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不管是黃新高或是陳柏偉等人，在其文章中都是把「大學社區」作為一個運動實踐的路線在討論，而缺乏完整、具體的理論視野。在《野百合通訊》中這樣的寫作方式，有其現實實踐上的需要。但是做為對「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歷史的研究分析，這兩人的文章所能提供的理論視野，顯得相當的有限。
關於「社區運動」的論述大約是在1993年之後，由於文建會大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運動」才開始在台灣流行起來。有趣的是「大學社區」作為一種學運實踐的可能，卻在1987年就見於南方朔的文章中（南方朔，1991：113-125） 。在這篇名為〈學生運動的理論變遷〉的文章中，南方朔回溯了哈伯瑪斯、馬庫色對60年代學生運動的分析，以及雷吉斯˙底巴瑞等人的基進學生運動理論。並在反省了60年學生運動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問題之後，以柯司特（M.Castells）的社區運動理論作結，強調抗議運動應從校園走向社區，並認為有幾點好處：
一、以社區為發源地，使得整個不滿運動比較容易減少校園主義的盲動色彩，也可使抗議和改革更為落實。
二、以社區運動為基幹，使得否定性的運動更有自主性，並有更大的內涵和外延。
三、以社區運動為基幹，乃將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都吸收了進來，從而可以更加促進廣泛的民主運動（前揭書：124）
南方朔這篇文章宛如預見了「三月學運」後，台灣學運所要面對的問題。這同時使我們注意到柯司特的社會運動理論在分析、探討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中所可能具有的作用。
在柯司特的理論中，空間並不只是客觀的物理事實，而是雜融了文化、權力、經濟的社會生活基本向度，關於空間的結構、形式與意義，充滿著持續不斷的衝突。這些衝突圍繞著關於文化意義的溝通、公共服務與設施的提供、日常生活的管理控制等主題而展開。而這些主題一方面既吻合東海學生在運動中的訴求，也和80年代學生運動中，有關於「大學社區」和「學生政府」的議題有相呼應之處 。雖然在東海校內通常以「校園規劃」、「校園景觀」問題，來稱呼類似「相思林事件」之類的運動，不過這樣的稱呼容易使我們忽略了學生的行動背後，對現狀更深刻的批判和訴求。並將其和整個80、90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歷史割裂開來。而「社區」雖然在柯司特的裡論中具有十分基進的意涵，但是在東海發生的這些運動，在時間上遠早於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為了呈現這一系列的運動所具有的豐富意涵，我決定使用「校園空間運動」這樣一個連過去東海的學生行動者都不曾使用過的名詞，來稱呼這些校內的學生運動。並在柯司特的意義下，將「學生政府」、「校園民主」的議題也視為「校園空間運動」的一環。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既是80年代末期發展出來的學生運動的一環，但同時具有強烈的柯司特所稱的「都市社會運動」的性質 。
柯司特非常重視「社區」的作用，他認為社區是透過「抵抗性認同」（identity for resistance）的建構而促成的，這種認同建構的形式存在著變成「計畫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的可能。而「計畫性認同」則能使社區中的個人，透過一個「不同的生活」的計畫，變成能促進社會轉化的「主體」（subjects）。但在過去作為產生「市民社會」的「正當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建構形式中，柯司特認為看不出任何轉化為「計畫性認同」的可能。
不過「社區」（community）也經常是部落（tribes）的委婉的代名詞。「抵抗性認同」意味著遭遇到危機的群體，透過建立清楚的邊界，以內部和外部的對立來抵抗無法忍受的壓迫，這幾乎是所有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必經的過程。但是這也可能讓運動成為基本教義派和共同體想像的俘虜，走入排他性的宗派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死路。但另一方面如果能以社會整體的轉化為目標，延伸產生在抵抗社區之內的利益與價值以對抗資本、權力、與資訊全球化的支配利益，則運動就能持續的組織與發展，並提升參與者行動與反思的能力，因此核心的問題是：如何讓「計畫性認同」自「抵抗性認同」中浮現？
