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牆，字畫，落地窗。絕版的《新中國文學大系》前，貼着尉天驄獨子尉任之甫出生的幼女的大幅掛照，對着整室紙香瑩瑩微笑。這是尉天驄的家。環顧四方，仲春的陽光透過窗面，篩落於廳前的字與紙，茶與杯，揭亮了台灣現代文學的時空風景，也照亮了這名走過現代文學一甲子的長者的臉龐。
（YJ／攝影）
長者則斜倚椅中，溫柔凝目向眼前求教的學生，文學，藝術，尊嚴與人性，從他話音中侃侃流瀉，我恍若以往讀書時那般，一邊仰望微笑，一邊勤快筆記，彷彿時光倒轉，又回到那仍健壯美好、以知識以孺慕彼此相望的黃金時刻。簡潔一言歸之，「尉天驄」三字，就是他所欲告知我們的，台灣彼文學盛世時代，最好的闡釋。
一九五九年，還是政治大學大二生的尉天驄，創編了革新號的《筆匯》。
從五○年代的革新號《筆匯》，一路行至一九六六年《文學季刊》創刊面世，至今回首，竟已跨過半世紀的時幅。
《筆匯》與現代主義思潮
革新號的《筆匯》燃發了台灣一九五○年代末到八○年代初的文藝思潮烈焰。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政治、思想、社會、文化與藝術的劇變，使台灣的創作者再難壓抑突破傳統的革命欲望，而《筆匯》一方面大量引介西方現代文藝思潮，以特輯形式推介大量西方文藝作者與文學批評，如波特萊爾、奧尼爾、獨幕劇、詩、小說、電影、現代繪畫運動……促發彼時代的人們，尋求各種迥異於前的文藝道路，並催生出一批生力作家——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七等生、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這些繁星燦耀的名字，象徵著彼時台灣文壇的思潮解放，新興創作形式與思潮如火燎原。《筆匯》、《文學季刊》、《劇場》與其他一時爭鳴的思想、藝文刊物，好比是一座座橋樑，橋背撐過的，是人的精神。橋底流湍的，是現實的惡浪。
《筆匯》與尉天驄的青春時代似雅努斯（Ianus）般雙面而同身：「我一進來政大時，正值《政大青年》改選，要我做副總編輯。我首先主張刊物要改名，連刊物通訊處都不放政治大學地址，把蔣公遺訓一類政治套語全給摘除。」《政大青年》引起官方關注而告停，但時代的要求、人性的呼喊、創作的渴望，是永不屈服的野火！《筆匯》2卷4期中，編輯部發表〈高中生的朋友們〉一文，明告：「《筆匯》便是一群不甘渴死於沙漠的青年所培植的一支嫩綠的細草」。
談起《筆匯》時，尉天驄超然於個人視角，而代以一時代的宏觀：「當時，世界上已經有許多條道路擺在眼前，但我們還缺乏一個偉大的東西，如果繼續作同樣的事情，就不會有陳映真、王禎和這樣的作家。」
但偉大是什麼？突破是什麼？何路通往新世界？「當時作家之間誰也不認得誰。我讀了瘂弦，覺得他詩好，就寫信去邀稿，這是真正的以文會友。後來，《筆匯》有了莊靈、張照堂、劉國松、陳映真……當時誰都是無名小卒，大伙湊在一處不代表什麼，而是每個人各自變化和成長，先有個人的突破，才有時代的突破。」
「那是風暴雨烈的時代，像鄉土文學論戰時，政府真的是要抓人的！而台灣終究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原因是什麼？第一，是突破了傳統的約束——特別是政治方面——來呈現創作的力量。這種力量，有人稱作『現代主義』。」尉天驄強調，現代主義的思想主旨是突破忌諱，尤其是針對政治的禁忌、極權的高壓，猶如一把磨亮的利刃，一刀斷斬現實對於精神與尊嚴的綑縛。「創辦《筆匯》，就是想走一條自己的路。我的想法很簡單：按照真實生活的需求，用適合自己的方式，去表達屬於年輕人的思想。」
