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反 / 與納粹的關係 / 指揮與作曲 / 過世
費：戰後，在柏林你又遇到福特萬格勒？
許：是的，我成了真正的柏林人。戰後我回到柏林，盤算著：在北德廣播電台的柏林錄音室工作個一年半。這時正好福特萬格勒回到柏林。就算我待在漢堡，他也一定會召喚我來為他的音樂會錄音。
費：在柏林，你參加了對他的所謂〈平反聽審會〉嗎？
許：當然參加了。當審訊者攻擊他時，他非常生氣，對這些審問者說：“ 如果你自己不想被判斷的話，就不要判斷別人。 ” 對他來說，這是一場黑色鬧劇。這也是為什麼他待在瑞士直到1947年才回來，雖然柏林愛樂從1945年起早就等著他回來。他們重聚的時刻著實感人。排演後，樂手們紛紛試圖接近他，他轉向我說：“ 你願意和我一起午餐嗎？ ” 我感到十分榮幸！ 我們在達倫區（Dahlem）與朋友們共餐。（排演在達倫的地方集會所舉行，因為愛樂音樂廳已經被摧毀 [6]）。我還保留幾張愛樂廢墟的照片。
費：他在信裡不時抱怨這場審判不公正，用很多不實的陳述誣陷他。
許：沒錯。當初他未經諮詢就被指派為政府委員，現在盟軍指責他是自己去爭取來的！我只能說，穿著閃亮制服的高級黨官經常進到休息室向他敬禮並喊 “ 嗨，希特勒！ ” 而福特萬格勒從來沒有回以“ 嗨，希特勒！ ”。這是我確知的。而他維護亨德密斯之事在德國眾人皆知。他寫了一篇文章說明禁止亨德密斯的作品是不對的。戈培爾為此懷恨在心。他們指責他不計後果留在德國。的確，他停止指揮孟德爾頌、亨德密斯和馬勒；他們據此攻擊他。批評他說 “ 在那情況下，他早該離開，讓納粹自作自受。 ” 我相信福特萬格勒跟一些人一樣，深信納粹不會長久。當納粹初始掌權時，很多新的政府官員消失了六到八週，據此有理由推測希特勒也一樣會離開，尤其是剛開始時他的政府官員大多屬於其他的黨派。1932 年時德國還未進入一黨制和獨裁政體。福特萬格勒也許想說：“ 這不會維持太久，而且他們的計劃不會成功。 ” 有些比較聰明或被納粹憎恨的人，他們雖然出走了但希望很快事過境遷後回來。而福特萬格勒（當納粹統治確立時）堅持忍耐，並以為他可以防止一些事情發生。譬如，他以為可以保護樂團猶太裔的成員 （事實上，一開始的確可以）；並且任何情況下不容許外力干涉他的演出節目。但事情發展得太快，特別是亨德密斯事件。他因為演出如此“ 頹廢的音樂 ” 飽受無情地攻訐。於是他寫了一封致戈培爾的公開信提出抗辯 (7)。沒錯，他被逼到了牆角沒多少退路：辭去指揮職位並離開故國，或與戈培爾站到同一陣線。這就是他的所做所為，很多人為此責備他。福特萬格勒宣稱他留下來，是為了不使他的民眾失望。事實上，他的確能幫助許多半雅利安人繼續留任，以及協助非雅利安人逃離以免被遣入集中營。這些都是事實。
愛樂音樂廳大火後，第一場排演在柏林國家歌劇院舉行(8)，中場休息時，他要求我從錄音室下來見他。團員已經離開，我倆單獨在一起。他站在指揮台上，我則靠近腳燈站在一旁。他說：“ 你有什麼想法？ ” 我以為他問的是老愛樂廳的戰火以及柏林的摧毀，於是我回說：“ 你知道，這是末日的開始。” 他臉色發白，回答說：“ 不，我是指這兒，歌劇院的音響效果。 ” 我明白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他笑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務必小心。我有一位最親密的朋友說希特勒該為史大林格勒的慘敗負責，就被逮捕處決了。務必十分小心。 ” 於是我知道我和他共同的立場，這又強化了我們的友誼。我們的私下討論顯示得很清楚，他從來不讚成納粹的文化政策，這是無庸置疑的。他從來不行納粹禮，這需要不少勇氣。他無法避免被指派為政府委員。雖然高級黨政官員行納粹禮前來致意，他的回禮聽起來像 “ 日安 ”。“ 嗨，希特勒！ ” 從來沒有自他口中溜出。從人的角度看，他無可厚非；但就政治而言，他缺乏遠見。你永遠可以根據這一點來責備藝術家。好了，你可以說他堅持己見直到絕望嚐到苦果。其實到戰爭末期他也受到懷疑。納粹確實把他當作一張王牌，戰時轉播他的音樂會就是為了宣傳德國文化。事實上，所有的德國廣播電台都轉播所有福特萬格的音樂會，不只在德國也在德國佔領國。也就是這一點在戰時救了我。福特萬格勒當時寫信給希姆萊說我是不可或缺的。對納粹來說，的確，福特萬格勒的音樂會是絕佳的宣傳。
費：因此解散柏林愛樂的計畫只是在戰後提出的？
