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一節是口試的時候，被評審委員批評最多的一節。認為雖然有嘗試跳脫傳統派系史觀的意圖，但是並未有效的把當時的政治語言與實際的實踐做有效區分。因此批判和分析的最後，好像還是回到了原來傳統對學運認識框架。複製了傳統人間/台研和大度山社的對立的政治語言，唉！誰叫我當年也是其中一員呢...自我批判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第二節 異議性社團彼此間的互動
就目前的分析來看，大部分的校園空間運動主要都是由東海校內的「異議性社團」所發起，這些「異議性社團」一方面在不斷的實踐中，累積和傳承校園運動的歷史記憶，同時也透過各種方式，進行和校內其他不同團體的串連和結盟。
異議性社團的母體--東風社
相較於台灣許多公私立大學的學生，仍然處於保守父權的行政管理之下 ，東海的「異議性社團」在行動上的積極性和延續性，確實是相當特殊的。雖然還有待進一步的分析，但初步推測，東海最初是接受國外資助的教會學校，在行政和管理上都較當時一般傳統院校更為自由。同時早期的東海在排名上和台大等校不相上下，某種菁英知識份子的想像，對於自由、開放、多元文化的重視，都在日後影響到東海的校風 。
僅以校園文化因素來分析東海「異議性社團」積極的活動力，當然過於粗陋。從異議性社團發展的歷史上來看，「人間」、「台研」、「大度山」等目前在東海都還十分活躍的「異議性社團」，都和東海早期頗負盛名的學生文藝社團「東風社」有密切的關連。
「東風社」成立於民國45年7月，本來是直屬校長室，經費也由校長室直接撥洽。當時「東風社」的成員多為中文系學生，社團刊物《東風》也較偏重於文藝性質，每期篇幅約20餘頁。《東風》出版至第五期，開始改為雙月刊，同時內容走向「綜合性刊物」包括文藝創作、人文、譯介、社會科學及人文思想的評介等等。針對東海在民國60年以後面對的挑戰，「東風社」也曾舉辦「東海週」活動，並在刊物上以專題形式，介入對東海未來發展的討論。「東風社」雖然是一個學生社團，但其對早期東海校園文化和學風的貢獻，可以由校史上這一段話明白表露：
「東風社亦將自由思考的風氣帶進校園，藉由公開的活動，讓每個參與者都可因為多樣化的觀點和思想，匯成更成熟的關懷態度，並使東海的學術精神更為開放」（東海大學，1995：32）。
從歷史的過程來看，戒嚴時期的台灣，由於政治和言論的壓制，連辦讀書會都限制重重。因此一般較富批判思想、獨立思考精神的學生都聚集在文藝性社團，藉文學創作、討論的活動，尋求解放的空間。這使得「東風社」成為戒嚴時期的東海校園最富批判力的社團，從中產生了許多日後參與東海校內學生運動的學生。
「東風社」成員和社團文化的批判性，理所當然的會和當時校內的行政管理系統發生許多衝突。在80年代末期，「東風社」改選社長，教官室幕後策動大批學生進入東風社，意圖將東風社「質變」。在東風社原有幹部發覺後立即策動其他學生加入東風社，形成兩邊勢力進行大舉招收「人頭社員」相互較勁，競逐社長的情況。
東潮的出現與分化
在80年代末期，東海校內部分較富批判思想的學生，已不滿於只是利用社團活動和刊物進行文字的討論，而希望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來趕改變周遭的環境。部分法律系、政治系、「東風社」的成員相互結合，以經費公開、重新定位學生活動中心為訴求，推出候選人參與1987年5月的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的選舉。同時在1987年6月發行地下刊物《東潮》，以體制外的行動爭取言論免審稿權、校園民主，在校內造成很大的衝擊。