鄉土文學論戰
本為追求人的尊嚴、解放性靈的現代主義思潮，隨着八○年代消費社會興起，人人朝金錢物質看齊，有遠見之士勢必尋找另一條出路以拯救文學。「以往對人的精神痛苦的刻劃，變調為愛慾書寫和肉體的追逐，使現代主義淪為低俗的商品。」尉天驄說，「當性靈之光迅速逝亡，我們必得從低俗往高處追尋，好比波特萊爾書寫墮落的世紀末巴黎，從罪惡、世俗和一切低下之中去救贖文學的靈光！」
一九六○年，就讀台灣大學外文系的白先勇創辦《現代文學》，同年年底刊出王文興〈最快樂的事〉，尉天驄喟嘆道：「這篇小說只有寥寥數行，寫一名年輕人，他從小被告知：人性就是男女之慾，他把性想得多麼美啊！但他和一個妓女發生關係之後，他想，這就是最快樂的事的話，人生沒有更快樂的事了嗎？於是他選擇自殺。」
隨着現代主義日益庸俗化，人們開始思索、追尋新的道路。一九六六年，尉天驄主編的《文學季刊》成為重要文學陣地，現實主義成為作家書寫自我與時代的新出路。「人們重新發現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實用價值：『救世』。」尉天驄解釋道，「救世」二字本身就有濃厚的政治意圖：「這時，現實主義的目的是揭出社會中的黑暗和痛苦，可以說，因為生活的苦難、人和社會的關係，我們選擇以現實主義再去突破一回。」
一九七七年四月，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中主張：鄉土文學不僅應包括農村書寫，也應包括描寫都市生活的寫實文學，應以「現實主義文學」來取代「鄉土文學」，揭開鄉土文學論戰的序幕，銀正雄、朱西甯、彭歌、余光中等人的反擊，將鄉土文學與分裂意識、工農兵文學畫上等號，雙方均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沼，終於引起當局關注。
身為當時主要人物之一，當我們詢問尉天驄如今回顧論戰的感想，他僅淡淡回予：「哪是什麼文學論戰呢，那是政治鬥爭，從軍中發起的。還好最後是不了了之的。」尉天驄輕描淡點，鄉土文學論戰不過是「借文學問題產生的政治運動」：「台灣本地作家也需要發言權，於是想掀動本土運動。鄉土文學論戰的背景，是七○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時發生的，時勢所趨，思想要求自由，擋也擋不住，左派分子也趁機摻和進來。所以，這場論戰是一項預示，預告了一時代社會結構的大改變罷。」
八十載的追尋：往至高處行去
至此我們不能忘記，尉天驄也是一名才情洋溢的文學家。他的第一部《到梵林墩去的人》，展現傑出且典型的現代主義文學風格，尉天驄謙稱，辦了《筆匯》之後，他才發現了台灣文學的出路，也才有了這部小說：「我在《筆匯》學習了很多，讀了許多劇場雜誌等不同的類型。寫出《到梵林墩去的人》之後，商禽非常吃驚——原來尉天驄能寫現代主義文學嗎？但我自己覺得，我的思想是一致的，像小說裏〈被殺者〉這篇，是反抗意識的作品，要擺脫政治的約束——我們知道誰殺了自己，但說不出來兇手究竟是誰——我要探討的，就是『人』的問題。」