這其實也是1990年之後台灣的學生運動所要面對的問題，「大學社區」的路線雖然把焦點放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但並未因此放棄了對整體社會制度的關注，而是希望透過對日常生活議題的經營，進行學生的組織與意識提升---一個在P.Freire、H.A.Giroux的意義下的批判教育（critical pedagogy）的實踐。這個批判教育的實踐發生在組織活動與日常生活之間，一個由論述與運動網絡的連結形成的想像性的領域中，即巴西的學者Sonia E. Alvarez所說的「另類公共領域」（alternative public spaces）。這個「另類公共領域」並非是原本哈伯瑪斯意義下國家的公領域和個人/市場的私領域之間的一個理想的論述空間，而是一個和公共領域（或說是主要的公共領域）平行的空間（Alvarez，1997：87）。被壓迫者或具有批判意識的師生，在另類公共領域中，透過解放教育的實踐，發明自己的符號和論述以建立自己的認同和立場，再進入為支配利益主宰的「主要公共領域」，和主流文化霸權對民主與教育的想像相抗衡。
關於「公共性」、「公共領域」等概念，近年來成為批判與理解台灣社會現狀的關鍵詞彙。有學者認為：
如果台灣政治演變的既有進程。可以分為『自由化』到『民主化』，那麼接下來一個階段，應該就是民主生活以『公共化』為目標的深化質變
（錢永祥，2004：112）
或是主張將台灣「公共領域」無法產生的問題，帶進對之前社會改革的反省中：
檢討台灣公共領域的難產，會讓我們對於社會改革更具有現實趕和歷史感，也促使我們面對改革事業不斷面對的問題
（吳介民，參見《當代》雜誌188期，2003年4月）
不過環顧既有相關的研究文獻，對於台灣的「公共領域」實踐的研究，大都從「論述模式」出發，往往把分析侷限在國家威權統治遺緒、上層政治或文化界精英的互動等探討上，缺乏對民間日常政治生活經驗的理解。李丁讚因此提出應該把眼光投注到：
基層社會民眾政治對話與實踐的場域，觀察現代性公民社會的建構形貌，分析其樣態以及所遭逢的行動困境（李丁讚，2004：2）
同樣的關於台灣在80年末期萌發的社會運動，雖已有許多學者進行研究。但李丁讚、林文源注意到，這些論文大多偏向以外在環境作為解釋社會力量興起的原因，但這種研究方式並未觸及到民間部門的自主性。雖然在80年代末期，台灣確實出現政治控制力量鬆動的現象，但是「外部控制力量鬆動了或不見了，社會內部的力量也不見得會自發地萌生。」（李丁讚與林文源，2000：141）他們認為應該把社會內部自主力量如何出現作為研究焦點，而不只是當成被解釋的對象。
而莊雅仲注意到目前對1990年代後社會運動的抗爭文化的討論，都描繪出
一幅失去了著力點與被昔日盟友背叛的落寞無助景象；另外則有人談論『成年』後的台灣社運，開始朝專業化與制度化的非營利組織之路邁進，相關的經營及管理技術也應運而生（莊雅仲，2003：13-2）
但是莊雅仲從對1997年白曉燕事件後的「五月運動」的組織過程的研究中，認為實際的狀況可能遠比這兩種圖像要複雜且多元，這裡面夾雜著對達成目標的手段的猶豫，社會/文化與政治的辯證、組織動力與政策形成的技術與文化等問題。
總結以上的討論，關於柯司特的理論中，「計畫性認同」如何從「抵抗性認同」中浮現的問題，放在台灣的情境下，和台灣社會的「公共性」、「公共領域」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特別是在社會運動中，一種使得「計畫性認同」有可能浮現的「批判教育」的實踐，通常是發生在社會運動的「另類公共領域」之中的。但是關於台灣的公共領域和社會運動的研究，如同李丁讚、莊雅仲所指出的，必須轉換視角，透過類似民族誌的研究方式，去瞭解行動者日常政治經驗的構成--他們的追求與失落、希望與挫折、可能與限制。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從1987年以來一連串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或許只是東海大學，甚或少數關心東海校園環境變化的師生的問題。然而東海校園並非孤立於台灣整體社會環境之外，以東海的歷史經驗為出發點，可以協助我們重新理解9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面貌，發掘台灣社會邁向「公共化」的可能性與限制性。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W.Mills）曾殷切的期待社會科學可以成為一種公共智識的工具，能向人揭示公共議題與個人煩惱之間的關連，及隱藏於其間的結構性趨勢（C.W.Mills，1995：242）。東海的創校者曾期許這所學校能夠成為「一所為台灣人民服務的大學」，若能從東海校園個別的問題，去理解掌握整體台灣社會邁向「民主化」的可能與限制，或許是這所學校服務台灣人民的另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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