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機城市邊陲的東海
賴志彰在其論文結尾，總括性的分析了戰後台中市空間發展的結構：
細數整個台中市的歷史變遷，以縣市為主的「地方自治」成就了地方主導的空間規劃，而放任的地方自治又為地方派系孳生的溫床，於是派系影響政治生態，甚至控制空間規劃，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所引帶的土地投資又為派系資源的命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受土地投機所左右的地方政治。（賴志彰：6-201，底線為筆者所加）
由於面臨地方政府財源不足的困境，台中市政府乃透過都市計畫、市地重劃等工作，藉著土地重劃帶來的收入平衡市庫的收支，但同時也為地方政治派系帶來可觀的利益。土地投機的利益既然是主導台中市空間發展的動力，因此都市計畫、市地重劃等工作，也就偏向於以「交換價值」的利潤邏輯在運作，而非以空間的「使用價值」為考量，進行服務市民的公共建設。台灣最大省轄市的市民的集體消費需求，只能透過市場來滿足。
而在政官商集團聯合的土地炒作下，土地的價格往往超越投資的資本，回收快速的的高價餐飲、特種色情行業，就成了重劃區內發展速的產業。而由土地炒作產生的「田橋仔」（土地暴發戶），更刺激了地方消費，超特大型的百貨公司（中友、新光三越）、高價餐飲、色情行業等的霓虹燈，照亮了中台灣的夜空，凸顯著台中市--一個台灣典型的「投機城市」的性質。
位在這個投機城市邊陲的東海大學，起先是做為地方政府利用高等教育機構設校以開發屯區的先鋒而存在。由於東海大學位處縣市交界的邊陲地區，台中市原本就不多的公共建設資源，當然更少投注在東海及其周邊地區。但相對的台中市空間發展的結構，對東海的影響也不大。
一直到70年代末期，由於高速公路開通、中港路拓寬以及工業區的開發等外在環境的劇烈變動，開始對東海校園造成衝擊。在市府行政效能低落，公共投資不足的背景下，缺乏審慎規劃的工業區開發，並未帶來「產學合作」的效益，反而成為東海人的夢魘。工業區開發完成後，立即有外籍東海教職員表示不堪工業區惡臭污染，希望校方向市府要求改善 。為了解決工業區交通問題而擬定的「聯外道路計畫」，更成為東海師生與其纏鬥20餘年的九頭妖蛇。
但是同時東海大學從70年代開始，到80年代持續增加的外宿學生人口，卻沒有在台中縣市的都市計畫中獲得重視，而由校園周邊的租賃市場以「非正式部門」的運作機制來滿足大量外宿學生的集體消費需求。在缺乏公部門資源投入及基層草根民主介入的情況下，創造了逼走孟東籬的惡劣環境。甚至連女學生遭受性侵害未遂，都可能遭遇承辦員警遺失物證的行政疏失。如詩如畫的東海校園，和牆外雜亂無章的東海別墅，猶如「天堂」與「地獄」的對比。
流動空間V.S.地方空間
台中市在1990年代以後的空間發展，特別是胡志強擔任市長後的市政建設，其實可以放在全球化時代下的城市競爭的背景下來觀察。
由於資訊技術/全球經濟的擴張，全球化時代下的產業關係，變成透過交通運輸系統和電子迴路的連結，形成的全球分工、全球合作的關係。第三千禧年時代的世界大城，必須戮力成為「鉅型城市」（megacity），搶佔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節點（node）的位置，成為管制、指揮、生產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之一（Castells，2000:452）。
但是鉅型城市在和全球網絡扣連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網絡化、非歷史化、以工具邏輯為主導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流動空間隔絕、斷裂於地域性的生活和經驗之外，服從的是全球的資本流動、管理菁英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符碼。相對於此則是大多數人都生活其中的，其空間的形式、功能與意義都包容在一定的地理界線內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地方空間具有歷史性，賦予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與意義。「兩種空間邏輯的結構性精神分裂」構成了千禧年時代的主要空間衝突之一。
在土地投機動力導引下的台中市都市發展，在還未進入全球化競爭時代之前，其空間的脈絡與意義，就在快速而粗暴的土地開發過程中不斷的被拔除。在這個過程中，東海大學和路思義教堂由於居於邊陲的位置，免於像中興大學、中國醫藥學院一般，因都市發展招致校園被切割的命運。台中市不甚發達的大眾運輸系統，「社區型大學」的空間區位，讓東大和周邊地區成為自成一格的生活圈，再加上豐富的歷史和人文意涵，使東海大學成為台中市少數殘存著的「地方空間」據點。
台中市府會在進入90年代後，不斷喊出的「國際港市」、「三個第三」的發展口號，潛藏著的是想成為全球化時代中的「節點」的企圖心。從國際機場、兩岸直航中的國際交通運輸節點想像，以及「第三科學園區」的代表全球高科技製造業生產空間的想像中，台中市試圖走出島嶼中部的地理限制，而積極和全球化的「流動空間」接軌。
由於之前「投機城市」的發展模式，已習於拔除忘卻任何地景的文化意義，台中市在投入這個想像的過程中，幾乎不存在任何來自文化、歷史記憶的抵抗。要面對的反倒是由於畸形的公共建設發展，形成進入全球化競爭網絡時在物質基礎上的障礙。然而當發展過程進至台中市西屯區的邊陲地帶時，「流動空間」的邏輯就遇到了路思義教堂代表的「地方空間」邏輯的反抗。
乍看之下2003年東海大學和台中市府/工業區的衝突，只是台灣社會「文化VS經濟」戲碼的再次上演。不過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麼我們就很難解釋古根漢美術館台中分館計畫的意義。其實古根漢也是「流動空間」發展邏輯的產物，因為進入全球化的「流動空間」，也意味著和全球流動的管理菁英，共享一套超越地域性的空間形式和生活方式的設計（前揭書：465）。而古根漢正是這種「流動空間」的文化符碼之一，和「第三科學園區」一樣潛藏著台中市晉身國際的慾望。
正如進入千禧年後的東海學生，將校園宿舍問題拉到「全球化」的層次來討論（台研/人間，2000a）。進入千禧年之後的東海校園空間問題，也必須放在全球競爭時代的「流動VS地方」的空間邏輯中來考量。當「第三科學園區」的夢想成為現實，新一波的戰鬥將會讓東海學生發現，他們要對抗的不只是島嶼上的顢頇政府和校園官僚，還有全球流動的跨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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