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大學校園的合法化危機
如同本文第三章所述，東海師生對校園景觀具有高度的認同感，咸認為這是東海大學的重要資產，東海大學並擁有建築、景觀、環境科學等空間方面的專業科系，從這兩方面看來，東海大學在處理校園空間議題上，具有非常雄厚的資源，同時在學生運動的壓力下，校園規劃制度也進行了多次的改革，為何十餘年來關於「校園空間問題」的衝突，始終無法獲得徹底的解決呢？
在前面兩節中，筆者已指出東海的校園空間問題，和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與台中市都市空間發展兩個結構性的矛盾密切相關，因此很難只依靠東海校內的力量，進行根本性的解決。另一方面參與「相思林運動」的學生，一直都強調校園空間問題是「校園民主」問題的一部份。校園空間問題的發生，除了外在環境的影響外，也反映出東海「校園民主」機制的侷限。在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變化、台中市都市空間的發展以及大學校園的校園民主實踐之間，應該是有個結構性的關連，引發了東海的校園空間問題。
雖然用國家運作的模型，來比擬一所學校的運作，會有些隱喻失義。但透過哈伯瑪斯所說的晚期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合法化危機」（Habermas，1994）的視角，來分析東海校園空間問題形成的結構，卻能夠幫助我們對三個結構性問題的相互牽連，有個系統性的理解。
經濟危機
從「經濟危機」的角度來看，由於台灣國家機器長久以來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資嚴重不足，加上台灣社會私人捐助學校的風氣不盛，使得私立大專院校大量仰賴學雜費收入來平衡開支。而在199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對公共資源的投注更形減少，使得高等教育發展更加市場化、商品化。
但是不論教育做為「公器」的概念有多麼淡薄，台灣的國家機器為了維持低廉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以及統治的正當性，仍必須對學雜費收入給予一定的上限。而且教育機構的運作不可能像私人企業一樣，完全依照成本效益利潤法則行事。這些因素都造成了東海大學等私立大專院校在經濟資源募集上的困難。為了解決困難，增收學生人數以促進學校發展所需資源，就成了必要的手段。但增收學生也會帶來龐大的教學設備投資（興建校舍、增聘老師、購買新設備）壓力，產生嚴重的如何以最理性的方式分配資源的問題，促成了校園發展管理的「合理性危機」。
合理性危機
就「合理性危機」來看，在資源有限又必需進行建設以吸收更多學生的矛盾下，學校行政單位必需設法透過最理性、最有效率的方式來進行資源分配。就校園規劃問題來說，東海大學擁有在學界和業界具盛名的建築、景觀專業科系，應當是可以在這些問題上的解決上表現出更為理性的作為。不過在外部環境上對校園發展具有影響的高等教育政策與都市空間發展，都不是單一個私立院校所能完全掌控的。這為行政單位理性規劃的企圖帶來了強烈不可控制的變數。這可從東別逐年惡化的生活品質以及20餘年不間斷的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表現出來，也許還可以加上由於當年台中市政府撥給東海校地時的疏失，造成校內土地地籍地權不清，影響校園規劃的問題。
在內部環境上，校園規劃與重大建設的計畫必需調解各個院系之間利益的衝突角力，這種衝突角力絕對是帶有政治性的，同時我們還必須考慮校外捐款人的影響力，這都對學校行政單位理性控管學校發展的能力和企圖設下嚴重的限制。常見的問題是必需面對短期、個別的需求，以及長期、整體的規劃間的矛盾。在每個個別單位都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情境下，形成「個別有理性，整體無理性」的弔詭，表現為新起的大樓和既有校園空間意象的衝突，由此萌發出校園師生對學校環境急遽變化的不適與不滿。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在80年代末期，即首先以對校園規劃的非理性、無理性作為的反彈而產生。
而在面對外部環境的威脅上，東海校方一方面利用奠基在歷史與校園景觀之上的壟斷地租優勢，以應對高等教育市場的激烈競爭。同時又利用「共同體想像」動員校內師生團結一致，對抗台中市府在電鍍廠、聯外道路等問題上的蠻橫作為。這兩種作法同時強化了校園師生介入校園空間問題的正當性，使得行政單位的決策必須面對更多不確定因素的干擾。
由於以上種種因素，在「相思林事件」發生後，校園規劃的決策越來越不能以閉門造車的科層理性方式來進行，東海校方因此透過改革校園規劃制度、擴大師生參與決策機會以解決「合理性危機」，但此舉使得問題最終以「合法化危機」和「動機機制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合法化危機