《東潮》是一份地下刊物，其發行團體名為「吹浪之鯨」， 但是東海學生多半以「東潮」稱呼這個團體，連「東潮」成員後來都不使用這個名稱，而以「東潮」為名參與校內外的活動。
由於「東潮」採取地上及地下的雙線行動，地上的行動是以學生活動中心推動學生自治，地下則是運動造勢。這種雙重行動大約持續了半年，由於體制內和體制外行動在思考和實踐上有許多衝突，隱埋了「東潮」成員分化的伏筆。約在1987年底，「東潮」決定公開化，由於公開化意味著抗爭的激進化，使得成員內部的分化更凸顯，到了1989年東潮正式分化成為「人間工作坊」和「大度山社」兩社，成為今日東海「異議性社團」的濫觴。（鄧丕雲，1993：116、167）
人間/台研與大度山社
分化後的「東潮」，原先參與學生活動中心幹部運作，偏向體制內抗爭的成員，在1988年9月成立「青年中國學社」，發行社團刊物「大度山」。和「東潮」的狀況類似，後來東海學生多以「大度山社」稱呼，「青年中國學社」之名則僅遺留在東海學生會社團部的檔案中。
另外一群較偏向體制外抗爭的學生，則於1989年9月21日成立了「人間工作坊」（以下簡稱「人間」或「東海人間」）發行社團刊物「人間札記」。在1991年「人間工作坊」成員又另外成立了「台灣文化研究社」，（以下簡稱「台研」或「東海台研」）發行刊物「思想枝」。但和「東潮」後來的情況不同，「人間」和「台研」雖然各自獨立招生運作，但在校內各項議題的推動，以及校外活動的參與上，合作十分密切。東海學生普遍以人間/台研，並稱兩社團。
人間/台研和大度山社兩方在校內運動實踐上的衝突，是曾經參與過90年代東海校內運動的學生耳熟能詳的故事，甚至連曾參與三月學運的北部學運社團幹部都熟知。兩方的幹部雖都曾經嘗試相互合作，但最後都是鬧到不歡而散、對立較勁。尤其是每年的學生會會長選舉，兩方都以「改革派」自居，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選舉，變成「改革派」陣營的「鬩牆之爭」。在1994年「德耀路大石頭」事件時，人間/台研與校內其他社團發起「彩繪德耀路」活動，「大度山社」成員在未事先知會人間/台研社成員的情況下，自行在校內任意噴漆，在學生陣營內部引發劇烈的衝突。到90年代後期，由於人間/台研決定不再參與學生會長選舉，衝突稍緩。但是後來人間/台研積極參與的「118事件」，以及聯合校內相關科系（景觀、建築）、社團學生組成「東海希望聯盟」並發起的一連串運動（例如：V大樓、校門口改建、東海宿舍事件），「大度山社」也都沒有參與其中。
學運的派系史觀與批評
關於人間/台研和「大度山社」的衝突，其實在80年代末期台灣學生運動史上就有先例，當時參與學運的學生依著歷史的發展也曾分成：自由之愛vs大革會，然後是台大系統VS民學聯。鄧丕雲認為：「導致（學運）整合失敗的衝突，並不是真正的路線或意識型態之爭。真正的原因是團體的認同感…」（鄧丕雲，1993：201）他認為由於台灣學運的發展是由在校園占絕對少數的團體發起，因此各團體的小團體性格十分濃厚，內部凝聚力高，對外排斥力也強。（前揭書：201）使得「派系史觀是學運中最具支配性的解釋」（前揭書：202）
鄧丕雲將學運內部的派系分化，一概視為是由團體認同和溝通上的差異所造成，這種觀點遭到三月學運其他成員的強烈質疑。在由前三月學運成員（主要是當時非台大系統的「民學聯」社團幹部及後繼者）發行的「野百合通訊」中，周奕成批評鄧丕雲：「因為只用心理歸因，不做政治主張、意識型態的考察，所以只能看到派系鬥爭，看不到路線歧異。因為只用權力途徑，不做歷史的、結構性的觀照，所以只能理解線性因果，而不能理解各種因素的辯證關係。」（野百合通訊，1993b：29）
在東海校內一般學生對人間/台研與「大度山社」兩方的衝突，似乎也抱著某種鄧丕雲所言的「派系史觀」，頂多更犬儒的認為兩方都在「搶資源」。但是究竟兩方的「資源」」是什麼？為什麼同樣的資源，（例如：學生會長的位置）兩方不能共享？卻總沒人能說得清楚，或者如鄧丕雲一樣，將其化為人際網絡和團體認同上的差異。
