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相思林的故事終於講完了
接下來要開始講德耀路了...
第八節 結論
混亂與堅持
1991年10月甫出版的《東風》第60期，以竹林七賢圖做為封面圖案，並在封頁附上說明：「竹林七賢/一羣在混亂的年代中/混亂地尋求堅持與執著的問題人物」
處於前後三次「相思林事件」中的東海校園，其內部衝突之劇烈恐怕不亞於1970年間的「校園轉型爭議」時期。以致於梅可望校長還責成相關人員，研擬制訂「輔導校園和諧與安寧實施辦法」、支持校內發起「重建自尊運動」，以提振東海人的精神和言行修養，合乎第一流大學生的標準。而阮大年校長面對校園內外的種種變局，只能不停呼籲校內師生要以「愛東海」的精神，共謀學校的和諧發展。
東海學生並未在混亂的年代中慌亂了手腳，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一場又一場地論辯中繼續堅持和尋求解答。在「東海是誰的？」論戰中，探求民主和公共的意義。在「綜合大樓事件」前期的論戰中，初步的討論專業技術與民主參與間的關係。而在「綜合大樓事件」後期的討論中，則重新檢討了大學教育的本質。這群學生一樣被校園管理者視為問題人物，只不過孕育他們的並不是魏晉清談的玄風，而是大度山頭的東海風。
如同第三章所述，東海的校園空間論述乃是奠基在70年代東風社對校園轉型問題的一系列討論上，而透過「相思林時期」多次的衝突、辯論後，新的問題意識加入了校園空間論述中。東海的創校者曾以清楚而完整的構想，指引了這所學校的發展，並引導了日後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論辯。而「相思林時期」所提出的大量理念、論述，也對往後的校園空間運動起著同樣的作用。
對抗性的公共領域
東海的校園公共領域的發展，或可追溯至創校時期不甚成熟的榮推會的運作，東風社則在70、80年代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1987年至1995年間，可以稱為東海校園公共性轉變、深化的重要時期。言論自由的開放、各種學生社團的成立、大量校園刊物的湧現，以及公聽會、說明會等制度的建立，這些都促進了對於校園公共事務的討論。而自「新宗教中心事件」、「相思林事件」以降的校園空間議題，在過去歷史和當下現實的交互作用下，成為校園公共事務討論的焦點。
不過仔細觀察自「東海是誰的？」論戰以來的各種校園中的論戰，可以看出在當時的討論中，仍然存在一些侷限性。這種侷限性有部份是和台灣社會市民社會發展的歷程相關的。李丁讚曾在其研究中指出，由於台灣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市民社會是在威權體制的脈絡下，而不是市場（競爭）邏輯的運作下產生，這造成了台灣的市民社會強烈的政治性格。在80年代出現的民間社團要對抗的是整個威權體制，這種對抗基本上是善惡分明，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李丁讚，2004b：50-51）。
這種二元對抗的性格同樣出現在東海校園內對公共事務的討論中。在二元對立性格的作用下，論辯雙方所要進行的是集中最大的力量，吸取更多的資源以打倒對方，因此不存在在公共領域中進行相互對話、轉化、學習的可能。同時由於學生的行動是為了挑戰既存權力機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威權體制與校園控制體系，經常以「客觀中立」之名掩蓋其實質的權力運作過程，或以「不理性、不客觀」之名否定學生的抗議行動，這使得學生的論述內容經常具有強烈的批判、解構的性格。例如在「綜合大樓事件」中，台研社社員洪世謙對學生會和校刊所做出的批判：
...我們完全可以推翻學生會或校刊扮演公共論壇的角色。它必須做為意識型態的機械，發揮其顯性/隱性的教化、說服的功能；又有時必須宣稱自己做為校園公共生活領域之公共論壇。刊物有這樣功能上的分野與衝突，在媒體上扮演校園公共生活領域之公共論壇角色，徹底的崩潰了（洪世謙，1994）
由此對「客觀中立」的批判，更推向極致的是：
