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於五月十九日連夜返南京向蔣中正報告四平街戰況後，便於五月廿三日急趕回東北。父親在「訪問紀錄」所載，蔣似乎是臨時起意要與父親一同赴瀋陽的，但既有宋美齡、張嘉璈等人偕往，可見蔣在那兩三日內已經決定要親自赴東北主持大計的了。他曾在給宋子文的函中說過：他去東北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避開馬歇爾逼他停戰的壓力。事實上他赴東北親自指揮國軍追擊，反而更坐實馬歇爾說他有意拖延停戰的指責。其實當初的上策應該是，既然父親往東北督戰已獲大勝，理該讓父親獨自再返瀋陽繼續主持國軍北進攻擊計劃、蔣自己留在南京與馬歇爾周旋，試觀日後蔣能讓馬歇爾八上廬山，為了調停疲於奔命，他在南京再應付馬歇爾兩三個星期，應該不成問題，正如父親所提，可以將責任推到父親身上。蔣與父親同赴瀋陽後，父親又數度向蔣請命，希望留在東北，完成肅清共軍的任務，如果蔣允許父親所求，東北的情況應該完全不同。
蘇聯撤軍後，「四平街會戰」國共雙方展開主力大戰，東北的問題已由國際外交轉成以軍事為主了。
這時，東北的軍事主持人地位日顯重要。持平而論，杜聿明在國軍將領中，算是一位相當傑出的將領，後來因為東北戰爭失敗，徐蚌會戰全軍覆沒，而遭受到各種攻擊，且被美國人在白皮書中斥為「庸將」，但他的老上司關麟徵說了公道話，他稱贊杜聿明精明強幹，「論學術能力，均不失為是一個好將領。」但他也認為杜作戰經驗不足，指揮大兵團與共軍作戰的經驗尤其不足，「一個只能挑一百斤的人，卻要他去挑一千斤，這又焉能不垮不倒？」中共方面既然打出共軍中第一張王牌林彪來，國軍也應該推出一位與林彪旗鼓相當的將領與之對抗。而且杜聿明與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因派系不同，熊為政學系，二人意見相左。
杜時時受掣於熊。如果父親能留在東北主持軍事大計，這些都不成問題了。父親是國防部長，職位高於熊式輝，而且北伐時，父親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指揮過熊。如果讓父親坐鎮東北，指揮杜聿明下面廖耀湘、陳明仁、孫立人這些國軍中的虎將，以當時國軍之氣勢及軍備優勢，「將林部殲滅或驅出東北境外」的可能性極大。父親一定會命令新一軍繼續追擊，攻下哈爾濱，再取齊齊哈爾、佳木斯、滿洲里等北滿城市，將共軍徹底趕出戰略地區。或謂共軍善於遊擊戰，精於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但遊擊戰的首要條件是具有廣大農村人民的支援，但一九四六年的夏天，共軍並沒有這個條件，林彪部隊還來不及在東北建立根據地，幹部組織的群眾運動還未能深入。共軍當時，並未得到東北人民的支持，而且北滿地帶苦寒，如得不到蘇聯的援助，共軍很難生根。
軍事平定後，父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治理東北的計劃，那就是「編三百萬民團、自動保衛地方。」父親本來就反對戰後貿然裁軍，尤其反對解散各地方遊擊隊及偽滿軍。父親這項組織民團的計劃，一定會將東北地區的遊擊部隊及偽滿軍統統收編。後來陳誠下令解散東北三十萬偽軍，這些訓練有素的軍隊投到林彪部下，共軍如虎添翼，是後來共軍在東北得勝的主要因素之一。父親在三零年代治理廣西時，便以訓練廣西民團著名。父親又當過八年軍訓部長，練兵有豐富經驗。如果讓父親在東北組織訓練一支三百萬的民團，這些民兵深入東北各地農村、保護地方，對付共產黨的遊擊隊，將是一股勁敵。而且共軍幹部下鄉展開土改、組織農民，也將遭遇這些民兵的抵抗。父親計劃中的三百萬的民團，將是穩定東北的一股重要力量。後來東北國軍漸漸被孤立，最後困守在幾個大城，被共軍包圍吃掉，就是因為國民黨在東北的行政系統未能夠組織動員東北人民，輔助國軍。軍事與行政系統，各行其事，不能相輔相成。父親建議組織民團，是頗有遠見的一項計劃。
