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東海人文批判傳統的象徵--東風社
驕傲的傳統
東風社成立於1956年7月，本來是直屬校長室，經費也由校長室直接撥給。當時東風社的成員多為中文系學生，社團刊物《東風》也較偏重於文藝性質，出版至第5期，開始改為雙月刊，同時內容走向「綜合性刊物」：包括文藝創作、人文譯介、社會科學及人文思想的評介等。
《東風》的創辦可說是屢仆屢起。1956年出版兩期刊物後旋即夭折，次年重行復刊，但出版一期後又因社團人數不足宣告中斷。雖然在得到校長支持後復刊。並維持在一年出一到兩期的出刊頻率，但還是常因為人力物力不足而中斷。
1961年1月發行的《東風》第2卷1期，於社論〈苦難時代青年的新德性〉一文中，歷述東風社六年來的歷程，並對東風社的角色重新界定：
本社成立的目的與工作，雖然時有變更，但是本社絕不做一件無聊的工作。出版東風雜誌只是我們工作的一項。…我們做過更多有意義的工作：出版英文版東風…創辦過英文東海新聞…創辦自覺月刊…倡導榮譽制度…主辦學術演講，提倡學術風氣（東風2卷1期：3）
這段文字顯現出，東風社並不想做為專門出版綜合學術性刊物的社團，而期望能對周遭環境進行主動積極的介入。東風社並在社論中，清楚表明社團介入與議論事情的立場是：
雖然我們對校長負責，對師長負責；但我們更對東海的歷史負責，對千千萬萬的校友負責。我們的立場是：永不屬於任何學派、任何黨派。我們永遠立足於良心、真理與理性之上（前揭書：4）
自此以後，東風社的活動與《東風》的內容，日益關心東海及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在1973年，東海面臨擴大招生、增設新系、廢除小班制的變局之時，《東風》40期以名為〈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的社論，提出「大學社會化」與「大學民主化」兩個目標，做為建設新東海的方向。並以空前絕後的達160頁的豐富內容 ，分別從不同角度分析東海校園、台灣社會的變化。並舉辦「東海週」活動，重新檢討創校精神、校園和社會的關係。
《東風》40期所揭櫫的「大學社會化」與「大學民主化」兩個目標，以及對處於轉型時期的東海的關切，成為之後數年《東風》的主題。其後第44期和45期《東風》的〈未竟的探討〉專題，46期的〈我們對東海人文教育的期望〉、〈東海人的社團教育〉，一直到49期的〈轉變中的東海〉、51期的〈台中工業區發展對東海環境之衝擊座談會〉，類似的旋律都不斷重複著。
然而東風社並非只忙於對周遭環境發表意見，每一期的《東風》仍有比重不輕的學術思想引介與文藝創作發表。東風社其實一直設法在人文社會思想的研習、校園事務的探討、及文學藝術的賞析三方面，努力做出一些有限但卻屬於自己的貢獻，期望讓社團成為一個「東海裡讓學生自由進行人文綜合性探討的空間」。因此除了定期出版刊物外、舉辦學術演講外，東風社內部還固定舉辦茶會、讀書會。80年代末期由於社員興趣不一，社內又分別組成「思想讀書小組」、「時事小組」、「文學小組」、「電影小組」及「音樂欣賞小組」，針對各個專題定期討論。社內的「筆戰簿」則是東風社員進行思想觀念對話的論辯場域。
東風社盡量設法鼓舞社員進入對話的狀況：「只為了在面對面的交談與討論之中，總有些什麼東西會被創造、被發想，也總有可能會激發出一些有深度、有啟發性、能豐富生活的談話。」（東風59期：4）
多元而開放的精神，以及思想和行動的交融，使得《東風》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別於榮推會編輯的《大度風》。也讓東風社成為戒嚴時期的東海最富批判力的社團，從中產生了許多日後發起東海學生運動的成員。東海校友楊牧雖然開玩笑的說：在東海校園這樣優美的環境中，學生們除了讀書、寫字、談情，吹牛和發呆以外，其實也沒有很多別的事情可作的了。不過他馬上補充說，除此之外東海學生還是有許多的思想和行動，擁有許多讓人驕傲的傳統：
