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之傳說 在這個善於遺忘的島嶼上， 所有曾經發生過的一切 彷彿都只能像雪花一樣 消失在正午的陽光下 不相信宿命的人 正向無物之陣裡投出自己的標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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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節的學運玩笑

參與「118事件」的學生和東海校方都充分意識到現有校園民主制度運作的侷限性，並各自採取公共論壇和校園規劃制度改革的方式來進行校園民主的重建。但陷入沈疴的校園民主恐怕不是這樣容易就可以挽救起來的，這可以從當年4月1日王丹訪問東海時的荒謬場面看得出來。

1999年3月，前中國大陸天安門學運領袖之一的王丹應邀訪問台灣，並在吾爾開希的陪同下，於4月1日來到東海大學，預計在東海V大樓的茂榜廳舉行座談會，和東海學生對談。

王丹的座談會舉行前半小時，人間、台研等社團的學生正在信箱間廣場舉行公共論壇，但和前兩次一樣，參與者寥寥可數。公共論壇草草結束後，人間、台研幹部好奇的前往V大樓，卻發現現場有近千名東海師生聚集，欲一睹王丹的面目。由於人數太多，使得座談會臨時改茂榜廳內移至戶外廣場舉行。甚至在會後，意猶未盡的王丹迷還一擁而上，要求簽名，讓主辦單位為了維護秩序而傷透腦筋。

東海師生對於過去的、對岸的學運領袖懷抱著如此高的熱情，卻對校園內正在進行的學生運動冷若冰霜，這種極端的對比，不由讓剛離開信箱間廣場的學生感到氣結。

一名人間的幹部在座談會中舉手提問，首先表示真希望剛才可在信箱間廣場的公共論壇看到這麼多東海學生，接著詢問王丹他當年在大陸，是如何進行學生運動的實踐，可以發展成六四天安門學運這樣的規模？王丹表示他在學校一開始只是想舉辦讀書會、討論會，並沒有想太多，沒有想到持續半年後，人數會越聚越多，甚至連外校學生也來參加，更沒有想到會有一場天安門學運。

「王丹來訪事件」凸顯了校園空間運動以及校園規劃制度改革的瓶頸。東海學生或許會在類似「118事件」等個別事件中參與，但卻不能把運動履行至日常生活的實踐中，進行公共政策的討論，成為一個民主社會的主體。而東海校方雖企圖透過開放更多的公告、參與的程序，以建立校園規劃決策的合法性。但如果學生沒有在日常生活中，履行民主實踐的意願和能力，類似316公聽會這樣規劃過程和師生真實意向的重大落差還是會出現，決策程序的正當性一樣會遭受到挑戰。

相思林保衛戰的啟示

從「佔領校長室」對既有的空間權力秩序的挑戰，到「316公聽會」後成功的改變了校園規劃的決策，「118事件」可以說是東海學生運動繼1990年「相思林事件」後又一個里程碑，也再度強化「相思林」做為東海學生運動象徵的意義。「118事件」促成東海學生更積極的行動、更廣泛的結盟，也迫使東海校方進行「校園規劃程序」的重大改革。這些運動實踐和制度程序的變化，將引發出新的衝突，表現在「東海希望聯盟」發起的一系列運動中。

而除了校園景觀/相思林的情感記憶召喚和對校園民主的反省以外，「118事件」同樣繼承了自「未竟的探討」以來的探問。這其中東海校友、文化評論家陳昭如在中央日報所發表的〈東海大學相思林保衛戰的啟示〉最清楚的點明了這一點。

陳昭如這篇文章中指出，東海校園早期細膩的規劃，搭配上歷史悠久的勞作制度，一直讓很多東海校友以身為東海人自傲。然而曾幾何時，新式機能性的大型建築，取代了原本意象豐富的校園規劃，讓相思林遭到三度的砍伐。站在校方的立場或許會認為，做為一個財政短絀的私立學校，東海在面對實際經營的問題時，不得不將「無用的」相思林砍掉，多蓋一些校舍招徠學生。但這裡面牽涉到一個關於「大學教育」的目的何在的問題。

陳昭如認為，如果大學的目的只是讓老師傳授知識給學生，那台灣各大學根本不必有校園，只要像補習班一樣租棟大樓，讓學生繳學費上完課就走即可。但如果我們認為除了「老師發講義，學生抄筆記」之外，大學還應該製造一個環境讓學生能認真地思考自我與知識的關係。那麼校園的規劃就不應該純就商業性的、功能性的角度來衡量，而應該從人本的立場來思考。因此「相思林保衛戰」代表的不只是「開發」與「保育」的角力：

...所以，這次東海校園的相思林保衛戰，一如前幾次的情況一樣，不僅是一場保育之戰，更是一場大學教育理念之戰，雙方各就其對校園空間的規劃與概念，意圖取得詮釋「大學教育為何」的主導權。至於最後究竟會「鹿死誰手」，我們不妨拭目以待（陳昭如，1999）

如同本文第一章所述，這場「大學教育理念之戰」在東海大學的歷史已經綿延許久，而在「118事件」之後，戰場將從相思林轉移至路思義，這裡面存在著東海的希望，也突顯了東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