許：柏林愛樂實際上從未解散過。我想是1944年，我仍和柏林愛樂在一起在巴登-巴登(9)錄製音樂，但福特萬格勒不在那兒。我記得戰時柏林愛樂最後一場音樂會在海軍上將宮 （Admiralspalast ）(10) 舉行時，突然燈熄了。他們正演奏莫札特的G小調交響曲，沒有人知道燈光會不會恢復。他們憑記憶繼續演奏了大約二十小節後停了下來。後來安全燈亮了起來，音樂會要半小時後才重新開始，於是大家才自由離席。我和他在維也納告別，他向我保證並要我轉告團員，下一場柏林的音樂會他會和大家在一起(11)。但他後來決定不回去了。
費：據說他在音樂會正式開始前指揮過《旗幟飄揚》（納粹黨歌）。
許：我從沒聽說過。也許在紐倫堡，納粹黨慶的場合他指揮過一次。但這事難以想像。我個人從未聽說他這麼做過。他啊？不，絕不可能！如果有的話，我會清楚記得。
費：但我相信他有一次參加納粹的盛大聚會時，指揮像《皇帝圓舞曲》這樣的音樂。
許：這有可能。雖然他非常喜歡獨處，但他不介意參加社交活動。就像我說過的，作為一個人，他無懈可擊；但涉及政治問題，他非常缺乏遠見。
費：他常在這兒和漢堡樂團合作嗎？
許：相當少。我相信他只指揮過我們樂團兩次(12)。（我記得很清楚）那時他的秘書告訴我：“ 你知道嗎，誰知道福特萬格勒會待多久？原因是漢堡電台方面覺得他太貴了。 ” 我聽了相當震驚。 這就是當時的情形。另外我想談談他的作曲。那是最後一次他在漢堡指揮交響樂的時候。而我再度是他的錄音師。就我記憶所及，福特萬格勒在任何情況下都寬宏大量。他一向對廣播相當包容，而非像現今絕大多數的指揮那樣、狂熱地追求完美。於是在這個場合 （ 或者再晚一點，當我倆獨自相處時 ）他問了一件使我不安的事：“ 告訴我，我該停止指揮然後獻身於作曲嗎？你會勸我怎麼做？ ” 他問我這樣私密的問題，使我著實感動。隔了一會兒，我回答說：“ 福特萬格勒博士，我認為你需要指揮。我知道你寧可完全投入作曲，那是你人生的真正目標和使命。但聽眾同樣需要你。你不能找出折衷方案嗎？你瞧瞧，我的提議是：每一季你在柏林、倫敦和巴黎各指揮一場音樂會。這幾個主要城市就此一場，那麼該場音樂會自然成為當地音樂季的焦點。於是，剩下的時間你就可以專心作曲了。” 他相當慎重地謝了我，但他並未採行。我自認知道原因：他不忍背棄聽眾的熱情和需求。他不是靜靜在案頭可以找到快樂的人。他需要全體聽眾的目光，並渴望在音樂會結束時有多達十次的謝幕。
這讓我想起在柏林泰坦尼亞宮發生的事。由於音樂會經理太晚才公佈演出日期，使得演出前票券還沒完全賣完。福特萬格勒氣急敗壞，火大萬分。他從來沒遇到過這種事。於是對經理口出惡言。他一向靠著座無虛席和謝幕十次而名聲大著。這是他每天的鎮靜劑。所以他無法只專注於作曲。他需要音樂會。也因此他一直指揮，至死方休。我同時認為他死亡的原因是服用了太多青黴素和其他藥物。由於他受不了取消音樂會的風險，通常一有輕微的感冒等等症狀他就馬上服用青黴素來減緩，以便能始終如一地指揮完畢。就是這樣，到最了後，青黴素才無法治癒他的肺炎。
你要我談談他的作曲，這可不太容易開口。我就正面一點說吧。舉個例，他的第二號交響曲壯麗而宏大。這件作品在尺度上依布魯克納的風格鋪展，他游移不定是否該剪裁它。我不同意有任何剪裁的必要。這麼做會破壞該曲的形式。但它畢竟過於龐大，而樂器法太厚重了。我個人偏愛更濃縮而透明的作品。但是作品裡的內容和衝創力則令人印象深刻。我們這時代把原創性奉為最高的藝術形式。所以他的交響曲立刻被稱為“樂長的作曲”：沒錯，它是樂長的作曲；我們還可以從中聽到柴可夫斯基、布魯克納、布拉姆斯和其他大師音樂的迴響。我只能說，他的音樂雖有前人的影響，但也有他一己的風格和特色。而這純粹是福特萬格勒自己的，我們可以從中領受到他的心跳。它充滿崇高的靈感。悲劇在於他是這麼偉大的指揮家，反而妨礙了他的作品排入現今音樂會的節目中。時機從他身邊一溜而逝。
我從沒聽過他的室內樂。我只聽過別人談論他這些作品。他的要求很高，不是隨便任何人可以演奏他的小提琴暨鋼琴奏鳴曲，一定要先獲得同意才行。但這樣是不對的。如果有人寫了一首作品，那麼任何人都有權演奏；有人演奏好些，有人演奏差些。如果說“我只准他或她來演出”，那就錯了。半數演奏者的反應會是：“ 好吧，那我就不演了，反正還有其它音樂可選。 ” 福特萬格勒倒可以說：“沒有人演奏得像我這麼好。” 這是比較健康的態度，而不是一再想方設法拒絕人家！
費：你願意說明一下對他作品的重新評價嗎？