父親下一步計劃是，東北情況穩定後，抽調五個美械裝備師，入關幫助北平行營打華北聶榮臻部下的共軍，形成重點使用，父親認為如此「戡亂大局或可改觀。」
當然，這一切假設端看蔣中正當時是否願意讓父親留在東北支持大計，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李宗仁對這段歷史有這樣的看法：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會戰的主要劃策人，林彪敗退之後，白氏即主張乘勢窮追，縱不能生擒林彪，也須將共軍主力摧毀。當時負責東北軍事指揮的杜聿明雖同意白氏的主張，但未敢專斷，陳明仁則認為戰事瞬息萬變，時機稍縱即逝，應立刻揮軍窮追，結果乃聯銜電蔣。不意所得覆電竟是『暫緩追擊』，共軍因此能從容北撤。前敵將領得此覆電，無不頓足浩嘆，白崇禧亦頹然而返。
其時縱是嫡系將領如陳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輝，均不了解蔣先生不許乘勝追擊，任林彪所部安然脫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數而暗笑。我知道蔣先生不是不想殲滅共軍，而是討厭這主意出自白崇禧，縱可打一全勝的使，他也寧可不要。
蔣先生就有這樣忌賢妒能，寧饒敵人，不饒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說出去，一般人是不會相信的，但追隨蔣先生有年的人一定會拍案叫絕，認為這是一針見血之談。」
李宗仁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可能有偏頗，論述細節也有錯誤的地方，但他認為蔣中正對父親有所顧忌，不願意授權父親在東北主掌大局，是極有可能的。這又牽涉到蔣氏與父親多年來一貫錯綜複雜的關係模式了。蔣氏相信父親的軍事才能，所以才會派他去東北督戰、處理危機，但一旦父親在東北指揮蔣氏最心愛的黃埔系王牌軍得心應手，打了大勝仗後，還想留下來，總攬東北大權，這恐怕就不是蔣氏心甘情願的了。
蔣極重視東北，所以才會派他至為親信但才能膽識皆屬平庸的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對他忠貞不貳的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熊、杜等人對蔣自然言從計聽，不敢有所違抗。父親就不那麼好駕馭了。父親「獨斷下令」，進軍長春，是有違中央蔣中正的命令的。父親返南京向蔣報告下令進軍長春這件事時，蔣「當場不置可否」，「很沉重的樣子」，「『唔！』『唔！』連聲」，蔣這些反應似乎有點不悅，他對父親一向敢作敢為的獨斷作風，恐怕並不很欣賞。蔣不放心讓父親一個人回轉東北去繼續指揮，所以才與父親同往瀋陽，而且將指揮軍隊的大權拿了過來，親自指揮國軍北進。由父親的「訪問紀錄」中看來，父親自與蔣中正同赴東北後，東北的軍事大計，父親似乎就無權作主了。父親在長春向蔣請命，希望留在東北，繼續指揮國軍北進，蔣吩咐父親：「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蔣的言外之意是否在告訴父親：東北的軍事已有杜聿明負責，不必你越俎代庖了。
