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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舜華／文．陳怡絜／攝影
二○一八年獲選為「當代台灣十大散文家」，年屆七旬的陳芳明，無論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看似都有了輝煌的成就。然而，就像他長年所行走的政大山麓，道路曲線平滑幽緩，風幽鳥靜，拉出悠然往上的斜坡與重重青翠山林，陳芳明的追索之路正似此道，優雅而不停卻。他的評論，從楊逵、謝雪紅寫到詩人余光中，繼而以大歷史目光寫就《台灣新文學史》（2011）；而他的文學寫作，則維繫於一份熱愛詩的初心，以此心為軸轉，織寫出一部部感性細膩的散文。其豐沛的寫作動能，即使是當代青壯世代中亦殊見。此後，他還要寫台灣的魯迅學，還要寫關於台灣文學史的書寫方法論，並亦要繼續譜寫他的革命，與他的詩。
（小標）在黑暗中戰鬥
年輕時，陳芳明曾自道：「最早寫出的散文都是詩的餘緒。」（《風中蘆葦》）時隔二十年，從一名充滿詩心、熱愛寫作的十八歲少年，如今雖銀霜飛鬢，童顏卻彷彿未曾改易。「年輕時，我非常希望自己是一個詩人，到今日我已經七十歲啦，還是夢想要當詩人。這個夢想對我而言似乎是很遙遠的，因為我把詩看得太高了，在所有的文學與藝術中，我始終將詩推舉在最高位置。詩的篇幅有限，卻要容納龐大的想像，用簡短的詩行，融入巨大的想像宇宙……所以，我還是認為詩需要最高的技巧藝術。我所尊敬的詩人，例如楊牧、余光中、洛夫……我都將他們擺在文學上最崇高的位置上，而有關成為詩人的那個夢，一直都在我心裡，即使可能這一生無法達致，因此，我選擇用散文表現自己對詩的嚮往。」陳芳明笑言。
讀陳芳明的散文，在散文式的段落行句間，常會拾到雪花結晶般的詩心，他也坦言，自己是用詩的方式去轉融為散文，用散文的型態裝載詩的特質，「例如，在某個散文段落裡，我會用詩的方式去思考，用最濃縮的語言表達某些文字無法盡現的『神秘時刻』。散文的行句可以蔓延出去，可以比較疏散，像河鋪於石而不陷溺於石，也不用像詩句必須斤斤計較。但有關『詩意』本身的思考，我還是會落實到某位特定位創作者的評價。某些時刻，創作者需要天啟般的神來之筆，那就是詩。」
「我始終覺得，詩是最接近《創世紀》的存在──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他笑著說。而詩之於他，彷彿正具有這樣神秘的能量，「真正的詩人是少數，小說家和散文家，雖然人數比較多，但對於詩，我相信我們都是力不能至但心嚮往之的。而在某些神祕時刻，詩與小說、散文、史學、美學，這些無形的精靈，都像手牽著首般，透過地下水脈彼此連結、流通。」
人至中年，少年的詩情轉像某種戰鬥的秉性，後來的陳芳明在行為語言上，更傾向於魯迅而非郁達夫。「讓我們先談魯迅。」陳芳明說，「魯迅對所謂的『黑暗美學』是非常嚮往的。在黑暗之中，是甚麼都看不見的，也是想像能量積蓄、爆發道最大值的時候。人在無法目視的時候，反而能激發內在思考能量，我也評論過羅智成的《透明鳥》──這只鳥籠裡甚麼都沒有，但有鳥啼聲從鳥籠傳出，黑暗和透明都是無法被肉眼見證的，卻都能激發最寬廣的想像。」
「我們必須......」
我關了燈 關了窗
把迷失 躁鬱的世界擋在屋外
「我們必須在聽不見這些聲音之後
才聽得見透明鳥的歌聲
就像在海水中尋找淡水
在森林中尋找松露」 （節錄自羅智成詩集《透明鳥》）
