西洋船堅砲利，又何須「師夷之長」？這是一個不證自明的道理，世界上沒有一種文明是不需要武力就能長存的。
葉問系列在21世紀重新在華人世界掀起風潮不是沒有原因的。當前華人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誠為過去百年所未見，中國大陸前些年還在推銷「和平崛起」的理念，表面上似乎有意為成為下一個世界霸權做好準備。但我隱約感覺，中國不論在心理上或是物質上都未能完全脫離西方霸權的陰影，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與中國共產黨長期習慣以受害者自居、缺乏開放進取的本質有關。香港之作為一個曾長期被英國統治、在二戰被日本佔領四年的彈丸之地，之後又於20世紀末重回中國版圖，它的感受無寧是最深沉也最敏銳的。
電影葉問系列所代表的是中國經長期自我摸索下，對外來文明所進行的省思。我們當然不認為在擂台上以拳腳功夫戰勝西洋技士就能證明中國文明之優越。但我們也必須瞭解到：過去兩個多世紀以來世界霸權之興衰，無不以戰爭為始終，中國要想真正趕英超美，恐怕還得認真打上一仗才能見真章。最近美國日本與南韓在黃海進行軍事演習，中國除了劍拔弩張、色厲內芢之外，似乎亦無別的選項，葉問2所言之「相互尊重」之語，是否能在講究現實的國際政治舞台上顯現，就看中國如何運用傳統的王道與霸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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