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這種期望很不理性，完全瘋狂，因為沒任何東西，沒任何事物--沒世界新聞，沒全國新聞，沒一件事會肯定你所做所為…我們日日夜夜不斷告訴自己：『我們很好，我們得這樣做』」---Subcomandante Marcos
I
在戰後的台灣高等教育史上，私立東海大學無疑會有極重要的一頁。它是以繼承之前中國大陸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之名而成立的學校，也是戰後台灣唯一一所完全由國外教會資金捐助成立的基督教大學。由於擁有國際建築泰斗貝聿銘在台灣唯一的作品，以及結合中國文人傳統和現代主義風格的獨特校園空間，使其擁有「台灣最美的大學校園」的稱號，這些都是為東海師生不斷傳頌的事蹟。
但除此之外在台灣學生運動史上，東海也具有極獨特的地位。雖然未能來得及參與日據時期的反帝、反殖民運動，在60年代保釣運動中也不是非常顯著的角色。甚至80年代末期的學生運動校際網絡中，東海的團體也是出現較晚，沒有趕上台灣第一個全國學運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簡稱大革會）的成立。不過很快的東海學運立即成為台灣學運，特別是中部學運，一個極重要的角色。尤其在90年代後東海的學生更以校園空間議題為主軸，不斷展開各種校內運動。這其中1990年的「相思林事件」遊行是最著名的，但在1994年的「德耀路大石頭事件」引發的張貼海報、彩繪石頭的抗議行動，以及1999年因為校方意圖砍伐相思林地興建停車場，引起學生包圍佔領校長室近12小時的「118停車場事件」，以及2003年為反對台中市府計畫開路穿越校園的「東海教堂聯外道路事件等」等，都是引起當時媒體及社會注目的重要事件。
東海校方對於這些事件的成因，其解釋是非常簡單的：
東海校園林木扶疏，人文氣息濃厚，根據統計，第一志願選擇東海的學生，百分之四十是因為本校具有美麗的校園，學生對校園景觀的規劃也因此有較強烈的意見（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1998：38）
但仔細分析歷次運動中學生的訴求，就會發現學生的動機並非這麼簡單，例如在1999年「118停車場事件」發生後，由學生編成的「從相思出發」一書的前言：
我們痛惜的，絕不僅是一棵棵倒下的相思樹….簡單的說，整個相思林事件的爆發，清楚的暴露出校園民主的崩壞，教育資源的缺乏，以及整體校園景觀長程規劃的闕如（人間/台研，1999）
同時翻查東海校史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早在1970年代，東海學生就開始以校園景觀建築為主題，在討論大學的社會角色與大學教育的意義 。可以明顯的看出來，東海學生這一連串的行動，並非只是為了護衛「最美麗的大學」之名，其中含有對台灣社會現狀以及高等教育發展的深刻批判。同時在校園空間議題的行動上，不同世代的東海人之間，有著幽微的歷史聯繫。這些都是校方片面而單一的解釋所無法呈現的。
對於學生運動進行片面而單一的解釋，其實是整個台灣社會的通病。由於三月學運重要的政治和象徵性意義，「野百合」幾乎是台灣社會對學生運動的唯一想像。人們將目光集中在中正廟的廣場上，以是否能重現當年野百合學運的盛況來衡量運動的成敗，緊盯住幾位當年學運的領導人物，以他們現在在社會上的表現，放大成整個運動對理想的堅持或背叛。在據說已走向多元化的台灣社會，對於學生運動還只有如此單一而薄弱的想像，暴露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但對於目前仍在各大學一角負隅頑抗的團體或個人來說，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具有社會整體視野的對過去歷史的紀錄與反省，而這是仍殷切期盼「野百合重現」的台灣社會與媒體，所最不能給予這些校園的理想主義者的禮物。
以我個人有限的時間精力，我只能利用寫作碩士論文的機會，嘗試以一個宏觀的角度，去紀錄和反省我和我的同伴們所曾經走過的歷史，以做為未來的理想主義者的踏腳石。期盼這個島嶼能夠走出「中正」的魔咒，而能在各個校園的土地上，種下屬於自己環境的「自由之樹」。
II
放大視角面對整體台灣社會，如果把東海大學十餘年來持續不斷的「校園空間運動」歷史，放在90年代台灣社會變化的背景下來觀察，則這些看似只發生在特定校園內的事件，究竟具有甚麼樣的社會意涵？
台灣的學生運動在日據時期以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議題初試啼聲，而後逐漸發展，在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遭到撲殺，於師大的四六事件後的一連串鎮壓逐漸銷聲匿跡。在60年代時因為保釣運動而再起，透過70年代部分學生個別參與《夏潮》、黨外運動而得到思想啟蒙，於80年代開始突破政治禁忌，而在組織和活動規模上有大幅度進展。在1990年的「三月學運」後，台灣的學運取得了正當性，不再被視為會導致亡國的洪水猛獸，並逐漸往前發展邁進。
「三月學運」不論對於台灣社會，以及學運本身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目前關於台灣學運完整的分析與記錄，也只到「三月學運」為止。出版於1993年6月，由鄧丕雲著的《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目前為止，唯一對台灣80年代後發展起來的學生運動，企圖進行完整記錄的著作。在「三月學運」之後，90年代幾個重大的學運事件，例如罷課長達一個月的「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以及90年代末期的「反高學費運動」，至今都沒有專門的論文、書籍予以紀錄。
