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部份還沒完全寫好
先把寫好的部份PO上來
給有興趣的人（真的有這種人嗎？）參考..
教育改革與高等教育市場化
在90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中，「教育改革」乃是一個受到極高度社會支持的議題。1994年，由70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410教改聯盟」，於4月10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教育改造萬人聚會和大遊行，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訂教育基本法」等四大訴求。
強大的民間壓力，使得行政院立即在9月間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負責推動教育改革的相關事項。經過兩年的討論研究之後，於1996年12月2日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其中和高等教育密切相關的部分包括：廣設高中、大學，發展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學府、公立大學法人化，多元入學方案等。
在這波民間和政府的教育改革聲浪中，極為強調「教育鬆綁」的理念，表現在高等教育上，則為強調透過運用民間資源，進行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擴充。此舉縮減了國家對各高等教育機構的控制，同時增加了現有大專院校在外部環境上的競爭壓力。為了力求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環境下生存，各大學對於外部評鑑的訊息變得十分敏感，並對於招生活動投注更多的心力。
以東海大學來說，在1997年1月9日，由於教育部公布補助各私立院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查結果，東海大海在25所私立大學中院校中名列第九名。雖然教育部解釋該項排名只是對教育部補助計畫的執行成果的考察，但仍被外界解讀為教育部對各私立院校的評鑑，甫上任的王亢沛校長因此遭到部份校友的攻訐。王亢沛校長除對外表示對於評鑑標準甚難苟同，另一方面表示學校硬體建設受限很多，特別是硬體空間，希望以後大家多尊重專家意見（東行，民86.1.15）。
而在次年的行政會議上，王亢沛校長指示：國內大學急速增加，各校在招生方面無不卯足全力！本校為加強87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宣傳工作，除寄發海報至全國26個補習班及全國各大專院校。另請校內同仁設計網頁，於報紙媒體刊登廣告（東行，民87.1.21）。這是東海行政會議上首次針對招生問題進行討論，顯現了高等教育日趨市場化之後各個私立學校在招生上所面對的壓力。
由於戒嚴時期國家對高等教育資源的低度投入 ，80年末期的跨校性學運組織「民主學生聯盟」（簡稱民學聯），即曾在1989年3月間發起「補助工農子弟學雜費」的運動，以改革資本主義社會中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鄧丕雲，1993：223）。
在1994年間，學生運動除了參與「410教改聯盟」的行動外，並曾發起「319反高學費運動」。各校學運團體於微風細雨中在教育部廣場前集結，要求教育部1.檢討學費政策，學費上限不得超過國民所得一定比例。2.制訂單位學生接受教育資源之下限，以保障每位學生的受教品質。3.補助下層階級的工農子弟學雜費。4.公私立大學財務透明化，建立健全的會計制度（王維菁，1994）。
在政府的教育改革行動開始執行後，由於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影響，學費問題愈益成為學生運動的關切的焦點。在1998年間由輔仁大學的「黑水溝社」發起，數個公私立大學的學運社團組成了「反高學費聯盟」。並由於媒體報導有關行政院預備刪除原本教育部長吳京承諾撥給大專院校的十六億補助經費，由北部數個學運社團串連，於3月6日在台北新莊輔大校園內舉行「「聖美善真--反高學費」 遊行。之後並在4月18日以聯盟名義到教育部前抗議，4月30日在行政院前抗議，並參與當年五一勞動節的工運遊行。
從此以後「反高學費」成為北部學運重要的跨校性議題。而在2000年之後，又增加了數個關注學費議題的跨校性學運組織。
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
