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東海裡的吹浪之鯨--異議性社團
東潮的出現與分化
雖然是受國外教會資助而成立的學校，但東海大學並非威權統治下的避風港。事實上東風社的活動，經常遭遇到校內訓導單位或明或暗的壓制和干預。1970年代初期，《東風》編輯林載爵一篇訪問台灣文學家楊逵的文章，被學校禁止發表（鄭鴻生，2001：151）。校方也曾以「有鼓勵婚前性行為的疑慮」為由，要求東風社撤除社團辦公室內鋪設的榻榻米。據傳教官室也曾幕後策動學生加入東風社，意圖趁東風社改選社長時將社團「質變」。
在80年代末期，東海校內部分學生，已不滿於純文字的論辯，希望採取更直接的行動改變周遭環境。部分法律系、政治系還有東風社的成員相互結合，以經費公開、重新定位學生活動中心為訴求，推出候選人參與1987年5月的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的選舉。同時在1987年6月發行地下刊物《東潮》，以體制外的行動爭取言論免審稿權、校園民主，在校內造成很大的衝擊。
《東潮》是一份地下刊物，其發行團體名為「吹浪之鯨」 ，但是東海學生多半以「東潮」稱呼這個團體，後來連團體成員都不使用這個名稱，而以「東潮」為名參與校內外的活動。
由於東潮採取地上及地下的雙線行動，地上的行動是以學生活動中心推動學生自治，地下則是運動造勢。這種雙重行動大約持續了半年，由於體制內和體制外行動在思考和實踐上有許多衝突，隱埋了東潮成員分化的伏筆。約在1987年底，東潮決定公開化，由於公開化意味著抗爭的激進化，使得成員內部的分化更凸顯，到了1989年東潮正式分化成為「人間工作坊」和「大度山社」兩社。（鄧丕雲，1993：116、167）
分化後的東潮，原先參與學生活動中心幹部運作，偏向體制內抗爭的成員，在1988年9月成立「青年中國學社」，發行社團刊物《大度山》。和東潮的狀況類似，後來東海學生多以「大度山社」稱呼，青年中國學社之名則僅遺留在東海學生會社團部的檔案中。
另外一群較偏向體制外抗爭的學生，則於1989年9月21日成立了「人間工作坊」 （簡稱「人間」或「東海人間」）發行社團刊物《人間札記》。在1991年間，部份人間工作坊成員又另外成立了「台灣文化研究社」，（簡稱「台研」或「東海台研」）發行刊物《思想枝》。但和東潮後來的情況不同，人間和台研雖然各自獨立招生運作，但在校內各項議題的推動，以及社會運動的參與上，合作十分密切，東海學生普遍以「人間/台研」並稱兩社團。
校園基地論與東海學運
東潮、人間、台研、大度山社等社團的興起，當然和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連。這些社團都曾參與1990年的「三月學運」，並加入其後成立的「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不過東海的學運極強調其和北部（尤其台北）學運的差異。特別是人間/台研社團的幹部，經常會以「我們較重視校園經營」來和北部的社團做區隔。例如：前東海人間的幹部劉欣恆就認為「東海的幹部一直會有要拉回來校園經營的焦慮！」 。對東海的學運幹部來說，在校園外的社會參與，是為了累積進行校園內運動的資源：「我們出去外面亂搞的目的，是為了能回來學校亂搞。」
雖然在「三月學運」之前，東海的學運團體如：東潮、人間等社團就提出過學運應以社會實踐為方向，以校園為基地的「校園基地論」（鄧丕雲，1993：271）。但是學生運動畢竟是以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不管是北部還是中部，即使對政治社會議題投入再深的學運團體，都不可能忽略校園經營的重要性。以「校園經營」、「校園基地論」做為北部和中部的學運發展的差異，其實是有點奇怪的。
關於中部和北部學運的差異，《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一書的作者鄧丕雲認為，中部的學運在90年代後發展出很強的區域自主性：
區域的自主性不僅是在組織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對全國性議題集中台北的抗爭方式，有著以區域為考量的判斷基準（鄧丕雲，1993：390）。
從環境的條件來看，由於交通的問題，中部的學校不容易像北部那樣，能輕易的為全國性議題向中正廟、或政治機關進行大規模動員集結。就以1990年「三月學運」來說，北部學校的學生甚至可以在晚上回宿舍洗澡、更衣、開會，但是中部學校的學生而言就沒有這樣容易。同時台中市幾乎沒有任何社運團體，除了寒暑假出工作隊之外，中部的學運團體在平時很難像北部學校一樣，和社運團體進行議題或組織上的合作，多半只能透過校園議題對校內同學進行組織。
而就東海大學來說，以空間區位上來說，是屬於和例如台大的「都會型大學」不同的「社區型大學」：
社區型大學是指大學與周邊自成一個系統，通常在都會生活圈外或是邊緣…如東海旁的東海別墅區與校園形成一個獨立的社區即是典型的例子（鄧丕雲，1993：227）
鄧丕雲認為和政治中心的都會區的疏離，使得「社區型大學」往往比較不偏好政治議題，但也使得學生的生活和消費不容易分散，而集中在校園周邊。而以東海來說，「全體住校制」雖已在1972年廢除，但是校方仍盡量維持大一學生全體住校的慣例。對於東海的學運團體而言，將心力集中在校園內的組織和宣傳，是比北部學校要容易的多。
空間區位上的差異，使得東海不容易為全國性議題向都會政治中心進行動員集結。缺乏社運團體的環境，使其心力集中在校內議題的開發。「社區型大學」和「大一全體住校制」更讓其在校內宣傳和組織上，較位居都會區的大學更加容易。因而東海的學運在運動實踐上，會傾向於校園議題和多花心力在校內宣傳組織上。
相對而言位具都會區的學校（台大是最明顯的例子），則容易傾向全國性議題以及向政治機關集中、爭取外界媒體注意。這並非表示北部的學運團較忽視「校園經營」，如前所述沒有一個認真的學運團體會這樣做 。但是在操作上由於環境條件的差異，北部傾向於透過校外的議題與媒體來進行校內的宣傳組織，因此會讓人感覺到其心力較集中在校園外部。類似「校園基地論」這樣的自我描述，其實突顯的是東海和北部學校，因為客觀條件不同，表現在校園經營的切入點、操作方式上的差異，而非那個地區比較重視校園經營的問題。
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使得東海大學在校園空間議題上累積了大量的歷史記憶、情感、論述。校園空間問題在情感上容易引起共鳴，論述發展上可深可廣，自然會成為東海的學運團體專注的校園議題之一。而在1984年後東海開始進入「校園景觀巨變期」（鄭禎樺，2001：42）快速而巨大的校園景觀變化，不但對校內師生的視覺和心理上產生極大的衝擊，也讓前次事件累積的資源 ，可以在兩三年 內立即轉移到下一次的事件中。這一方面擴大了東海校園空間論述的廣度和深度，同時也推動著校內學運團體持續關注校園空間議題，強化了「我們比較重視校園經營」的自我想像，進而創造了東海大學獨特的學生運動歷史：
一個以大學空間意義與價值的討論、校園民主程序的建立為中心的運動模式。
（侯念祖，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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