另一方面人間/台研和「大度山社」兩方又常以高度的政治和意識型態語言，例如：左翼VS自由派、社運VS政運、新潮流VS美麗島等，進行自我辨認和相互區隔，但是兩方除了不斷重述過去歷史中的恩恩怨怨，互相指責對方的不是之外，卻總沒能說清楚，雙方真正具體，明確的差異在哪裡。從整體東海校園來看，兩方都是校園內的少數，歷次的運動中所能集結、動員的群眾，從未超過校內學生的半數。因此所謂路線之爭，到底意味著什麼？就更啟人疑竇。
在「野百合通訊」第六期，楊添圍更具體化了前述周奕成的評論，他批評鄧丕雲的觀點：「完全忽略了運動經驗對學運團體的影響」同時又說：「以派系來看學運的確是便宜之計，而且永遠可以自圓其說，派系既可以是爭執和矛盾的原因，同時又可以是結果。因為，以派系來看學運，可以省略當時台灣政治經濟環境對社會運動乃至學運的影響。可以忽略社會運動在運動過程中，經由參與和和抗爭而引發的反省和再教育作用。」（野百合通訊，1994a：22）
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提出過社會學研究的四個層次：「（1）用詮釋學的方式來闡明意義框架（2）研究實踐意識（無意識）的情境與形式（3）辨別認知能力的各種侷限（4）對秩序制度進行說明」（紀登斯，2002：340），對紀登斯而言，社會行動者對自身行動的說明屬於第一個層次，也就是「意義框架」的分析，這個層次的分析絕對必要，但是必須放在和後三個層次的分析的連結的考量上。從這點來看，我們不能說人間/台研和「大度山社」兩方對彼此的區別所使用的政治語言是無意義的，這反映了兩方對台灣社會現狀不同的認知。但是更重要的是透過歷史和社會結構的分析，以及兩方不同的社會實踐經驗的對比去發掘出兩方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意義框架」的基礎。同時並反省到兩方的認知能力的侷限，以及各種「不方便的事實」的存在。輕率的將兩方的差異以「團體認同」、「溝通不良」「搶奪資源」等理由予以取消，或是用「政治正確」的立場將其「無限上綱」、過度道德化，都不是正確的作法。
社會實踐經驗與組織運作的差異
初步看起來人間/台研和「大度山社」兩方，在「東潮」時期就存在著體制內與體制外不同的運動實踐經驗的差異，但僅只以此解釋仍太過牽強。同時體制內VS體制外，本身就是當時兩方進行自我區隔、鬥爭時所使用的符號，以此來解釋兩方的差異，只會陷入楊添圍所批評的自圓其說的「套套邏輯」的困境。
在90年代台灣的學運團體中，人間/台研素來以其高度的「組織行動力」而聞名，其成員在行動和意識型態上的高度統一性，曾讓三月學運時中興法商的幹部丁勇言評為：「人間，那根本不是一個社團，而是一個黨。」在90年代初期，盛傳北部學運圈一直有種「東海神話」的想像，其產生原因來自於每次台北有任何的抗議活動如：反核遊行、反高學費等活動，東海往往可以帶上十來個人來參加活動，同時每次的成員似乎都不太相同，讓人摸不清楚究竟東海的社團有多少成員。許多人間/台研的學長姐們在畢業後，也還會和社團保持聯繫，甚至運用社運力量協助校園社團發展。例如在921地震發生後，參與「921災盟」的人間/台研畢業學長姐，就針對東海校內學生舉辦營隊，讓社團幹部有更多機會招募校內學生入社。
同時人間/台研一直和國內各社運團體保持緊密的接觸，每年寒暑假例行的下鄉、訪調活動，足跡從高雄美濃的客家聚落到宜蘭大同的原住民部落。這樣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更強化了人間/台研偏向左翼的意識型態，強調由下而上、社會運動、階級分析的重要性。
