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貳章 研究動機—從超克後威權到社會學習
第一節 如何超克後威權？對公共性的反省
2003年10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以下簡稱「台社」）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上，以編委會的名義提出了名為＜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的主題論文。在論文中定位目前的台灣是處在一個「後威權」的時代，在檯面上兩黨政治的沸沸揚揚之下，是公民的軟弱無力與缺乏公共參與。至於台灣社會為何發展到後威權時代這般雜亂虛空與實質不公的局面，論文中認為這和台灣社會民主發展過程中，產生出的「省籍路徑民主化」結構密切相關。尤其在兩岸人民持續保持敵意的緊張情勢下，各類的社會矛盾雖能短暫發出憤怒與不平之鳴，但很快的便被吸納在「省籍路徑民主化」的大傘結構下，被轉化為省籍或藍綠的政治矛盾，而無法發展出普遍性的權利論述，擴大連結，對抗政治魔咒。
《台社》編委會提出這篇論文的目的，並不僅止於解釋現狀，而更希望透過這篇論文能引發變革現狀的可能。文中界定台灣社會的公共化與民主化的目標，「最終而言必須是這些主體能夠在公共領域裡進行普遍性的權利論述」（台社季刊，2003：15）。
從公共性到社會運動
「公共化」被界定為是台灣社會民主化的目標，是超越並克服現在的後威權的政治格局的法門，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學習的過程：「如何使我們成為民主社會中的一個真正的公共行動者，嚴峻著要求我們脫落自己私的、政治幼稚的性格角色，學習在公共領域中進行公共論述，全面公共化因此不僅是外指的，也是指向自身的。」（台社季刊，2003：18）
「公共性」與「公共化」是台社季刊這篇為現實台灣社會定調的論文的關鍵概念。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釐清底什麼是「公共性」，同時要如何才能達到「公共性？」否則難以從對現存社會的批判中，找到實踐轉化現存體制的可能。
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或許是近來對於公共性的討論中最為著名的。他從歷史的分析中提出，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之中，一種批判性的公共討論被制度所保障。沙龍、咖啡屋、俱樂部、社團、媒體與城鎮空間都發揮了提供批判性論述的公共空間。這種公共領域形塑了市民社會的輿論，並對國家的政策施行提出批判。但是哈伯瑪斯的理論也遭遇到不少批評。主要的批評來自兩方面：（1）歷史性不足（2）對他者的包容不足（參見夏鑄九，1997：111）
針對「公共性」的相關問題，國內學者夏鑄九（夏鑄九，1997）、李丁讚（李丁讚，1997）、趙剛（趙剛，1994）等人，都先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闡發，但對「公共性」都有類似的理解：「公共性」的存在預設著一群積極主動的公眾的存在，這群公眾透過「中介團體」或哈伯瑪斯意義下的「公共領域」進行和不同的「他者」、「差異」的討論和對話，並對國家的施政進行監督和批判。
公眾當然不是與生具來就具有公共性，公共的參與與討論必須透過某種機制來進行，同時也必須有個學習和教育的過程。李丁讚認為這就是「中介團體」的作用「..我們只有藉由中介團體的運作，才可望超越渾濁不清的無意識狀態，進而釐清方向、建構行動」（李丁讚，1997，P.27）中介團體保證了持續的反省與學習的可能，同時「這些團體更必須預設著有機知識份子，才能讓這些團體有能力面對危機而真正動起來」（前揭文，P.28）。在李丁讚的觀點中，人類在社會生活中如果要能擺脫習慣、慣習的糾纏，擺脫錯誤，邁向進步，就必須透過中介團體的作用，不斷進行討論，以建立「公共論述」，他稱這個過程為「社會學習」，也是真正的「基進民主」的實踐。
李丁讚將公共領域視為不單只是不同群體間，市民社會和國家間不斷的對話和討論的空間，同時也是學習和自我教育的空間的觀點，可以透過Nancy Fraser的「從屬-反公共領域」（Sublatern Counter Publics）的概念，得到更進一步的說明。Nancy Fraser對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的觀點提出批評，認為社會並不存在單一的公共領域 。如果社會只存在一個公共領域的話，這個「唯一的、主要的公共領域」必然是壓迫性，並有意或無意的排除某些群體的。從規範的和歷史的觀點來看，從屬者（被壓迫者）會建立自己的「從屬-反公共領域」，從中發明自己的符號和論述以建立自己的認同、利益和需求。她以美國的女性主義運動為例說明，女性主義者透過書店、社團、小團體、俱樂部的運作，形成一個女性的「從屬-反公共領域」，一方面「退出」男性父權主宰的公共領域，一方面進行自我的再教育與再組織，以建立再度進入社會的「主要公共領域」進行鬥爭的基礎。經由「從屬-反公共領域」的「退出」與「再組織」兩重功能的辯證，女性主義的解放潛能才能被釋放。（Nancy Fraser，1996）