回到魯迅，陳芳明說：「我關注的主題就是『黑暗的魯迅』，也是一種另類的『魯迅學』。魯迅早期的散文只要寫到「黑暗」，那敘述文字便特別美麗。他去寫整個黑暗的中國，所激發出的創作能量非常強大；而魯迅最早也想藉由詩來發表他的批判性，但他後來覺得，人的內心有許多妖魔，妖魔是人類內心世界的某種顯象，因此他透過人心內在去描寫外部世界，格外有震懾力！我很喜歡魯迅早期的散文，但他後來寫雜文的批判性格更強悍！當你看不到中國的前景、生命的前景，卻因而發生出許許多多的夢想與幻象，那與詩本身是更接近的。所以，我認為魯迅是一位充滿詩意的散文家。」
（小標）香港：突破苦悶重圍
近年，以散文的戰鬥性格來說，在香港文學中尤為明顯，中青世代如董啟章、馬家輝、廖偉棠、鄧小樺等等，其文字如匕首，被嚴峻的現實反覆琢磨。「我想，香港的創作環境比起台灣是更險惡的，台灣文學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伴隨民主運動而展開的，民主運動要求思想、言論自由。我們可以看到，過去曾經被壓抑的許多議題，隨著民主運動展開而啟動，例如女性運動、同志運動、原住民運動；而台灣的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本身即充滿批判性，拮抗過去以男性、異性戀與漢人為中心的社會政體。它們崛起時，首先都具備了強大的批判精神，因此可以被挾帶進整體的民主運動之中，民主運動有希望，這些以往處於邊緣的文學就有希望。如果沒有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往後的女性運動、同志運動和原住民運動就不會這麼強悍。過去，他們是明顯被歧視的一方，但他們始終保持一顆警覺的心，希望透過民主運動，讓所有人都能達致公平與正義。」
陳芳明表示，香港可能尚處於需先建立起「香港意識」的階段，但台灣的「台灣意識」已經成熟，並將各種族群、階級、性別都挾帶、融合為一體：「台灣的作家已全面地施展他們的寫作想像、實踐他們的文學技巧，相較之下，台灣作家擁有的空間大得多了。我個人可以想像，例如廖偉棠、馬家輝等人，心中真的非常苦悶，因為他們不知道未來會如何演變，但台灣的問題已經揭開了謎底，真正的答案就是『民主的價值』！至於香港，現今連要談公平和正義，都是很艱難的，遑論去談到民主價值？學者陳國球將香港比喻為『浮城』，又像西西所說的『我城』，所謂的『香港意識』正在烈火鍛鑄之中，但女性意識、同志意識等等，卻都還沒有浮上檯面。我認為，這就是港臺創作環境的主要差異。」
（小標）每個時代，都是過渡
在〈傷痕書──致宋澤萊〉一文中，陳芳明寫道：「有時我覺得文字的力量是多麼微弱，微弱得使我陷於困惑，產生懷疑」然而，這一閃而過的懷疑是，對於這樣文學的大信仰家而言，現在看來彷若偶然的流星，但我們也不得不思索，此念豈非眾多寫作者面對大時代的無情，心中普遍存有的自我詰疑？
「我覺得時間點是很重要的。」陳芳明說，〈傷痕書〉寫於在一九八七、八八年間，正值解嚴前後，「那時候台灣人的民主運動沒有取得發言權。當時開始有環保文學抬頭，但國民黨在審查外商來投資時，完全是無條件設廠，資本家只要建一座工廠，就汙染掉整條河流，台灣的環境汙染便是七○、八○年代開始的，這也是後來環保文學、自然書寫的濫觴。」陳芳明接續說道，「但現在不這樣想啦，因為台灣政治重新洗牌、翻轉過一遭，如今，文學家可以干涉政治，透過詩、小說、散文去批判當權者施政錯誤。不像過去政府要查禁就查禁，連我自己也是，《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反對運動與民主臺灣》、《在時代分合的路口：統獨論爭與海峽關係》，三本書一下子統統被查禁了耶。」