一九四七年夏秋之交，林彪部隊早已坐大反噬採取攻勢，幾度南下攻打四平、吉林、長春，東北國共雙方形勢優劣逆轉，熊式輝在東北人士攻擊下，勢在必撤。蔣中正一度有意要李宗仁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因李宗仁先前曾向蔣請假赴美就醫，當時蔣的方案是：李宗仁調任後，先派父親代理東北行轅主任兩個月，以便李赴美就醫。李宗仁以東北形勢仍照當時辦法甚難挽回，固辭不就，因而改派參謀總長陳誠就任。
當時蔣中正一定已經看出當初沒有接納父親的請求：讓父親在東北徹底剿共的錯誤，希望父親再度出馬挽救東北局面。陳誠上任後，共軍一連發動攻勢，國軍吃了幾個大敗仗，使吉林長春四平街完全陷於孤立。
父親看見東北形勢急速惡化，乃向蔣中正建議：應及早放棄吉林長春，而將東北國軍主力集中於瀋陽以南，打通營口及錦州之線，使國軍補給不致中斷，而進攻退守，亦可運用自如。但蔣氏又未接納。翌年，東北各孤立據點遂為共軍個別擊破，最後四十七萬國軍精銳盡喪敵手。
一九四八年元旦，國民黨中央政府頒給父親「二等寶鼎勳章」，褒獎父親：
「抗戰甫告勝利，共匪盤踞東北蔓延滋長，杜總司令聿明所部奉令剿伐四平街林彪匪部，旋於三十五年冬銜命親赴前線督師，一舉掃盪四平街匪軍，繼進軍長春吉林，餘匪望風披靡，漬不成軍，於卅七年元旦奉頒二等寶鼎勳章。」
這枚遲來的勳章，事後看來，對父親幾乎是一種諷刺。蔣中正終於認清父親在「四平街會戰」立功的重要性了，但已太遲。
父親在一九五六年上蔣中正的密函中，形容當年在東北沒有追擊林彪部隊，任其坐大反噬，是「養虎遺患」，其為患之烈，恐怕沒有人比父親體驗得更深刻、更痛切了。林彪在「四平街會戰」戰敗後，嚐到慘痛教訓，利用停戰得以喘息的機會，馬上改弦更張，以哈爾濱、佳木斯等地為根據地，重新整軍練兵。
一九四六年底共軍已增至三十六萬，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勢前後：增至五十萬，而至一九四八年冬「遼瀋決戰」前，因收編偽滿軍，暴增至一百多萬。「遼瀋決戰」，林彪部隊將國軍四十七萬最精銳的軍隊，全部吞噬。擄獲國軍美式軍備二千輛卡車、一百五十輛裝甲車，七十六輛坦克車，還有數量龐大的槍枝彈藥。
得到這些美式優良軍備，林彪的部隊已經脫胎換骨成為一支強大無敵百萬之眾的「四野」了。「遼瀋決戰」後林彪統率「四野」迅速入關攻打平津，傅作義不戰而降，一九四九年，一月卅一日林彪軍隊入北平。四月，林彪率部沿平漢路南下，當時他身任中共華中軍區司令員，兼華中局書記。同時，父親亦任職華中剿匪總司令，坐鎮武漢，與林彪再度交鋒。三年前，「四平街會戰」，林彪是父親手下敗將，而今捲上重來，而且剛剛在「遼瀋」、「平津」兩大戰役大獲全勝，其氣勢自不可同日而語，而國軍「徐蚌會戰」慘敗，六十萬大軍覆沒，共軍渡江，上海南京相繼陷落，國軍士氣已經全面崩潰。父親華中的守軍約二十五萬人，此時又因蔣中正下野，將國庫黃金運往台灣，軍餉困難，而且黃埔系的將領如宋希濂之流，驕兵悍將，竟不聽指揮。父親此時，左支右絀，情況至為窘迫，自然無法抵擋林彪強勢部隊的進攻，五月十七日武漢失陷。父親率軍入湖南，節節抵抗；七月，因程潛、陳明仁叛變投共，長沙陷落，父親的軍隊退守衡陽，在衡陽附近青樹坪父親佈下埋伏，林彪五萬軍隊中了陷阱，大敗而退。這便是國軍的「青樹坪大捷」，也是「徐蚌會戰」後國軍最後的一次勝利，衡陽因此得防守三月，但共軍攻勢，終不可擋，林彪部隊直下粵、桂，十月十四日佔廣州。父親率領他幾個廣西子弟兵團回家鄉做最後抵抗，但此時早已軍心渙散兵無鬥志了。十一月廿二日桂林陷落，十二月四日，南寧失守，父親撤離大陸，飛往海南島，手下全軍覆沒。翌年四月，林彪軍隊攻佔海南，大陸淪陷。