左翼的意識型態中，列寧「先鋒隊」的思想，又頗吻合於人間/台研位於東海校園內的情境。反過來這樣的意識型態也強化了人間/台研在集體行動上的組織性和統一性。使其社團的內聚力更高。
高度的組織性，同時使得人間/台研重視運動經驗的累積。由於中部地區的房租較便宜，「工作室」一直是人間/台研的運動實踐中重要的傳統。社團成員每學期共同分攤房租，（或由學長姐贊助），一起租下一棟房子當「工作室」。社團開會、編刊物、畫海報等活動都在「工作室」進行，每次活動的文宣、海報、相片等也都集中在「工作室」存放。這種歷史資料的累積，使得人間/台研的成員在每次校園空間議題發生時，能立即製作文宣、小冊子，重述從相思林至今的校園空間運動歷史，提出足以和校方匹敵的論述。在2003年「東海教堂聯外道路事件」中，完全沒有策劃遊行經驗的人間/台研幹部，僅憑著學長姐在199年「118停車場事件」中留下的文宣和會議記錄，就把一場遊行辦起來。這種行動和經驗的延續性，一直是人間/台研的特色。但是龐大的資料堆積，也讓「搬工作室」成為身經百戰，不畏校方打壓的人間/台研幹部最大的惡夢。
另一方面來看「大度山社」，初期「大度山社」的成員，也和人間/台研的成員一樣和社運團體進行密切的互動，但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這樣的互動卻日益稀少，甚至連和北部的學運團體的互動都不存在。而大度山社的畢業學長，多半加入政黨活動的部門，雖然政黨政治也能對校內內社團活動提供支援，但除參與校外選舉活動，很難進行像人間/台研那樣例行性的寒暑假下鄉訪調活動。同時選舉活動也並非每年都可以讓學生固定參與。政治活動的理念又和社運所強調的偏於左翼的階級分析觀點有諸多差異，兩方面在意識型態的差異自是越來越遠。
人間/台研的成員在校內經常給予人一種「開口、閉口都是馬克思」的印象，雖然有過度教條化運用馬克主義的傾向，但也使得其成員在思考和行動上易於達成共識。相較之下人間/台研成員就經常抱怨和「大度山社」的幹部互動，其協議經常更改，而且常是不同的人講不同的話，找不到真正可以做決定的人。 連內部的意識型態和行動的統一都做不到，更不用說對於過去實踐經驗的累積與傳承。這使得「大度山社」對於現狀的判斷，很容易受到流行時勢的左右。而台灣在90年代後期，由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所帶起的「羅馬旋風」、「政治偶像化、美學化」的傾向，理所當然的必會影響到校園內學生對政治的想像。90年代後期，人間/台研放棄參與學生會長選舉，但是「大度山社」仍積極參與，甚至因和學生議會成員發生衝突，而演出「全武行」，上演「民主鬧劇」。這些都必須放在社會情境的影響和組織運作模式的差異上來探討，而非只是單純的社運VS政運的二元對立。
女研社
女學生運動或說性別運動的出現，被鄧丕雲認為是90年代初期學生運動的新面貌之一。但和大多數學校狀況類似，東海的女研社，在初期幾乎完全和人間/台研、大度山社等所謂「學運社團」沒有任何互動。但這並非意味著女研社對校園空間問題沒有參與，只是女研社想從性別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但往往會得出和人間、台研等社不一樣的觀點。例如女舍門禁問題，就是女研社一直持續推動的議題。而對自相思林事件以來，學生一直拼命保護的相思林，女研社也曾以「女性安全」的觀點，提出不同的看法。在90年代後期，東海女研社才與人間、台研社有較緊密的互動，參與了1998年的「小惠事件」、1999年的「118事件」，這其間的轉折頗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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