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柒章 研究問題三： 抗爭形式與組織技術的實踐
社會運動過程中的採用的行動策略、抗爭形式，是在社會運動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根據Donatella della Porta和Mario Diani二氏的研究，由於社會運動的行動者，經常是社會中較沒有權力資源的群體，他們必須必須使用更多間接的管道來影響決策，經常要向媒體或更具影響力的行動者進行間接勸說，這使得社會運動所使用的說服與強制等方法，往往具有別出心裁、非正統、戲劇化，以及爭議性等特質。（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2002：195—196）
行動策略和抗爭形式的選用，可以歸類在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所說的行動策略總戲碼（repertoire）的選擇中：「…對任一特定的團體而言，在抗爭時，它用以面對不同的個人或團體，以及面對不同的行動目標時所能採用的所有方法的集合體，可以稱之為是其行動策略總戲碼（repertoire）。」（查爾斯•提利，1999：10）
提利認為從歷史的眼光來審視群眾的集體行為，會發現常常只是幾種行動類型的重覆。「儘管在理論上，採取另一種不熟悉的方式可能會對自己更為有利，但人們往往還是會選擇自己最習慣的方式或根據這些方式略加調整。因此我們可以大致把特定的行動策略總戲碼對應到特定的群體身上，而某個群體的行動策略總戲碼，又會隨著該群體的利益、時機和組織的改變而改變。」（同上）。
除了群體的利益、時機與組織的變化等因素外，提利認為行動策略總戲碼的選擇還受到：「（一）群眾的生活常規及其內部結構（二）關於權利及義務的當下標準（三）群眾對集體行動所具有的經驗（四）現有的壓制措施。」（前揭書：19）等因素的影響。
提利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行動策和抗爭形式的選擇和行動者所處的環境的歷史、文化脈絡，以及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在前一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和記憶文化論述的建構，對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發生有極重要的影響，這個影響力同樣也表現在運動時所使用的策略和形式，因此有深入分析的必要
同時關於提利所說的「組織」會對行動總戲碼的選擇產生影響，我們可以從李丁讚和林文源的研究中，結合傅柯「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概念，所提出的「組織技術」的實踐中，獲得更具體的說明。因此行動總戲碼的選擇，涉及到運動的組織網絡的問題，以及如何透過運動的實踐產生出特定主體的問題。這具體關連到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意識：「在社會運動實踐中所表現的『公共性』產生的可能與限制」，因此更必須加以分析。
關於這些抗爭形式與組織技術的發展演變，我想特別強調兩點，一、這些技術與形式的發展都是在和一定的對立面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同時對立面本身也會發展出一系列的「反制技術」來消解社會運動行動者的力量。二、所有這些技術和形式的實踐都是要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文化脈絡下，才有可能產生效用，關於第二點，我將其留到下一章再進行分析。
第一節 抗爭形式與組織技術的演變
在十餘年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歷史過程中，學生們先後採取了多種抗爭的形式，包括海報抗議、噴漆、公聽會爭執、遊行、頑鬥主義、空間佔領、公投等。
早期的「約農河事件」、「新宗教中心事件」中，主要是透過海報抗議進行，另外當時為爭取言論自由而成立的地下社團「東潮」，也以地下刊物的形式對校方決策進行抨擊。由於當時還是政治高壓時期，「東潮」等地下社團，為了避免校方的處分，採取單線聯絡、秘密行動的方式，只能對學校的決策進行抨擊，但很難做到學生力量的整合與行動的反思。根據初步的訪查，在「約農河事件」時由於部分建築系老師的建議，東海曾召開「公聽會」和學生進行對話，當時有部分學生和行政單位發生嚴重的言語衝突 。而「宗教中心事件」後也有學生在校園各重要出入口噴漆洩憤。但很難說這些都是「東潮」有計畫的行動。
「相思林事件」發生前一年，由校園民主化的浪潮，使得原來的地下抗議可以正式地上化。「社團」成為學生抗議行動的核心和發動機。在前次運動中所建立的人際關係，可以透過具體的社團活動進行聯繫和組織，在下一次運動發生時產生更大的力量。而其行動方式主要是以刊物、海報、新聞稿等方式進行，同時學校為表現決策民主化所進行的「公聽會」，也成了學生和校方進行抗爭的空間。而「相思林事件」更開啟了東海校園內抗議遊行的先河，此後凡是遇到重大校園空間爭議，在文理大道上遊行，就變成了抗爭的慣例。
從1990到1994年，五年的相思林事件抗爭經驗，使得學生們思考到必須轉換行動策略以吸引更多同學參與。因此在「德耀路事件」中，學生採取了「彩繪德耀路」的頑鬥主義（vandalism，參見何方，1990：74—78）對校方決策進行抗議。
1999年的「118停車場」事件中，在校長室「等候」校長12小時，可說是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中，頭一次出現以「空間佔領」為手段的抗爭。這個形式激烈挑戰到校方行政人員的權威 ，引起當時各媒體注意，對學生晚間的集結產生很大的效果。同時由於網路使用的普及，這也是學生首次大量使用網路進行宣傳、動員行動，並在事件結束後於校園內發生一場網路上的激烈論戰。
而在2003年的「教堂聯外道路事件中」，整整一個月的抗爭中，幾乎是各種手段用盡：海報、連署、說明會、跑宿舍、遊行還有公投，讓「東海教堂聯外道路事件」成為整整一個月內中部媒體的焦點。在這些策略的使用中，包括文宣內容到遊行路線的規劃 ，我們都可以看到過去運動行動模式的重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東海「社區型」大學的特性，以及校內大一全體住校的傳統，參與運動的學生多半會花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在進行校內同學的宣傳和組織。例如在2003年的「教堂聯外道路事件中」，人間/台研的幹部幾乎是每天晚上，有計畫的輪流跑各宿舍發文宣、連署書、進行宣傳活動。這和一般台北學校學生，往往把運動的重心花在媒體，以及中央機關前的抗爭活動，有些許的差異。
除了住校傳統外，和政治中心的台北市不同，台中市完全沒有任何社運團體進駐，具有批判意識的學生只能往校園內尋找議題。人間、台研社在暑假時，也會像台北的學運團體到台南七股、高雄美濃、南投酒廠等地出工作隊，但這些地方都距學校太遠，開學後就不可能往這些地方跑。而東海大學和其周邊自成一個生活圈，校內又有大一學生全體住校的傳統，相較之下，重視校園經營是很自然的選擇。人間/台研在台灣學生運動的論述上經常提出的「校園基地論」：「以社會實踐為學運方向，但強調校園才是學運的基地」（鄧丕雲，1993：271），必須在這樣的環境因素中去理解。這種特性也促進了「異議性社團」對校園空間議題積極介入的動力。因此校園空間議題在東海的持續發酵，除了政策性與社會結構性和東海校園歷史的因素外，東海的「異議性社團」在環境條件的限制下，對校內議題較多的關注（對比於北部學校），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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