父親身經北伐抗日，屢克強敵，贏得諸葛盛名，但最後竟敗在林彪手裏。而這一場慘痛失敗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當初「四平街會戰」，蔣中正肯接納父親建議，徹底剿滅林彪部隊。父親追憶這段歷史，能不「痛心疾首」。一九四八年冬，東北最後決戰是由蔣中正親臨指揮的，他眼看林彪部隊將他最心愛的數十萬國軍精銳一一吞噬，他心中的感受恐怕與父親一樣痛切，所以才會得出他親自頒發的第二次停戰令是「東北最後失敗惟一關鍵」的結論來。
結論
東北戰爭的勝負，對整體內戰的影響是有決定性的。首先國軍方面在東北被困住四五十萬軍隊，因東北地區偏遠，軍需補給，消耗驚人。戰後國民政府的支出，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是用於軍事，而軍事預算中，東北戰爭消耗了大半。最後長春等城市被圍，只有靠空投救援。一九四八年當時行政院長翁文灝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說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都用到東北去了。戰後國民政府的經濟危機本來就很大，東北戰爭的消耗，火上加油，是促使國民政府經濟崩潰的直接原因之一。又因四、五十萬最精銳的國軍困守東北，華北的軍隊不敷使用，防務空虛，等到林彪部隊一入關，華北守軍便無法抵擋，平津遂告陷落。東北戰略經濟地位如此重要，而國軍又全力以赴，必欲得之，最後竟全軍盡沒。東北戰爭的失敗，對當時全體國軍軍心士氣震撼至鉅，發生骨牌效應，林彪大軍一入關，也就是國軍全面崩潰的開始。林彪部隊能夠長驅直入山海關，一直打到海南島，席捲大陸，成為國軍第一號勁敵，亦就是國軍東北敗守的結果。
「四平街會戰」後，約有四個月東北國共軍之間，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在這個期間，如果東北行營，能夠勵精圖治，以政治輔助軍事，組織民眾、建立地方勢力，如父親所建議，組編三百萬民團，以保地方，如此亡羊補牢，最後國共兩軍開戰時，國軍或許不致陷於孤立，而被共軍各個擊破。當然這些措施的首要條件就要看東北行營是否領導有方，組織健全了。答案又是否定的。
歷來檢討國民黨在東北失敗的文獻，國共雙方多有論述。國民黨方面，尤其是東北人士，大都認為東北行營的領導人一開始便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戰後東北軍事、政治、外交各種情況複雜，領導東北行營的人選，或在軍事上應是一位能夠運籌幃幄，精通韜略而又聲威服眾的上將人材，或在政治上能夠號召東北人民，喚起群眾組織群眾的領袖人物，或在外交上通曉國際事務，尤其能對付俄共，能知進退的外交家。
這樣的人選，本來難尋，而蔣中正卻偏偏選中了政學系要角的熊式輝。熊氏本身並不具備這些條件，因被磯為「不文不武」。熊氏雖然出身保定、日本陸大，早年參加北伐，但並無顯赫戰功，在國軍中聲望不高，東北黃埔系的將領並不服他。尤其他親自指揮五十二萬之第二十五師攻打本溪，損兵折將，大敗而歸，這是他唯一一次親自指揮的戰役，卻栽了跟斗，杜聿明等頗為鄙夷。政治上，熊氏除了就任十年江西省主席，亦無過人政績，尤其對東北人民，完全缺乏號召力。抗戰期間，熊氏曾出任軍事代表團團長，派駐英國，熊氏英語不精，與國務院甚少接觸，後又因公開演講指責美國未實踐援華諾言，引起美國政府不快。當時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蔣中正面前還曾告了熊一狀。熊氏的外交才幹，由此可見，後來在東北應付蘇聯紅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遂一籌莫展。