再回到最前面「台社」對台灣社會目前的危機的分析，公共化嚴重不足的後威權台灣社會，亟需要的是建立由大量、異質的中介團體和組織所形成的「從屬-反公共領域」（Sublatern Counter Publics），在其中零散的個人集結起來，進行自我組織。透過對話和討論，形塑自己的利益和論述，變成具有「主體性」的「公眾」(the Public)，並產生進入「主要公共領域」和國家、既得利益者對話和鬥爭的基礎。如此我們才能具體的掌握「台社」所謂「全面公共化因此不僅是外指的，也是指向自身的。」（台社季刊，2003：18）的真實意義。
如果「公共化」是目前台灣社會邁向民主化過程中必須努力的目標，那麼在指出龐大的的「省籍路經民主化」傘結構以「兩岸人民敵意關係」的情境對現狀的制約之外，其實我們很有必要進入社會主體日常的生活實踐中，去瞭解「公共化」的社會學習是如何可能或不可能？尤其是台灣80年代末期初現啼聲的「社會運動」，又是如何在哪些社會主體自覺或不自覺的行動中，逐漸走上低度公共化、省籍路徑民主化的歧途？我個人認為應是這篇企圖對台灣社會現狀「定調」的論文發表之後，必須繼續鑽研、探究的重要課題。
而在日常生活中，最趨近於「從屬-反公共領域」的實踐的場域，應該就是就是社會運動的場域。因此從台灣的社會運動中去觀察台灣社會中「公眾」形成的機制與限制，應是最合宜的。
第二節 社會力與社會運動
在這篇「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論文中，台社編委會曾指出在80年代末期社會運動黃金時期，「當時台灣進步的或左翼的知識份子沒有能夠在當時發展出一套論述支持社會運動，也未能在之後發展出一個論述反省這個時期的歷史經驗，」（台社季刊，2003：16）也是造成後來社會運動力量衰減、變質的歷史原因之一。
但是回顧反省當時的一些研究文獻，我個人覺得當時其實已發展了大量的論述在研究、支持社會運動，但是大部分的論述都偏向了從政治結構、由上而下的方式來解釋社會運動，這恰好和台社編委會所期待的由下而上發展的培力政治、社會運動，在視角上是完全相反的。。
李丁讚、林文源在其「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86」（李丁讚與林文源，2000）注意到，目前對台灣80年代社會抗議事件的研究，大多偏向以政治經濟結構作為解釋社會力量興起的原因，因此研究取向上，也比較偏重國家、階級等政治經濟結構的觀點，這種研究方式並未觸及到民間部門的自主性。他們認為在以民間部門為研究主體的研究，應該由社會內部自主力量如何出現作為研究焦點，而不是只是當成被解釋的對象。
李丁讚和林文源並非否認在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確實出現政治力量鬆動的社會結構變化現象，但是「外部控制力量鬆動了或不見了，社會內部的力量也不見得會自發地萌生。因此我們主張回到社會力的真正行動者—社會大眾—本身才能對社會力真正的成因作正面的回答與分析。」（前揭文：141）
因此和之前的社會運動研究不同，他們兩人首先從「文化論述」的角度去分析，台灣民眾在80年代對環境權的感受的變化，及這些變化和後來風起雲湧的環保運動的關連。接著在另一篇研究「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李丁讚與林文源，2003），又進入行動者的生活世界中，透過傅科「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概念，去分析環保運動在「組織技術」 上的變化，以及這樣的變化，如何使得群眾逐漸和運動核心隔離，使得運動的性質產生變化。
在我個人看來李丁讚和林文源這兩篇論文，開啟了一個看待台灣社會運動的新視角。他們在傳統觀察社會運動的「結構—行動」的視角外，又加入了「文化—行動」的觀察，注意到結構的矛盾必須透過文化論述系統的再現，變成群眾可以理解的語言，並賦予他們行動的合法性與動機。就我個人參與學生運動和社區運動的經驗來看，這樣一種透過論述進行架構結盟（frame alignment）的過程，其實是在運動實踐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在過去的相關研究中，卻甚少關注到這個面向的問題。
另一方面使用傅科「治理性」的概念，他們注意到在運動過程中為了形成力量、組織所使用的一系列「權力技術」，對社會運動實踐產生的影響，而不僅是在運動團體在抗議時，所採取的各種策略、訴求、目標定位等實踐上打轉。這些 都是在運動實踐中非常細微，而少為運動幹部或研究者所反省到的層面。
Donatella della Porta和Mario Diani在其所著的「社會運動概論」一書中（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2002。苗延威譯），提出了對於社會運動分析的四個層次：
（1）社會運動呈現出來的衝突，以及這些衝突的結構基礎
（2）共同信念和集體認同產生的過程
（3）社會組織與社會網絡
（4）使抗爭事件得以發展成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
（前揭書：24）