陳芳明坦然地說，過往那段時期，他對文學的信仰其實並非百分之百地堅定，「宋澤萊寫《打牛湳村──笙仔與貴仔的傳奇》，小說寫中盤商如何剝削瓜農，在宋的時代，民主風氣已經欲開未開，年輕的宋澤萊反過頭來看以前的台灣史研究者，就把葉石濤說成是『老弱文學』，我覺得這點有點殘忍，因為葉石濤這一代人，是在政治嚴苛干涉的限縮條件下去緊握筆桿，何況葉還當過政治犯，我知道他明明想說的是：『我們要公平正義的文學』，但卻將台灣文學寫成是三民主義文學，去借代公平與正義的精神，這就是世代之間對文學認識的差別。就像我現在也七十歲了，有的新世代作家是對我很不滿的，這是我們不能迴避的世代問題。」
「每個時代都不是完結，每個時代都是過渡。」為了政治利益、為了選舉勝利，政治的邏輯從戒嚴時期迄今，在我們眼前竟是不斷地重覆，彷似哲學家黑格爾之語：「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上學到任何教訓」，「想想看，呂秀蓮本身作為政治犯、『美麗島事件』的受難人，為了選舉，她竟然能口出批評之語，去批判柯文哲『背後都是紅光』、『被統戰招待』，這讓我非常非常的生氣，因為柯文哲去延安時我也在場，若是為了選舉，我們還可以用當初國民黨政府的邏輯去抹黑、造謠、批鬥，這就不單純是世代問題，而是權力問題。」陳芳明說。
往往，自詡正義之士者，慣於將他者妖魔化、邊緣化，在政治上並非孤例，在文壇中亦屬常態，但無論如何，那樣的時代必須被淘汰。「我還是覺得，所有的民主政治都是『進兩步、退一步』的；當我們努力往前攀行，同時，也會被時代的力量給沖刷下來，但總的來說，民主還是前進的。」
時間前行，但時代真正進步了嗎？或者說，即便時代價值也好，民主正義也罷，經常是自我抄襲與反反覆覆的，並不因為有了公平、正義或民主制度，整個時代的價值便能一致如巨人腳步般往前大幅跨奔，「每個人自身對於理念的信仰仍然各自不同，當我們身處於整個社會之中，當我們放言談論公平正義，大抵便是如此──我們常常複製他人的罪過卻毫無自覺，所以我現在不會再選擇全面信仰某些民主運動者的人格，過去哦，我們年輕時，每個黨外分子看起來都像神一樣，所以我當初投入民進黨，但後來知道了現實不是那麼回事，人不是那麼回事，但沒有辦法，因為基於某種知識分子的愧疚感，會促使我們前仆後繼地不斷投身於政治、選擇立場、向大眾說話。但只要走過一遭，看這世界就會看得更明白了。」
（小標）藉自己的筆去寫《創世紀》
走過二二八，走過白色恐怖，走過流亡歲月與歸國時日，時至今日，即使在他佇立了三十載的文學史講堂之上，陳芳明依然不斷強調文學曾如何救贖他的孤寂與惶惑，以及，文學將如何澆淋我們每個人心中的乾涸之地，一如他曾寫下：「文學之所以迷人，主要在於它帶來無窮的想像，而這些想像無須經過實證，即使是屬於虛無飄渺的虛構世界，在文學領域裡不僅能夠存在，同時還真實無比。」這段話，讓我們聯想起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夏卡爾之言：「在我的內心世界，一切都是真實的」──若我們還願相信所謂寫作之意義，若我們還願聽從文學的指引，若我們凝望詩的靈光，究竟能如何地動搖、柔軟身下這艱困有時、溫柔有時、殘暴亦有時的現實世界？