我們東風社也是我們最驕傲的傳統之一，它的出版品敢說話、能批評，那是進取的讀書人的精神（楊牧，1999：51）
《東風》與校園公共領域的轉型
德國思想家哈伯瑪斯在其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認為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公共領域」是從「文學公共領域」產生出來的。公眾通過文學討論，對源自私人領域的主體性有了清楚的認識，開始有了相對於君主權威的「個人」的概念。透過在沙龍、咖啡廳、文化批評等機制的運作，個別的私人經驗經由相互的交談，變成具普遍性的共同議題，產生了「輿論」的概念，也使得「文學公共領域」慢慢轉換成「政治公共領域」（Habermas，2004：35-39、68）。
東風社與《東風》的歷史，似乎也呈現著相同的歷程。由原本文藝、學術的綜合性刊物，開始討論東海學風、呼籲學生關心東海校園，並進而透過刊物、舉辦活動，對具體的校園公共事務進行議論。而東風社內部的活動也像極了哈伯瑪斯筆下18世紀的沙龍，一群充滿熱誠的學生在社團裡進行著文學與思想的對話，進而形成對現實環境的關心，而用文字或活動介入改變。
但是東風社與《東風》看來又像是介於「文學公共領域」與「政治公共領域」之間的混合物。它一方面試圖擔任啟蒙者的角色，但又想擔任校內不同意見的交流的角色，一方面想做為思想文化的傳承研究者，但又想成為改變環境的行動者。這些看來相互矛盾的傾向，全都共存在東風社中:
老東風們都多半隱約地有個信念：「東風裡面有其主體性上根本而一致的價值--它是個促使人有所關懷、思考和成長的地方。它堅持『盡可能嘗試、辯難、釐清、及說明彼此的觀點和立場』，而這也是東風幫助我們建立個人自主性的基本磨練功夫。它是東海裏讓學生自由進行人文綜合性探討的空間。」（東風59期：4）
這種「自由、多元、對話」的傳統可說是東風社的一大特色，但也容易分散社團的力量。《東風》59期的社論曾表示，社團太過廣大的關懷面及太過多樣的小組，可能使得社員的關係渙散、相互隔離（《東風》59期：4）。另一方面，新起的社會運動風潮，又要求具有現實關懷的學生必須更專心地、持續地於特定議題上。東風社員姜雲峰評論1989年時的東風社：雖然人力尚稱充沛，但是工作上仍十分吃力，因為幹部們都
被「多元發展」與「專業地、持續地」聯手夾殺了…前者是傳統的風貌；後者是當道的潮流（《東風》60期：99）
同時東風社向來長於以文字呈現理念，面對80年代末期新起的人間工作坊、大度山社、環境生態社等以更直接的方式，將理念具體落實於對象的社團時，則東風社的實踐方式不免會遭到質疑，導致人才大量流失，使得社團運作更形困難。1993年《東風》61期出刊之後，陳俊霖、蕭旭智、朱逸恆、劉本全等社會系學生都曾努力維持東風社的運作，其間哲研所研究生李元章亦曾參與社務。但因為人員少、流動性大，使得刊物編輯工作變得十分困難，因此東海校園內一直未再見到《東風》出刊 。
1998年間，和東風社同一間社團辦公室的「文學欣賞社」幹部黃國治接到一通電話，請他擔任東風社社長。由於黃國治也是人間工作坊的幹部，並積極參與「118停車場事件」、「東海希望聯盟」等校園運動，過去一直困擾東風社的文學、思想、行動的多元發展問題，此時以一種象徵性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2000年時，東海校園內就未再看到「東風」的名字出現在海報牆或活動傳單上，東海最驕傲的傳統之一---東風社就此消逝於大度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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