這其中第二個層次和李丁讚、林文源論文中的「文化論述」分析相關，而第三個層次的社會組織與社會網絡一方面構成了Nancy Fraser所提出的「從屬-反公共領域」更具體的實踐場域，同時也涉及了抗爭手段與李丁讚與林文源的論文中所謂的「組織技術」的實踐，我將前述的分析層次作適度修改，以掌握關於社會運動中具「公共性」的社會行動者形成的機制：：
（1） 社會運動呈現出來的衝突，以及這些衝突的結構基礎
（2） 運動中提出的論述內容以及建構的過程，這涉及到Porta 和 Diani所說的集體認同的產生過程，但我們更可以用傅柯的「治理性」的觀點，去分析產生論述所需要的概念和程序，以及背後的思考和問問題的方式（problematic）。
（3） 運動施為者（agent）為反抗宰制者，所採取的各種策略和行動。必須注意到的是。這些策略的發明和使用，都必須放在兩方對招，互動，不斷針對對方反應進行自我調整的過程中來觀察。也是一個在「從屬-反公共領域」和「主要公共領域」來回辯證的過程。
（4） 一系列在「從屬-反公共領域」中發生的基進教育、對話過程，還有各種李丁讚和林文源所稱的「組織技術」的實踐。透過這一系列的實踐，運動的施為者及其施為能力被創造出來。
（5） 使以上討論的論述建構、還有主體化實踐、組織技術實踐得以成為可能，得以產生效果的社會情境和文化脈絡。
問題：在環保運動之外？學運已死？
李丁讚及林文源的這兩篇論文主要是以台灣的環保運動為研究對象，許多的觀察也頗吻合於我大學時短暫參與環保運動的經驗。作為9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參與者之一，我很好奇於類似的機制和實踐是否也存在於台灣的學生運動中？同時因著實踐場域的不同，這些機制與實踐是否也有所變異？亦或會有和環保運動完全不同的實踐方式出現？
台灣的學生運動在日據時期以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議題初試啼聲，而後逐漸發展，在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遭到撲殺，於師大的四六事件後的一連串鎮壓逐漸銷聲匿跡。在60年代時因為保釣運動而再起，透過70年代部分學生個別參與《夏潮》、黨外運動而得到思想啟蒙，於80年開始突破政治禁忌，而在組織和活動規模上有大幅度進展。在90年的「三月學運」後，台灣的學運取得了正當性，不再被視為會導致亡國的洪水猛獸，並逐漸往前發展邁進。
「三月學運」不論對於台灣社會，以及學運本身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目前關於台灣學運完整的分析與記錄，也只到「三月學運」為止。出版於1993年6月，由鄧丕雲著的《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是我到目前為止所能找到，唯一對台灣80年代後發展起來的學生運動，企圖進行完整全面的記述的著作。在「三月學運」之後，90年代幾個重大的學運事件，例如罷課長達一個月文化大學的美術系事件，以及90年代末期的反高學費運動，至今都沒有專門的論文、書籍予以紀錄。
這兩年因著媒體炒作，出現大量以「世代建構」做為青年身份的詞彙，而有「學運世代」這樣的稱呼出現。和這個稱呼同時出現的，則是對「學運不再」的惋惜，彷彿台灣的學運已成為一種過去的理想、只能作為「過去完成式」而緬懷。
然而台灣的學生運動真的消失了嗎？在2003年10月因為台中市政府意圖開路穿越校園，引發了東海大學學生激烈的抗議行動，從連署、網路攻擊到遊行、公投，持續了一個月的行動。在美國攻擊伊拉克事件發生後，許多大學的社團也紛紛響應校外反戰遊行、音樂會。再遠一些，在1999年921地震發生後，中部東海、中興等校學生，也組成「新社會學生鬥陣」，協助災區居民重建工作，進行社區居民訪查。而反高學費運動，幾乎成為北部輔大「黑水溝」 社等學生運動團體，每年下學期必定推動的議題。學運並沒有消失，只是不再以社會所期待的方式出現。
如果「學運世代」指的不只是針對少數在80年代參與學生運動的人，而是「在台灣的歷史中，不同的世代的青年都有少數持有理想主義的精神，這是源自年輕人的熱情與憧憬，只是在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條件下，因為不同的政經結構，集體行動和社會認可的情況並不相同」（范雲，參見《當代》雜誌188期，2003年4月）。同時學生運動做為台灣青年理想主義的表現，有可能成為「..台灣新的反省的元素，或成為共同的精神資產」（范雲，前揭書）。那麼「我們實在應該好好檢討過去20年來哪些校園改革議題，如今需要核對現實需求，哪些改革議題需要重新界定，使台灣的社會改革運動獲得更新」（吳介民，前揭書）。
出於對台灣社會「超克後威權，邁向公共化」的期待，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希望能夠從台灣學生運動著手進行研究，瞭解在社會運動日常實踐的過程中，是那些機制或習慣，左右或限制了公共性產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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