據說當初是由於政學系領袖張群的大力推薦，熊式輝才得到東北行營主任的職位。國民黨內政學、黃埔、CC的派系鬥爭，又在東北重演，熊式輝對黃埔系的「天子門生」既無法控制，又排斥搞黨務的CC人員。於是弄得黨、政、軍三頭馬車，各不相屬。熊式輝在東北主政近兩年，在這段關鍵時刻，奠基工作沒有做好，所以才給予共產黨可乘之機。連在江西受過他照顧的東北外交特派員蔣經國也批評熊「頭腦頑固」，認為他是「一個老官僚」。當時中央黨務特派員，東北人齊世英，亦遭到熊的排擠，他對熊有這樣的批評：
「我看熊式輝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聰明，善耍把戲，對東北根本不了解。那時中央調到東北的軍隊，除孫立人而外都是驕兵悍將，熊一點辦法都沒有，而熊又不能與杜聿明、孫立人合作。中央派到東北去的文武官員驕奢淫逸。看到東北太肥，貪贓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對東北人還有點對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聲載道。」
東北情況惡化，熊式輝窮於應付，受到東北人士猛烈攻擊因而求去。陳誠繼任，意氣至豪，聲言不許共軍有第六次攻勢。陳雷厲風行，極思有所作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尖軍心民心。」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死守四平街有功，國民政府頒以最高青天白日勳章。陳明仁卻以大豆案被陳誠撤職查辦，據說陳明仁返南京將軍服焚掉，聲言要去國府路擺攤販賣青天白日勳章。陳明仁立大功而遭懲罰，對當時軍心打擊甚大。陳誠任內，一九四七年共軍發動秋、冬攻勢，國軍一連大敗，損失十萬人，陳誠下台。
一九四八年四月間，南京開國民代表大會、東北代表群情激憤，要求蔣中正主席效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以謝國人。
陳誠在參謀總長任內所做影響極大的一件事，便是解散東北三十萬偽滿軍，共軍將這些訓練有素的軍隊收編後，如虎添翼。論者多以為戰後不收編東北偽滿軍善加利用，是國民黨一大失策。東北人士多持此論，例如曾為東北國大代表的于斌主教，便有這一段沉痛的檢討：
「我們在大陸的失敗，始於東北的失敗，而東北的失敗則非純國軍在戰場的失敗，實為接收失敗。日本竊據東北十四年，曾訓練不少偽軍，其在日本控制時，固為偽軍，當其回到祖國時，則為愛國青年，在光復之初，一心等待收編，為國效力，結果卻大部為共匪裹脅而去，本已被國軍擊潰的林彪匪部，得此補充力量，加以蘇俄移交之日軍裝備，短期內即匯聚成一大股有力匪軍，數量遠過國軍，人少力分之國軍，縱勇敢善戰。至此已無能為力。東北失敗後，匪軍源源入關，遂導致整個大陸的淪陷，⋯⋯」
東北籍立法委員齊世英也有相同的結論：
「中央在東北最大的致命傷莫過於不能收容偽滿軍隊，迫使他們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東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蘇軍俘來的日軍和偽軍的武器組成第四野戰軍，一直從東北打到海南島。據說一直到現在，湖廣一帶的地方官不少是東北人，都是第四野戰軍。我們的人自己不用給人用，說來實在痛心。」
出處：《素巢文學‧失去的飛碟》，第1 期；