尉天驄自認，自己的著作都是思想性作品。《回首我們的時代》中，他回憶高陽、聶華苓、子于、陳映真等友人：「例如，我寫高陽，因為他代表了人的理想經常因現實而幻滅；我說聶華苓有『婚癌』，完全是時代的因素；子于則象徵了現代人命運中飄零與偶然的無奈；而寫陳映真這篇，我前後共修改了幾十次，陳映真是一名浪漫理想主義分子，但若無人批評他後期對左派的轉向，是不公道的。一九六七年，陳映真在《文學季刊》刊出〈唐倩的喜劇〉，來批判台灣的哲學和知識現象，而我針對他回應的〈唐倩回台灣〉一篇，就是從虛無回歸現實的轉捩點。」
關於麗江
《回首我們的時代》，照看了台灣文學一甲子的人物光影，在香港尤其反應熱烈，尉天驄則一貫澹然：「碰上了，就應對而已。」而《荊棘中的探索》則更集中思辨，探討人和世界的問題，並首先研究無名氏其人其作。尉天驄翻開《荊》書卷首，徐徐展開自道心境的詩行，「到如今啊，友人多凋零了，知己更稀少了，但我看開了這些，才能『恬然意自適』，既然『淘盡恨與怨』，自然『萬事皆釋然』了。」
翻開《棗與石榴》，尉天驄特地提點書中一篇〈麗江〉，這篇隨筆篇幅嬌小，而意境深遠，寫一九九七，與聶華苓、季季、李歐梵、黃春明、陳映真、鄭愁予等友人同遊麗江小鎮的片刻心境。文中引錄李璟之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納西古笛聲起，荒涼而空曠的人生寂寞之感淹滿胸襟：「想到李璟啊，一生征戰，最後稱帝了，卻仍然什麼都沒真正握在手裏——這不也是我們的心聲嗎？一輩子漂泊零落，最後能夠真的抓住什麼？」
這也是尉天驄投以畢生關懷的一個字：「人」。「人活着，是要去抓最真實的東西。這東西是什麼，很難說清楚，但我相信：人的生存，是為了往高處去追尋，那裏有人的尊嚴，人的自由，生活的意義。」年屆八十高齡，尉天驄不幸於前年七月時遭遇車禍，至今仍在家療養，但他仍勤奮不懈地，以口述、以書法、以思想、以閱讀，挖掘那隱藏在無形時間之流中、在日常凡庸細節中、在思想迸發的片刻靈光中——生存的答案，寫作的歸宿，以及關乎「人」本身的一切已知，以及或美妙或黑暗的，那些尚未可知。
結語：他便是一時代
我一直相信，平凡如我輩，人人皆孤島。但若有一人，他思索的規模遠大於島，遠大於當下時代的有限性，他不懈追求信念、反覆錘煉意志、自問且詰問，他則成為一座武林。
若他胸藏巨河，他便是無盡湍流。若他心擁巨鐘，便有念念迴響。
當他心懷時代，他便是一時代。
念書時，每周紅磚樓瓦之間的現代文學課堂，山區的午後靜靜地，僅聞日光不時從葉間掉落、蜜蜂蓬蓬地振翅，以及暑氣撞上冰涼玻璃窗面時、瞬間蒸散的微響。
那時候，尉老師總是對我們說：人活着，是為了追求更高的東西。
課堂上，他身形巍然，雙目清潤，神色寧肅，聲量如鐘。嚴肅處調以溫暖，幽默時曉以大義。執教數十載，他記上每個學生的名字，講哲學講理論時，怕我們不解或無聊，便點起名來：「比如說吧，舜華這個年輕的小姑娘，某天，妳遇到了一個男孩子，妳很喜歡他，沒事總是掛記他——妳想，這就是愛情了。」
鳳凰輝煌的季節裏，他面對一群又一群不解疾苦的少年，勤勤不倦地反覆地談問：愛是什麼？文學是什麼？生活是什麼？
被他點名的學生報以羞赧一笑，看向他時，眼裏有著時間與信仰燃動的灼灼焰光，如鳳凰爍動。
其中，或有一兩人，突地心底一動：人活著，是為了什麼呢？
認真寫字，認真生活。永遠要探索新的東西、更好的東西。這是尉天驄的時代，《筆匯》的時代，文學狂潮的時代，亦將是我們的時代。
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08/s00005/1462644008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