就「合法化危機」來看，東海大學不是大度山上的伊甸園，且不提90年代持續發生的校園空間問題，東海從創校之初就蒙受外在政治干預、「兩個董事會」的人事行政糾葛以及綜合型大學內部多元異質成份的衝突所苦惱。而1970年代由於校園內外環境的丕變，產生的一系列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爭議」以及東風社的「未竟的探討」，更是對校園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為了有效解決內部的疏離與衝突，校方亟思透過行政手段建立師生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管道。這個嘗試可以追溯至1978年梅可望擔任校長後的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在1987-1990年間由於東潮發起的學生運動的衝擊，更積極建立公聽會、說明會等機制，並大力協助成立東海學生會。而在校園空間問題上，則從90年代中期開始持續進行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
不過在外部的大環境不變的情況下，行政機制的理性化以及擴大師生參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各系所間的猜疑和不信任，但同時也帶來了行政運作介入自發性的文化生產的問題。
哈伯瑪斯認為：「意義從來不會在行政生產中產生。」（Habermas，1994：95)對文化象徵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畫，會使得文化傳統喪失原本具有的穩定、解釋社會秩序的功能。雖然行政機制可以透過獎勵補助或擴大參與等方式，來設法維護文化傳統的更新與運作，並藉此建立自己權力的合法性。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會產生將來原來屬於私領域的文化領域予以爭議化、政治化的非預期後果。於是：
計畫者們在計畫過程中越把自己置於共識形成（consensus-formation）的壓力之下，就越可能產生一種倒退到兩種相反動機的壓力的張力：一種是謀求合法化而引起的過份要求，而行政機構在一種不對等的階級妥協條件下無法滿足這些要求；另一方面是對計畫的保守抗拒，這就縮小了計畫的範圍，降低了創新的程度。（Habermas，1994：97）
由於行政系統干預了原本應該是需要時間成長、自我培力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形塑，反而對日常生活形成了干擾。1997年由於東海學生會的府會衝突造成行之有年的東海表演藝術月停辦的事件就是個顯明的例子。而在校園空間規劃上，制度性的參與機制創造了大量行政系統無法負荷的需求和期待，反而使東海捲入了「市場經濟」（以擴大發展之名）與「社群文化」（以維護校園景觀之名）的劇烈衝突中。
而行政體系創建校園民主制度以及校園規劃的參與機制，其目的都在於設法盡快尋求最大共識以解決問題的技術考量上，部份還包含著預防校園動亂的目的。由於沒有反省到師生在日常生活參與和監督的可能，缺乏學生在生活世界的主體反思與溝通，讓建成的校園民主機制變成徒具形式的花瓶。超級低的學生會選舉投票率，超級高的議會流會次數，表達出學生政府和學生群眾間的疏離，校園公共事務決策的合法性因此往往不為學生接受。同時由於制度性的參與程序，使得任何校內大型建築的興建，都可能會變成具爭議的公共議題，這同樣也削減了校方決策的合法性，樹立了抗議行動的正當性。
而在主體以及校園文化的層面上，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冷漠以及基進的抗議行動，反映的都是校園的「動機機制危機」。
動機機制危機
就「動機機制危機」來看，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現代大學經常夾在兩種矛盾的社會角色中：大學被視為是社會精神價值的殿堂，同時也是勞動力的生產基地。這種角色上的矛盾，雖然勉強可以透過教育水準和未來經濟地位的連繫而緩解。但隨著台灣社會往資本主義方向的不斷推進，以及1990年以後「經濟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趨勢，將台灣捲入整個全球市場的競爭壓力中，還有教育改革推動的「廣設高中大學」政策，在在都使得這樣的連繫越來越不能被維持。
當念得越高、賺得越多的教育功績主義意識型態由於社會變化而瀕臨破產，學生就會對高等教育乃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產生質疑。這種質疑可以是一種直覺的、反射性的對過去黃金時代的懷念，也可能是基進的反對教育走向功利化、實用化、商品化的聲音，當然更有可能的是（就如同在東海的案例中看到的）兩者籠統模糊地混合。這是深藏在持續不斷的「相思林運動」，甚至是1970年代東風社「未竟的探討」背後深層的動力。如同哈伯瑪斯對60年代歐美學生運動的描述：