這幾年因著媒體炒作，出現大量以「世代建構」做為青年身份的詞彙，而有「學運世代」這樣的稱呼出現。同時還有對「學運不再」的惋惜，彷彿台灣的學運已成為一種過去的理想、只能作為「過去完成式」而緬懷。2004年4月一場以「重現野百合」為名的中正紀念堂前學生絕食靜坐抗議活動，因為後續動員不足而黯然落幕，似乎又更加深了社會大眾對「學運已死」的認知。
然而台灣的學生運動真的消失了嗎？在2003年10月因為台中市政府意圖開路穿越校園，引發了東海大學學生激烈的抗議行動，從連署、網路攻擊到遊行、公投，持續了一個月的行動。在美國攻擊伊拉克事件發生後，許多大學的社團也紛紛響應校外反戰遊行、音樂會。再遠一些，在1999年921地震發生後，中部東海、中興等校學生，也組成「新社會學生鬥陣」，協助災區居民重建工作，進行社區居民訪查。而反高學費運動，幾乎成為北部輔大「黑水溝」 社等社團，每年下學期必定推動的議題。以筆者個人看來，台灣的學運並沒有消失，只是不再以社會所期待的方式出現。
那麼在野百合學運之後，台灣的學生運動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又面對著甚麼樣的課題呢？
雖然記述時間只到1990年的「三月學運」和其後的「反軍人干政」為止，然而在書末，鄧丕雲以其有限的觀察提出了三月學運之後，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幾個新的面向：中區學生運動、女學生運動、台語文與台研的串聯、校園草根群眾的出現（鄧丕雲，1993：390）。
在鄧丕雲看來，三月學運之後校園草根群眾（grassroots） 的大量出現，為既有的學運團體帶來新的挑戰。由於這些草根群眾自主性高，會形成自己的行動方式，因此不是學運團體所能控制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校園群眾自主動員系統由於組織化不夠，因此在行動上呈現暴起暴落，而在校際合作的代表權上，往往又為學運團體所壟斷。因此在平時學運團體無法吸納這些群眾，而當運動或抗爭發生時，由於這些群眾是自主動員的，和學運團體間又有著微妙的關係。
90年三月學運後，學生運動雖然取得台灣社會的認可，但是學運本身的「主體性」的問題，並沒有因此獲得解決。1992年楊明敏在＜學運的精神分析＞（楊明敏，1992）一文中，利用繁難的拉康、德勒茲的精神分析理論，指出「三月學運」及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次年的「反白色恐怖」活動，都凸顯了學運本身主體性的貧弱，只能透過鏡像式的模仿天安門學運，或將自我神聖化，再激烈的排除異己過程中，肯定自身的存在。
那麼要如何克服學運團體和校園草根群眾間的斷裂？設法建立起學運真正的「主體性」呢？在這方面90年代的許多學生運動參與者，在實踐和論述上都做出些許嘗試。其中「大學社區運動」方向的提出，或許是和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最有關係的。
1992年一群「三月學運」的參與者，曾發行一份名為《野百合通訊》的刊物，期望透過持續的討論和交流，進行各學運團團體間的資訊交流，對過去運動經驗的反省，並進而思考未來的運動路線 。在第二期的刊物上，黃新高為文指出當時學運的主題，主要可區分為1.校園議題的開發，2.透過學生對社會運動的參與，進而將社會議題拉回到校園裡頭兩種類型。但是不論哪種類型的議題，都共同面臨一個問題：如何長期經營？ （《野百合通訊》，1993a：19）。黃新高建議如果要克服這個困難，有必要將「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具體化、物質化，它將不再訴諸學生的道德性」（前揭文：20），也就是「學生運動」的方向不能完全集中在以「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的形象，為整體的社會議題發聲，而要將議題拉回到學生的日常生活，並藉此進行校園內的組織。
黃新高的文章刊出後，立即得到當時文化大學的學運團體「草山學會」的陳柏偉等人的呼應，認為「大學社區運動」或許是之後學運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 。並從學運幹部和一般學生的關係、議題如何選擇與深化、如何和大社會的主要矛盾扣連等面向，提出往這個方向進行的學運可能必須思考的問題。並在文章結尾時提出：
學運份子如何調整以往大規模動員、期待狂熱的政治衝突的心態，潛心於發展新的運動形式，乃是當前的重要課題。…面對隨著政經結構的變遷而轉必的校園，學運團體必定得在貼近『物質基礎』」的思考上，做出『世俗化』的準備。而一切基進行動的可能方向由此產生（《野百合通訊》，1993b：42，底線為筆者所加）
並樂觀的認為：
除了文化之外，這幾年在輔大、東海等校已開始思考『大學社區』的理論，並有各自不同的論述與實踐方向，有理由相信其他各校在不久的將來必會有這方面的重大發展（前揭文：42）
將東海大學自1988年後發生的一系列「校園空間問題」的爭議，擺在前述的背景下來觀察。其實可以視為是台灣學運的部分團體，企圖透過「大學社區」的運動方向與議題，克服90年三月學運後學運社團和校園群眾間的斷裂，進行長期的校園經營的實踐嘗試之一。認真的分析和反省東海校園的歷史經驗，有助於我們思考和掌握9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可能性與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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