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陳其南談台灣的社區營造...
木村明子（Akiko kimura)曾經跟隨御藏通和Machi-Communication的人，一起來拜訪過北埔。由於她的英文相當好，同時又是社會學背景出身，我們因此相處的非常愉快。好學的木村對於台灣的社區營造運動非常感興趣，但是來過台灣兩次，都沒有機會碰到陳其南。剛巧陳其南現在在日本京都的「同志社」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透過小蒨的居間協調，我們於是有了一次和陳其南當面請教的機會。
（回到台灣後，和一位在交大唸書的朋友談到這次和陳其南碰面的經過，她當下非常不平：『..在台灣和老師討論都還要約時間，而且大多只有半小時。你竟然可以在日本和他聊了半天！！』不過陳其南在日本本來就不像在台灣，有那麼多俗務纏身，同時剛巧日本過新年，外國人又不可能跟日本人去拜年，正是閒得慌的時候，他能夠抽出半天空陪我們，半是運氣，半也是自然。）
台灣社區營造運動的背景
原先是和陳其南約在京都車站見面，但在迷宮般的京都地鐵站，要找人可不是那麼容易，何況我們還都是外國人。經過一番波折，我們三個人終於碰到陳其南。接下來為了在新年時分找一個可以坐下來的地方，又費了些時間。總算在車站附近，找到一家小咖啡店（真的好小..）坐下來。
雖然陳其南不會講日文，但是他和木村可以用英文溝通。也因此他們交談的內容，我可以聽懂七、八成，真是感謝過去東海大學的英文教育。
木村先提到她自己的問題意識：台灣的社區運動工作者，常常會提到日本的「造町運動」，甚至有人說「社區運動」就是「造町運動」。但是她自己覺得這兩者其實不管在社會背景、政府態度上都有很大差別，甚至連實際操作過程中關心的主題也不太一樣。同時在921災後重建過程中，對於住宅的需求與經費都會是相當龐大的，但是這似乎不是台灣的社區運動所能夠處裡的。她想知道陳其南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如何？。
陳其南也認為台灣的「社區運動」和日本的「造町」其實其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不過其中的主調，主要來自台灣對在威權時代的「發展主義」的反省和批判。由於發展主義（或者更明確的說，是唯經濟的發展主義）對台灣的環境和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壞，最先開始為人所注意到的，是台灣的傳統建物、古蹟的保存的問題。約在1980到1990年之間，台灣各地出現了許多的文史工作者，這些文史工作者首先開始注意到地方文化和經濟的相衝突的問題，同時也開始設法提出不同的發展願景。這是台灣社區運動發生的一個社會背景，可以說台灣社區運動的產生，最先是來自這些文史工作者的在地方上的努力。
在威權政治的壓制下，這些文史工作者最先只能各自在自己的地方從事田野調查工作。但隨著社會與政治的開放，一些文史工作者也結合社會、政治的力量，在推動、提出社會另類發展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其實台灣和日本的社區運動雖然歷史背景不同，但都是在面對「現代化」所帶來的問題下產生的。
原先單打獨鬥的文史工作者，慢慢取得更多的資源，因此開始了台灣各種樣式的「社區運動」。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各地開始舉辦的「文化節」，其中最有名的像白河的「蓮花節」、宜蘭的「童玩節」。同時社區運動的觸角也開始慢慢去關心地方上的垃圾、交通、環境等問題。
陳其南覺得現在台灣的社區運動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台灣的民眾對國家相當的依賴。『民眾需要政府來告訴他們需要什麼！！』。在社會日趨民主化、多元化，以及各種社會議題不停湧現的情況下，陳其南「似乎」期望（註：對不起！我不太確定他的意思..)社區運動或社區團體可以作為政府和民間的一個媒介。不過在民眾沒有辦法形成共同討論、反省的能力前，這樣的想像和現實還有很大的一段落差。因此目前台灣的社區運動只能依靠許多菁英份子，例如一些專業者或是教授在居間推動，而不能完全依靠民眾自身的自發性。