「我到現在都還是相信，文學能夠拯救我們。」回想當初閱讀台灣文學的歷程，今昔交照，時間巨大的層次捲展著人生的各種段落，「那時我回來台灣，開始重新做功課，發現自己過去其實都受現代主義的影響，例如讀詩，我以前讀余光中，讀洛夫，但流亡回來之後，我看見台灣文壇風景不同了耶！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和原住民文學一下子統統起來了！我要說的是──文學，往往能帶你去看見你這一生都看不見的那個世界。我作為一個男性，一個異性戀，一名漢人，因為有女性，有同志，有原住民，我才能看到他們的生活面貌，他們是如何被歧視、被擠壓，因此，我的世界觀就改變了。」
陳芳明形容，每一個作家在寫作之時，一字一句都是藉由上帝之手，去創演個人小小的《創世紀》。「我覺得所謂『創作』，一定含有神的力量在其中。譬如說，為什麼我當時為何會寫《台灣新文學史》？因為我要讓文學史上從未被看見的那一塊的能見度提升起來，《台灣新文學史》的理路是從最封閉的日據時期、白色恐怖、戒嚴時期，一直寫到最開放、繁花盛開的一九八○年代，寫的時候確實好痛苦啊，但讀這些台灣作家的文學作品，都帶給我巨大的喜悅。」
執教、研究三十年，陳芳明贈與台灣文學史一個堅篤的定義：「所謂的『台灣文學史』，就是一場公民運動。在不同的年代，由不同的階級、族群、性別，書寫他們的生活與想像。我第一次讀夏曼．藍波安的《冷海情深》，我才知道，哇，原來原住民生活是這樣子的！」
不僅僅限於學院，在每一個有關女性運動、同志議題與原住民抗爭的運動現場，往往可見陳芳明的身影，在聚光燈的光圈旁靜靜站著，給予年老與年輕的運動者們陪伴與凝視，「作為一個公民，每一場社會運動我都不會缺席的，這是我自己海外早期政治關懷的延伸。我們手上的知識充滿各種遮蔽與陰影，導致看不見他人的世界，但我的文學史觀不是這樣的，我所寫下的台灣文學史，與我的人權觀、公民觀、社會運動觀，統統都是一樣的──文學，就是實踐公民運動的一部分，現在，我仍然如此地信仰著。」他說。
（訪者後記）在雪中走路，美麗而艱難
那天陽光正好。
假日的文學院，一改平常的嘈雜沸揚，正適合談話與照相。在百年樓的長廊上，走在潔淨似雪的春天的光線下，陳芳明不斷提起那句《創世紀》裡人皆知悉的話來。他笑著說了好幾遍：「妳們看，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無論是鏡頭中或在任何場景裡，陳芳明一直像極了走在雪裡的人：背脊直挺，步履穩健，整潔而篤定。看他走路，會教人想起那年輕時落筆的詩，就像〈在美加國界上遇雪〉這首詩裡，他形容那跨越邊界的、無盡無垠的雪色──
雪，落在國界的這邊
這次，我為的是赴約
舉步跨通海關
不也像跨過我自己的年齡嗎？
雪紛紛落在我的頭上
彷彿要加速我的年老
設若你站在邊界看我
我的白髮不也像睡熟的雪那樣
潔白而蒼老
我踽踽不敢回首
此去，我赴的是白茫茫的約
舉步過關
如舉棋越過楚河
雪花片片迎來
似我當年初嘗人間的苦澀
抬頭放眼望去，寒氣襲人
但見白雪湧路
照映我的人生：美麗而艱難 （節錄自〈在美加國界上遇雪〉）
這樣的詩景既遙遠，又熟悉。眼前，百年樓紅顏未改，詩人已白髮，學者鬢飛霜，他一個人走著，竟像許多人都在走著；他們走在雪地裡，往前朝沒有邊際的皚皚白色舉步邁去，彷彿相信著，興許在前方會有一些塵埃落定，一些繁華風景，映在眼裡卻一如生活之總總必須，需理性而熾熱，需沉著但昂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