許：是的。最重要的是，身為具有真實感受的真正現代作曲家，他以實際的例子證明了即使在今天、仍有可能寫出好的調性音樂。
費：他在德國巡迴的時候經常演出自己的交響曲(13)。
許：是啊，他也曾在這兒演出過(14)。他當然很高興在音樂會演出他的交響樂。
費：⋯⋯作曲家演出自己的作品一定非常特別⋯⋯
許：當然。但他忘了這只是音樂會附帶的吸引力。其他指揮家很難會把這樣的作品納入節目裡。
費：如果福特萬格勒如你所建議，減少指揮而把自己投入大量的作曲；果真如此，那麼，戰爭時期就成了最好的時期。
許：是啊，沒錯。我經常想起歌德老年在沙發上說的話：“ 去吧，在族長們純東方的曲調中拯救自己。 ” 就像這樣，他想逃離這時代所有的燈光和噪音。
費：最後一個問題。你告訴我不少關於福特萬格勒以及你和他合作的精彩故事。1954年他過世，這是怎麼回事？他死得相當突然。你覺得呢？
許：我實在不想談這件事。事實上，早在他過世前一段時間，他的聽力就嚴重惡化了。當然他注意到這會影響他的演出。此外，這時整個潮流瀰漫一種不確定性。我只能說：以指揮家福特萬格勒，而非作曲家的福特萬格勒的身份來看，（我談的是前者）他的死亡來得正是時候——換言之，他死在聽眾發現時代改變不復舊觀之前。但作為作曲家和人的身份，他的殞落是無法取代的損失。當然，他過世的新聞深深震撼了我，一切都成為記憶，往事已矣！
費：你認為福特萬格勒在1954年過世時，民眾注意到有些什麼跟著他結束嗎？我並非指有關音樂或福特萬格勒這個名字的重要性。而是，大眾了解到他的死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以及新事物的開端？你注意到這一點嗎？
許：呃，我從來不關心大眾的意見，所以我說不上來。就像他許多親密朋友的感受一樣，他的死使我痛心不已。那時候大眾有什麼想法，我一點兒興趣都沒有。
費：不過那當然意義重大，他過世後新的任命—卡拉揚—接手了。這意味著完全不一樣的音樂製作方式。柏林愛樂的新紀元展開了。
許：我敢說當福特萬格勒還在世時，“ 卡拉揚等著接手 ”之說已經喧囂甚上。
費：但還未認知到這對福特萬格勒產生的影響，結果是卡拉揚錄製了原先該福特萬格勒完成的《魔笛》。
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一則老笑話流傳於當時的樂團：“ 如果福特萬格勒早知道他的繼位者是卡拉揚的話， 他會想盡辦法活下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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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註：
[ 6 ] 1944年一月30日。
[ 7 ] 1934年九月25日，德意志大眾報（？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首頁刊載了福特萬格勒的文章“ 亨德密斯案 ”。之後，他在十二月4日辭去所有職位。
[ 8 ] 在柏林歌劇院的第一場音樂會於1944年二月7日舉行。
[ 9 ] 從1944年七月31日到九月15日，柏林愛樂駐留在巴登—巴登。除了在附近城鎮的音樂會外，許納普做了幾場錄音，例如包括：季雪金的葛利格和舒曼協奏曲 （Tahra 發行，編號TAH 195），肯納普斯布許指揮的布魯克納第四和布拉姆斯第三（ Tahra 發行，編號 TAH 320/22），等等。
[ 10 ] 1945年一月23日。
[ 11 ] 1945年一月25日，福特萬格勒和許納普一起在維也納皇家飯店慶祝自己的生日。一月30日他電報通知柏林愛樂，因為冰風暴的關係，他不克指揮二月4和5日的音樂會。
[ 12 ] 他在1947年九月22日及1951年十月27日指揮西北德樂團 （1951年的音樂會由Tahra錄製和發行，編號Furt 1001）。
[ 13 ] 從1953一月15到20日，在與柏林愛樂的小型巡迴演出（共六場）中，他指揮他的第二號交響曲。全部音樂會結束於貝多芬一號，只為了襯托自己是極為重要的作曲家。
[ 14 ] 1948年十月17和18日，與漢堡愛樂合作。這次錄音由法國福特萬格勒協會發行（ 編號 SWF 921/2）(下半場音樂會由他的朋友尤金 · 約夫姆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