陳其南覺得，現在要對台灣的社區運動做些什麼總結，或是經驗的檢討，恐怕都還太早。因為嚴格說來，台灣的社區運動其實才剛開始。
談到921地震的災後重建，陳其南認為李遠哲以其聲望發起全盟的組織，同時向政府要求一些資源投入地方的社區重建工作，在整個災後重建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可以看到有許多的年輕人、建築專業者也紛紛的投入災區的重建工作。但是同樣的我們也看到這些投下去的大批人力和資源，也慢慢遇到一些瓶頸，而逐漸退出。
建築專業者的反省
木村隨後提到日本的造町運動一方面來自許多地方人士的熱情，同時也和日本在1970年代的社會運動背景有關係。陳其南則回應，台灣的社區運動的成因，則和台灣的地方認同問題以及國家的民主化轉型密切相關。但是和日本不同的是，日本的造町運動大部分來自於地方人士的推動，然後由於其所面對的，大部分是空間問題，隨後才有許多有理想的建築工作者的介入。而台灣則不是這樣的過程。
在台灣則是先有一些關於社區建築、地方參與式設計的討論出現，逐步的動搖建築界的想法，慢慢產生轉變。這其中台大城鄉所和淡江的建築系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她們舉辦了很多營隊、研討會，同時邀請日本的一些學者，例如：宮崎清等來台灣，以及出版了一些相關的書籍。同時日本象集團參與宜蘭冬山河的規劃設計的成果，也給台灣的建築界帶來很大的刺激，帶給台灣建築界很多新的構想。這其中一個很有名的經驗，則是宜蘭二結的王公廟的「千人移廟」。
但是在這些社區運動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地方社區的民眾其實還沒有準備好。民眾需要很多的資源來進行培力。現在台灣一般社區的居民，其社區運動的想像就是向官方要錢而已。這其間也展現了台灣和日本邊地方社會的不同，在日本其地方社區的傳統還存在著;但是在台灣，地方民眾缺乏對自身環境和傳統的敏感，一般人日常生活的COMMON SENSE通常是政治，關心的也是政治議題。因此台灣的社區運動，要不斷從外界給予民眾資源。例如：很多的社區團體，就舉辦了許多的社區工作坊或是營隊，來訓練、提升民眾的能力，但是可以想見，台灣的社區運動還有很長一段路走。也因為如此，所以台灣的一些進步的建築專業、都市計畫工作者者，缺乏介入地方空間塑造的機會和媒介，而很難在社區運動中，發揮像日本的建築界在社區所扮演的作用。
台灣的「現代性」？
就台灣921的災後重建，陳其南覺得這其中也展現了和日本阪神地震不一樣的面貌。日本阪神地震主要的受災地區都在城市及城市近郊，加上日本人的民族性，因此一些生活上的細節例如：如廁，都會給給日本人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但是在台灣，以南投為例，陳其南覺得其實問題比阪神地震簡單多了。雖然住宅重建在災後是個很大的問題，但是也可以看到地方民眾常常會使用一些很簡單、很地方性的方法，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例如像鐵皮屋就是一個例子。這裡其實也可以看到台灣社會的一個傳統與現代性相互交雜、衝突的奇特過程，這些現象和衝突都展現了台灣社會的歷史特殊性，或可以說是某種「另類」的發展。
相較於台灣，日本算是亞洲最早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但是也有學者指出，日本以它自己的方式創造了自己的「現代性」，而非是完全是西方模式的「現代性」。陳其南覺得日本雖然外表看起來非常的現代化，但其實在他們的生活中某些部分，還把過去的傳統幾乎原封不動的保留著。最明顯的例子，是台灣和日本社會對個人的感覺的表現方式。台灣社會在這方面的表現空間遠比日本大，相對的日本在個人感覺的表達上就相當謹慎，甚至可以說是封閉，以致於人和人之間很難有真心的溝通。這點木村和小蒨都表示同意，似乎木村個人對這個問題也相當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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