反高學費議題的興起及在1998年後的持續推動，顯現了90年代中葉後，由於台灣高等教育日趨市場化所產生的結構性矛盾，除了高學費問題外，這個矛盾還表現在私立學校的教育品質、管理方式、教學資源等問題上。這個市場化的力量，其實是在過去黨政國家機器管控校園的歷史經驗下，藉著民間要求「自由化」的聲音被帶進來的。「黨國」和「資本」兩股力量在此時呈現著互有消長但又相互勾連的複雜情況，由此觸動了大學校園環境以及學生運動議題的變化。這其中最具指標性的事件，就是1994年發生於台北陽明山上私立文化大學的「文大美術系事件」。
1994年2月，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生秦政德，因和同學發起成立「藝術法西斯」畫會，提倡自由獨立的創作精神，卻成了系主任整肅的對象。系主任聯合其他老師，讓秦政德在大四上學期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被迫退學。美術系學生在經過多次強烈抗議、爭取當事人權益不成功之後，於4月28日發動美術系罷課，並在5月5日成立「小草藝術學院」，並於5月25日宣布接管美術系系辦公室。在學生長期罷課的壓力下，教育部開始介入調查，學業成績頗佳的秦政德才獲得平反，破例復學。當時的文大美術系系主任並因為這個事件而下台，震撼了教育界和文化界。
雖然因為教育部介入，使得長達34天的罷課行動在6月宣告落幕，然而文大校方對參與事件學生的處分（所謂「秋後算帳」！）卻不曾停歇。參與行動的「草山學會」社團幹部薛淑麗，於10月遭學校退學處分，使得學生發起校園公投進行反制。其他「草山學會」的幹部也分別遭到大小過不等的處分，並要面對校方隨時找理由欲將其退學的壓力。
1996年，由於已遭「兩大過兩小過兩警告」處分的學生會長林志鴻，遭文大校方以細故記警告一支欲將其三大過退學，北部跨校學運團體「四校例會」 串連中部東海、中興的學生社團組成「世紀末賭爛聯盟」，於5月15日前往教育部抗議。在高教司介入下，文大校方重新討論對林志鴻的退學處分，林志鴻最後順利畢業。
李重志曾於《野百合評論》上為文指出「文大美術系事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從歷史來看，文化大學的創立具有濃厚的黨政背景和政治任務，而不似一般私立大學有著相對開放的大學氣息。而在進入90年代之後，新的經營者引進高雄幫等財團資本經營學校：
對內不顧生態負荷力，大量招收學生，培養人脈，卻造成師資學生素質大幅下滑；對外則以威權時期殘留的性格挾帶資本的力量不時反抗教育部的監督，與黨政勢力既聯合又鬥爭，既依附又作亂。然而不管是黨領資還是資領黨，從黨校到學店，對學生而言都是獨斷一元的黨國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李重志，1994：30）
這種「黨國」、「資本」力量交錯的痕跡，流露在整個「文大美術系事件」的過程中。秦政德被惡意退學，及學校對參與學生的秋後算帳，顯現了威權時代黨國教育的暴力。而教育部介入為秦政德、林志鴻等人的平反，顯現了「自由化」的力量對「黨國教育」的挑戰。黨國的力量在「自由化」的過程中逐漸讓位於資本的力量，或者更糟的，藉資本的力量借屍還魂。
從舊（男）學運到新（女）學運！？
文大美術系長達一個月的罷課行動結束後，陳光興於《島嶼邊緣》第10期中為文指出，「文大美術系事件」在台灣學運發展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大美術系「小草學院」的建立是學生運動史上的轉捩點，不是與政治權力與虎謀皮，而要發展出自主性的學運形勢，將學運從政治議題拉回校園民主，企圖改變不均衡的、不民主的師生權力關係。這種具體的實踐象徵著社會運動在學生運動場的中的再出發，為人民民主社會抗爭注入強心針。（陳光興，1994：3-4）
從陳光興的這段話來看，「文大美術系事件」意味著從80年代發展起來的台灣學運，其戰場開始由中正廟移向各個學校校內，新的矛盾來自於校園內各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不再只是對抗威權政治的幽靈。而在這過程中大學的體制改造與校園民主將會是核心的議題，換句話說「文大美術系事件」象徵著整個「野百合」學運模式的死亡。
陳光興並在文中語帶樂觀地表示，由「文大美術系事件」及其後的「522反性騷擾大遊行」活動來看，女性議題表現出遠較主流學運更多改變校園師生關係以及和校外社運團體結合的可能，如此看來，新（女）學運不無可能逐漸取代舊（男）學運。
不過陳光興的〈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一文發表後，立即遭到「文大美術系事件」參與者的批評：一方面從參與者和運動策略來看，草山 上的抗爭行動是否能以性別二分邏輯思考，不無疑問。另一方面，從文化大學的學運歷史來看，遠在「三月學運」之前，「草山學會」等社團就汲汲於華岡房價、私校學費…等校園經營議題，並提出大學社區生態主張，只是媒體和觀察者們都從未掛心這些「貓狗小事」。「文大美術系事件」其實可說是校內異議學生團體長期對校園經營與催化的成果，因此並不存在新學運與舊學運的斷裂（小草包，19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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