一九四八年二月，衛立煌臨危受命勉強上陣，但東北大勢已難挽回。而衛立煌與蔣中正對於東北國軍的戰略又有嚴重的分歧。衛主守，蔣主攻。一九四八年秋，最後「遼瀋決戰」林彪大軍南下，「錦州之役」，蔣中正親往東北指揮，下達命令，衛立煌竟抗拒不從，兩人發生矛盾，上級意見不一致，前線指揮官無所適從。先是，十月十四日，錦州陷落，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以下七萬人被俘。蔣中正嚴令衛立煌反攻，但衛認為錦州已陷，派軍往救，恐有被共軍圍剿的危險，兩人曾為攻或守發生爭執，最後終於派廖耀湘兵團由瀋陽西進，但旋即廖兵團被圍，十餘萬人覆沒。同時被圍困半年的長春亦因滇軍第六十軍叛變，十月二十七日，另一東北剿匪副總司令鄭洞國以下六萬餘人被俘。十一月二日，瀋陽不守，衛立煌出走，東北全部盡入共軍手。
東北三任行營主任，都未能做到軍政統一，上下齊心，開創出一個振奮局面來。
父親曾在三個不同的階段向當局提出處理東北問題的全盤戰略計劃：剛勝利時，父親建議，先固平、津而後出兵關外，既已出兵，父親則贊成乘勝追擊，徹底剿清共軍，最後良機已失，敵軍坐大，父親則建議放棄長春、吉林，將國軍撤至瀋陽以南，據錦州而守。可惜父親的建議都未受蔣中正採納，以致最後東北局面進退尖據，該攻的時候不攻，該守的時候不守。蔣氏在處理東北危機上，竟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猶豫不決，舉棋不定，而終誤大局。
反觀共軍方面：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在四平街大敗後，竟能在半年多的期間，恢復元氣，重整旗鼓，於翌年初一月便開始反攻，「一下江南」，越過松花江，襲擊國軍。共軍能於如此短期內恢復戰鬥力，亦是證明其韌性之強。
一九四六年「四平街會戰」後，中共東北局於同年七月馬上召開會議檢討得失，並訂立影響重大的「七七」決議，制定東北長期鬥爭方針。「七七」決議的重要措施便是建設根據地，立即派遣一萬二千幹部下鄉，展開群眾運動，實行清算地主，重分土地。中共在東北本來並未獲得人民支持，東北局檢討四平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共軍在東北尚未建立根據地。中共本來擅長組織群眾，在短期內，便能控制住東北廣大農村的人口，建立起根據基地來。由此，林彪部隊的兵源人力，才可由東北農村取之不盡。林彪部隊在兩年多期間，竟能數倍成長，即由於大量吸收東北農村子弟，而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野戰軍。
四平戰敗，彭真被清算，失去了東北局書記職位，由林彪接任，兼掌軍政大權。東北局由此軍政統一，政治措施，完全配合軍事行動。中共東北局本來人材濟濟，在林彪強而有力的領導下，步步為營，終能轉敗為勝，將劣勢逆轉為優勢。時間對共軍有利，在四平街會戰後至「遼瀋決戰」約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中共東北局，充份利用。
一九四六年初夏的「四平街會戰」對整個東北戰爭的影響是如此之鉅，但歷來深入研究這一戰役前因後果的專著卻少之又少。探其原因，國民黨方面由於四平之役下停戰令是蔣中正本人鑄成的大錯，不便深究。當年參加過東北戰爭的國軍將領如趙家驤等人寫回憶錄時，這段歷史也只能點到為止。至於被俘的國軍將領如杜聿明等，又有了另一種顧忌，對於共軍的慘敗情況，不能照實寫，只好曲筆帶過。中共方面，「四平街會戰」事實上是國共內戰中頭一等大敗仗，當然不願多加宣揚，提到四平兵敗，林彪部隊狼狽竄逃的情形，一律用「主動撤退」遮掩過去。只有許多年後像羅榮桓等人的回憶錄才偶而說幾句真話。至於國軍當時沒有進佔哈爾濱，中共的說法通稱國軍已無力進攻，事實上毛澤東已下令撤守哈爾濱則從來不提。