These students want neither the traditional university,elitist and classically humanstic, nor the mass university as a mere school for experts--nor, above all,a combination of the worst elements of both.(Habermas，1971：22)
（翻譯：這些學生既不要傳統的、精英的、古典人文主義的大學，也不要大量生產的專業人員製造所，當然更不會要兩者最壞的元素的結合）
參與「相思林運動」的學生，在行動過程中也自覺或不自覺的被相同的期望所推動著。
這種對現狀的質疑，除了基進的抗議行動之外，還表現在對於參與公共事務的退縮與冷漠。哈伯瑪斯在其《合法化危機》一書中就已表示，校園青年的積極抗議與消極退縮，都是「動機機制危機」的表現。如果教育的發展不能再履行其原先的承諾，如果個人日益感覺到社會、教育乃至個人的生活不存在任何意義，那麼選擇冷漠退縮，不也是一種合理的選擇？就如同英國電影《猜火車》（trainspotting）的旁白：「選擇未來，選擇生活，…我幹嘛做這些事？」
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大量的非正式經濟部門所形成的文化經驗。這種夏鑄九所稱的「脫落」（disarticulation）的空間文化經驗，鼓勵了「自求多福」的投機心態，表現為一種體制所不能接受的「粗蠻」，阻礙了有組織的運動的形成，只能變成對國家、資本的運作產生某種干擾的草根壓力（夏鑄九，1995：252-254）。
這種「脫落」的文化經驗同樣也束縛著大學校園，它表現為對各種正式的公共制度運作的不信任，同時也對公民的組織結社、集體行動缺乏信心和經驗。個人雖然可能對於公共事務有很多不滿，但既不會參與正式的制度，也不會透過集會結社過程將個人的苦惱變成公共議題，在長期「習得無力感」的情況下，不滿最後變成對公共事務的不關心。而消費文化下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又更助長了這種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和自求多福的投機心態。
東海校方在面對校園空間運動時，經常表示出對決策過程中學生不發表意見，等工程進行後卻又大聲抗議的無奈。從「動機機制危機」的角度來看，這並非完全是推託之詞。但是如果把公共事務決策參與的機制，以一種多元主義的各方角力協商方式來運作，而不從民主主體的基進教育歷程去思考的話，這樣的問題永遠無法獲得解決。不有效解決「動機機制危機」，再多的制度改革也只會不停地在「合法化危機」的惡性循環打轉。
正是在大學校園的合法化危機的意義上，才有可能真實的理解為什麼參與「相思林運動」的學生，始終都認為這是一個「校園民主」的問題？雖然爭取參與校園公共事務決策權力，建立校園民主運作的程序，一直是運動的重要主題。但更重要的是透過對大學空間意義與價值的討論，去重造民主社會的主體，或者反過來，由重造民主社會主體的過程，根本性的解決對於大學空間意義與價值的探問---這個自70年代東風社「未竟的探討」以來，就一直迴盪在東海風中的問題。
也正是在環環相扣的校園合法化危機的背景上，才能理解為何十餘年來東海校方針對「校園規劃制度」進行的多次改革，始終都是事倍而功半。事實上相較於國內各大專院校，90年代東海大學投注在解決校園規劃問題的努力可說是相當巨大且獨特的，如果不是因為背後糾結著這麼深刻的結構性問題的話，這些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的成果應該會有顯著的成果。
黃敏禎在其論文中已指出，國家高等教育政策及都市空間發展脈絡是形塑台灣各私立大學學生住宿問題的重要機制（黃敏禎，1995：110）。鄧丕雲也已指出，80年代成立的學生政府，很少有學校的普選率超過50﹪，而且到90年代甚至有繼續下降的趨勢（鄧丕雲，1993：241）。由此看來纏繞東海大學十餘年的校園空間問題，並非只是屬於這個學校的「苦惱」，而是台灣各大專院校共同的結構性問題的表現。東海不過因其獨特的歷史文化經驗，形塑出較敏感的免疫機制，因此表現出更劇烈明顯的病徵，並以「校園空間問題」的形式呈現。
但和真實的人體不同，更敏感的免疫機制不必然保證能根除這種瀰漫在台灣各大學的「校園文化黑死病」，解決問題的答案永遠存在於具體實踐的過程中，沒有任何的捷徑。但如果總是以「校園林木扶疏、人文氣息濃厚…」或是「背後的影武者站出來…」之類的說詞來模糊問題的焦點，不願去正視實踐過程中的衝突、抉擇與挫折，則可以確定的是：歷史絕對會懲罰那些遺忘歷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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