...認知到媒體所謂客觀性的荒繆，對於校園刊物的思考，便應回到問題的最原點出發，所謂團結同心，破壞校園和諧皆是模糊問題的方法，我們不強調自己的客觀、公正，而強調自對校園公共事務的反省，進而提出我們的批判，只有關心並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你才可能成為校園的一份子（同上，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在這段話中所顯現的問題是：如果沒有一個可以遵循，可檢驗的立場，人們要如何在不同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見、群體中進行抉擇呢？深受左翼思潮、社會運動理念影響的異議性社團成員，不可能會接受「多元主義」或「凱撒主義」式的解決方式，事實上這種解決方式正是既存權力機關合法性的來源。但在激烈的解構「客觀中立」神話的同時，不知不覺間連自己的立場也模糊了。
雖然異議性社團強調校園師生「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性，但在解構既有代議民主機制的合法性的同時，卻沒有發展出有效的解決校園師生內部矛盾的機制。在「相思林時期」由於當時反威權的社會氣氛，這個問題看起來並不嚴重。但隨著威權政治的轉變、校園管理體系的改革以及自主性群眾的出現，「如何化解內部矛盾」將成為下一階段校園空間運動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為此關心校園空間議題的師生發展出許多新的行動策略與論述，但是仍未能有效解決此一問題。
相思林的遺產
整個「相思林事件」從行動、抗議到失敗的歷史，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歷史記憶，變成了學生日後行動時重要的資源。「相思林時期」的歷史賦予學生介入校園空間問題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提供了理念與社會分析的論述武器，甚至還包括了行動策略手段的運用。
直到「相思林事件」落幕將近十年，在「2003東海保衛戰」中，首先發起連署簽名的「東海精神團結陣線」，仍是以相思林之名號召同學加入捍衛校園的行動：
...回憶起以前為了相思林奮鬥的諸多學長姐，今天的我們是否繼承了那份勇氣與榮譽?
但這個召喚的背後有著共同體想像的作用。如同前文所述，在「第一次相思林事件」發生過程中，包含著聲討共同體背叛者的情感，而整個「相思林事件」悲劇性的結局又強化了這個共同體的想像。悲劇性的情感與對共同體成員的召喚，在「第三次相思林事件」的文宣中就已混合了這兩個元素：
...只因為在我們心裡，我們仍然相信同學們對於東海仍有不可割捨的深情；對東海的人文精神仍有不可抹去的堅持，仍有縱然在功利社會的價值觀的衝擊下，堅持為捍衛東海精神而的勇氣。
…請別忘了 東海是我們的東海
而權力是絕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我們不喊 誰喊！
我們不幹 誰幹！
（人間/台研，1993.10.5）
在不斷同義反覆的詞句中，「家」和「自己人」的身份認同被強化，某種又是哀傷又是激憤的情感也被渲染開來，需要的只是更多關於校園環境、歷史細節的描述，以填補這個想像的內涵。縱使異議性社團一直試圖很小心的避開這種社群主義的誘惑，但在動員「相思林事件」的歷史記憶時，共同體想像總是不時的會被挾帶進來。尤其當東海校園民主實踐的侷限性已日益凸顯，這種情感性的召喚就越發顯得強烈，但相對的也讓運動不知不覺的陷入了「地域主義」的泥沼中。
回首整個「相思林時期」的歷史，無疑地讓人深覺扼脕而嘆息，但這是一段悲傷卻閃耀著雷電般光芒的歷史，它照亮了後來東海的校園理想主義者的路徑，成就了一個有別於台大「自由之愛」的學運傳統。「相思林時期」悲壯的歷史使得原本做為水土保持、景觀維護之用的相思林被賦予新的意義。「相思林」代表著東海學生為捍衛校園完整性、追求校園民主的學生運動歷史，更象徵著在「自由及不斷尋求」的精神指引下，對大學教育的意義與實踐的不斷追問。
陳政亮在「綜合大樓事件」發生時，於《思想枝》上發表的那篇長文，或許早已為人所遺忘，但文章結尾那段鏗鏘有力的字句卻值得後人再三玩味：
...大學不應再降格為對社會的一種適應，不應再屈從於工具與技術這個層次上的理性，而應當有一個更具創造性的人文空間；創造而非適應，批判而非盲從，改造而非臣屬；相思林正是此信念的象徵。
...學生要它長久的存在於東海大學，靜看東海別墅商業氣息的媚俗，以及日益屈從於功利社會的大學教育；學生要它長久的存在，讓它永遠的質問：甚麼是大學教育？學生要它成為一個問號，讓所有人面對它時要謙卑的反省以及永無止盡的真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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