死守四平，造成共軍損失慘重，是毛澤東親自下令犯的錯誤，追究責任太過敏感，於是只有把彭真拋出來替罪，「文革」的時候，清算他的舊帳。
至於外國學者，對「四平街會戰」的來龍去脈及其重大意義有深刻了解的：亦屬鳳毛麟角。美國學者列文教授(Steven I. Levine)對戰後東北問題頗有研究，他的專書《勝利的錘煉場》(The Anvil of Victory)探討中共東北局如何慘淡經營，在東北贏得最後勝利的過程。但他論到「四平街會戰」，對林彪部隊潰敗的實況，了解並不深入，因而得出即使國軍拿下哈爾濱也「不太可能逼退或殲滅善於閃躲的共軍」之結論來。李格中校(Robert B. Rigg)當時是美國大使館武官助理，他曾在東北目擊「四平街會戰」經過，後來他將東北戰爭的歷史寫成《中國紅軍》(Red China's Fighting Hordes)一書，此書常被外國學者引用，李格雖然認識到「四平街會戰」的重要性，並認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的停戰令「不僅是東北戰爭亦是整個內戰的轉捩點」，但他也誤以為林彪部隊能夠「主動」撤離四平、長春，從容北退。當初美國政府對東北四平一役的情報的確有誤，難怪馬歇爾硬是不肯相信國軍已將共軍主力擊潰的事實。其他外國學者撰寫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對「四平街會戰」有清楚認識的並不多，連具有權威性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中國史》其中「民國史──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論述到東北戰爭這一段，對國軍在四平一役得勝的軍事意義，也大大的低估了。美國學者中，對「四平街會戰」比較有見解的，迄今似乎只有兩位。一位是衛特塞(Carroll R. Wetzel)他的博士論文《虎口餘生：林彪及東北四野軍》(From the Jaws of Defeat: Lin Piao and the Fourth Field Army in Manchuria)對「四平街會戰」的前因後果有相當詳盡的論述，但此論文成於七十年代初，中共方面許多資料如毛澤東及林彪之間的密電尚未公諸於世，所以對於共軍的潰敗實況未能深入探討。另一位是吉林教授(Donald G. Gillin)，他除了撰寫專文〈蔣介石與馬歇爾：一九四六年四平街之災禍〉(Chiang Kai shek and Marshall: 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ch 1946)論述這段歷史外，他在編撰張嘉璈日記《東北最後的機會》(Last Chance in Manchuria)的
長序中，對「四平街會戰」的得失，有相當深入的分析，他如此結論[85]：
「國軍停止追擊，未繼續進佔哈爾濱，顯示東北蔣氏的軍隊從此江河日下。雖然數月後戰事又起而且持續兩年，東北國軍再也無法重獲一九四六年初夏他們享有的優勢。最後，那個夏天在該地所發生的事（指蔣氏下令停戰），不僅令國軍在東北失去一次軍事勝利的機會，最後並致使國軍在中國全盤潰敗。」
注釋：
Donald Gillin,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Hoover Institute Press, p.21"
Tsou Tamg, "Amenca's Failure in China", p.306.
