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之傳說 在這個善於遺忘的島嶼上， 所有曾經發生過的一切 彷彿都只能像雪花一樣 消失在正午的陽光下 不相信宿命的人 正向無物之陣裡投出自己的標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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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文獻縱覽—在三月之後

90年代的台灣學運

雖然記述時間只到1990年的三月學運，然而在書末，鄧丕雲以其有限的觀察提出了三月學運之後，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幾個新的面向：中區學生運動、女學生運動、台語文與台研的串聯、校園草根群眾的出現（鄧丕雲，1993：390）。

在鄧丕雲看來，三月學運之後校園草根群眾（grassroots） 的大量出現，為既有的學運團體帶來新的挑戰。由於這些草根群眾自主性高，會形成自己的行動方式，因此不是學運團體所能控制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校園群眾自主動員系統由於組織化不夠，因此在行動上呈現暴起暴落，而在校際合作的代表權上，往往又為學運團體所壟斷。因此在平時學運團體無法吸納這些群眾，而當運動或抗爭發生時，由於這些群眾是自主動員的，和學運團體間又有著微妙的關係。

事實上台灣的學生運動，雖然在90年三月學運後取得了社會認可的正當性，但是學運本身的「主體性」的問題，卻並沒有因此獲得解決。1992年楊明敏在其＜學運的精神分析＞（楊明敏，1992）一文中，利用繁難的拉康、德勒茲的精神分析理論，指出「三月學運」及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次年的「反白色恐怖」活動，都凸顯了學運本身主體性的貧弱，只能透過鏡像式的模仿天安門學運，或將自我神聖化，再激烈的排除異己過程中，肯定自身的存在。

經過五年，在1998年四月「反高學費運動」發生後，當時輔大黑水溝社的幹部丁穩勝發表一篇名為「尋找學運新核」的文章（丁穩勝，1998），將反高學費運動視為學生運動在建立自己主體性的嘗試，學生運動企圖從社會運動（工運、環保運動…）的支援者的角色，逐漸建立自己的議題和動員資源的獨立性。

將這些變化和三月學運作比較，90年代的學生運動的樣貌似乎顯得多樣而自主，而非像三月學運一樣集中在政治結構的變革上。但是這種在議題和群眾上多元而自主的現象，也為90年代的學生運動帶來新的難題：要如何創造學運自身的主體性？丁穩勝對反高學費運動的厚望，其實也表現了隱藏在學運社團幹部內心的焦慮。

建立主體性與文化論述、組織技術

對丁穩勝而言「建立學運主體性」，並非只是尋求運動資源或議題的獨立而已，在獨立的議題之上，必須進一步的「..在資源上有所積累（如組織的擴大、人員的增加），進步意識得以進行再生產（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認識與批判），所謂與社會會動的連結也才具備實質意義（不再純粹被收編）」（丁穩勝，1998）

在校園內外情勢丕變的情境下，學運社團必須尋求新的議題和實踐方式，進行校內多元的群眾的組織，並設法和不同性質的社團（甚至是跨校）進行連結，這些都和李丁讚和林文源的論文中所討論到的文化論述、治理性與組織技術密切相關。以個人曾參與反高學費運動的經驗，這些組織技術和文化論述的實踐，在各個學校間也有很大的差異，特別是中部和北部的學校之間。北部的學校傾向於將人力集中在教育部等媒體可見性高的空間，中部學校則較期望在校內舉辦公聽會、進行宿舍宣傳，這都反映了運動的實踐和在地的文化情境的密切關連。

如果90年代的學生運動在議題和實踐上都是多元的話，那我們其實很難用一或兩篇論文簡單的描繪出當時運動的全貌。出於個人的實踐經驗和關心，我希望可以透過對東海大學自1987年來持續不斷的校園空間運動的研究，為台灣學生運動的研究論述開啟一個對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