黃克誠，〈從蘇北到東北〉，《遼瀋決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三二。
同3 ，頁一九零。
張正隆：《雪白血紅》，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五九。
同5 ，頁四零。
同5 ，頁四一。
韓先楚，〈東北戰場與遼瀋戰役〉，《遼瀋決戰》，頁八四。
黃克誠，〈從蘇北到東北〉：劉漢等，《羅榮與元帥》，解放軍出版社。
大溪資料，〈國共協商及共軍叛亂卷〉，頁二七九─二八零。轉引自梁敬錞，
《中美關係論文集》，聯經出版公司，頁一三二─一三三。
Albert C. Wedemeyer, "Wederneyer Reporisl", Henry Holt & Company, 1958, p.346.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九專著，頁二零一。
同8 ，頁八四。
《中美關係白皮書》，頁二八二。
同11 ，頁二七零。
《總統 蔣公太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一一四。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電，《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頁一九零。
同17 ，頁一五九。
同5 ，頁一六五。
同6 ，頁一六六。
同3 ，頁一九六。
同14 ，頁四零。
同16 ，卷六（上），頁一一四。
同16 ，頁一一五。
同11 ，頁二二五。
杜聿明，〈戰役前國民黨軍進攻東北概況〉，《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五，頁五五一。
同26 ，頁五五三。
同26 ，頁五五三?四。
同26 ，頁五五五。
台灣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當時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曾親口告訴筆者當年父親抵瀋陽
時，東北將領士氣人振的情況。
同16 ，卷六（上），頁一五零。
同16 ，頁一五一。
同16 ，頁一五三。
《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部編，一九四九年，??月，頁??。
轉引自《雪白血紅》，頁一七四。
同3 ，頁一九九。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九日，林彪致東北局電，《雪白血紅》，頁一七零。
"Civil War in China, 1945-50", Taipei, p.24 。
同8 ，頁九零。
羅榮桓，〈對東北解放戰爭形勢與任務的分析和部隊思想工作〉，《遼瀋決戰》（上），頁二九。
Ray Huang（黃仁宇）， "Some Observations on Manchuria in the Balance, Early 1946",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May 1958, p.66 。
Ray Huang（黃仁宇）， "Memoirs" V12, pp.25 、30 。轉引自Gillin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p.50 。
同5 ，頁一八六?七。
同5 ，頁一八七。
劉漢等，《羅榮桓元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六六八。
陳沂，〈四平保衛戰〉，《遼瀋決戰》（上），頁二二八。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頁二二四。
同5 ，頁一七二。
同上，頁一九一。
同5 ，頁一九五。
同46 ，頁二三五。
同5 ，頁一九六。
同5 。
同46 ，頁二五零。
許逖，《百戰軍魂??孫立人將軍》（下），懋聯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零三。
同5 ，頁二零二。
同12 ，頁一四六。
見一九五零年國防部出版之《剿匪重要戰役之追??與檢討》，內載湯恩伯，胡宗南等十七位國軍將
領之檢討。
同12 ，頁一四七。
同16 ，卷六（上），頁一五一?二。
同16 ，頁一六五。
同16 ，頁一六八。
Donald G. Gillin, "Chiag Kai-Shek and Marshall: The Calastrophes of Szeping-Chieh, 1946" Carroll R. Welzel
Jr., "From the Jaws of Defeat: Lin Piao and the Fourth Field Army in Manchuria."
同16 ，卷六（上），頁一一五。
同16 ，頁一五一。
同16 ，頁一六六。
以下數處所引蔣中正之日記，皆出自《蔣公太事長編初稿》，卷六（上）。
同66 ，頁六三。
同12 ，頁一四六。
同12 ，頁一四七。
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初稿》，????，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七三八。
《趙家驤將軍詩文集》，台北，一九六零年，頁四一五。
一九五六年，父親在台灣發覺??車被國民黨特務跟蹤，乃呈??蔣中正，詰問由來，並表明心跡。
張贛萍，《抗日名將關麟??》，香港，宇宙出版社，一九七??年，頁一九九。
《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五八九－九零零。
《李宗仁回憶錄》，頁五七一，黃旭初〈廣西與中央??餘年來悲歡離合憶述〉（第二十五節），香
港，春秋雜誌。
隱士（程思??），《李蔣關係與中國》，香港，自由出版社，一九五四年，頁九零。
《遼瀋決戰》（下），頁六八五。
張令潣：《我在蔣介石??從室的日子》，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九五，頁三四五。
《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訪問：沈雲龍、林泉、林思??，台北，中央研究院，一九九零年，頁二六九。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七七四。
杜韋明：〈遼瀋戰役概述〉，《遼瀋戰役親歷記》，頁四。
同81 。
陳嘉驥，《認識東北》，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七零，頁二。
同79 ，頁二七零。
同1 ，頁五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