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
四平失守，對東北共軍林彪部隊以及中共黨中央的震動可以說是空前的。共軍戰後闖關，在東北佔了種種機先，又在蘇聯紅軍庇護下，攻城掠地，東、西、北滿的重要城市以及中長路兩側戰略地區全部囊括。
可是四平兵敗，林彪部隊半年多來在東北慘淡經營的優勢，一夕間，化為烏有，連北滿最後一個大城哈爾濱也險些不守。林彪部隊在四平一役，敗得很徹底。分析其敗因，有下列這幾項：
（一）戰略錯誤，共軍一向以游擊戰、運動戰著稱。無論抗戰前對付國軍以及抗戰時與日軍周旋皆以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略致勝，這也是毛澤東最引以為傲的。但「四平街會戰」，林彪部隊打的卻是集中主力的
陣地戰，這種正規戰，並非共軍所長，士兵亦缺乏經驗。四平街戰線長，防禦縱深淺近。遇到強勢的國軍，林彪部隊便吃了大虧。
（二）國軍美式機械裝備，戰鬥力遠勝過共軍。飛機、坦克車、重炮這些武器皆其軍所無。四平、本溪之役，國軍陸空聯合作戰奏效。國軍完全掌握制空權。殺傷力大。共軍死守四平雖然頑強英勇，但終不敵國軍強大火力的攻擊，傷亡頗眾。有些共軍老幹部回憶，那樣猛烈的火力，連抗日時都沒有遭遇到過。進攻四平的國軍新六軍廖耀湘、新一軍孫立人、第七十一軍陳明仁皆為國軍之佼佼者，將士素質高，戰鬥經驗豐富，而且初到東北士氣高昂，戰鬥力強。
（三）共軍在東北還來不及建立根據地，沒有群眾基礎，東北人民當時仍心向國民黨中央政府，對共軍持有敵意。四平兵敗，林彪部隊連傷兵也找不到人抬。撤退時，糧食供給困難，人民不予支持援助。共軍初到東北，相當孤立，也就是黃克誠所謂的「七無」。
（四）關於死守四平，東北共軍及東北局內部思想並不統一，因此而產生矛盾。像黃克誠、羅榮桓等人基本上是不贊成的，認為還是應該採取「且戰且退」的戰略，放棄中長路沿線的大城市，以農村及小城市為立足點來包圍大城市。後來毛澤東親口告訴黃克誠，死守四平，是他本人的意思。但四平兵敗，中共中央卻拿彭真來頂罪，把他東北局書記的職位撤掉。「文化大革命」時，彭真被鬥，死守四平，導致共軍慘重損失，也是他主要罪狀之一。
＊彭真
「把四平變為馬德里」是毛澤東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毛澤東不僅輸掉了四平，很可能連整個東北都險些給輸掉了。但蔣中正頒第二次停戰令卻讓了毛澤東一 終於把東北這局險棋扭轉乾坤，反敗為勝。
一項改變歷史的軍事錯誤 ── 第二次停戰令
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後，痛定思痛，開始檢討大陸失敗的原因。軍事方面，國民黨高級將領紛紛提出在大陸與共軍作戰所犯的錯誤。將中正總統本人也終於對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對東北戰爭的影響，在他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中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擊，直佔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
蔣中正在這裏把最後國軍在東北失敗，四十七萬精銳盡喪敵手，完全歸咎於他自己頒發的那道第二次停戰令，這是很嚴重的說法。蔣氏這段檢討相當坦率而沉痛，這在蔣氏言論中，並不多見。如此重大而牽動全局的一項決定，蔣氏當時到底是在何種客觀狀況及主觀心態下而做成的呢？這個問題值得仔細研究推敲。
首先是蔣中正究竟是在何時下決心命令國軍先鋒部隊停止追擊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三日，蔣中正偕父親等人飛蒞瀋陽，當天國軍正進佔長春，蔣氏到東北，親眼看到國軍士氣如虹，並得知林彪部隊潰不成軍，而且蘇聯態度又有改變，信心大增。如果他在南京時對國軍是否應該進軍長春，繼續往北推進有所疑慮，此刻他已沒有顧忌了。五月廿五日，他在日記中，如此記載：「東北『共軍』主力既經擊潰，應速定收復東北全境之方針，令杜聿明長官部向哈爾濱兼程挺進，必先佔領該戰略據點，東北軍方得告一段落，然後再策定第二期計劃。」
可見這時蔣對哈爾濱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認識十分清楚，而且有決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隊往哈爾濱挺進佔領。一直到五月卅日蔣離開長春飛往北平，其間即使他心中已經開始考慮何時下停戰令的問題，顯然他並未告訴父親或杜聿明等人，否則父親及杜聿明在瀋陽或長春一定會向蔣力爭繼續北進佔領哈爾濱了。事實上五月卅日這一天，蔣還接到行政院長宋子文的「??電」：「文今晨播 鈞座函譯文及三妹函交馬使，談二小時，馬謂鈞座意甚懇切，可希望作為解決之根據，渠即將招周恩來談，告以渠之意見。（一）交通即設法恢復；（二）美方對於若干事件保有決定之權，（三）『共軍』應退出哈爾濱、齊齊哈爾。以上三點，應由『共方』接受，除此外，無法調停⋯⋯」
可見馬歇爾也同意蔣的看法：共軍應退出哈爾濱及齊齊哈爾。按理說蔣中正下令國軍進佔哈爾濱、齊齊哈爾，更加有理可據了。雖然馬歇爾的意思是要由他與周恩來談判來達成共軍撤出哈、齊，但至少他也承認了共軍佔領哈、齊是不合法的。
＊馬歇爾
可是就在飛返南京的前一天，六月二日，蔣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戰。雖然停戰令六月六日才正式宣佈，但六月二日顯然已經通知東北行營。蔣氏在這短短兩三天內獨排眾議，不採納東北杜聿明諸將領以及父親的建議，進攻哈爾濱，而做出此一重大決定。尤可異者，蔣氏不待返南京後，與他最親信的參謀總長陳誠等人先開會商議，遠在北平便獨斷決定下令停戰，而且返南京後第二天六月四日，馬上逕自向馬歇爾宣佈六月六日，主動停戰十五天。到底是何種原因促使蔣中正倉卒間做出如此影響大局的停戰決定？
多年來，國民黨官方的說法，以及蔣中正本人記載的言論中顯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蔣中正宣佈這道第二次停戰令，是由於馬歇爾特使的壓力。有的美國學者也傾向這種看法。馬歇爾對蔣中正所施的壓力的確很大，三番四次威脅要退出調停切斷美援。為了安撫馬歇爾而下令停戰，這是原因之一。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馬歇爾返美述職，至四月十八日才重回中國。這期間，因蘇聯紅軍開始撤退，共軍乘機進佔中長線上瀋陽以北的諸大城市，東北國共兩軍的衝突乃日趨尖銳，馬歇爾抵達重慶當天，四月十八日，共軍打入長春。馬歇爾看見東北戰事擴大，大為震驚。因此，他返華第一要務便是要調停東北戰爭，將他慘淡經營而成的一月十日第一次停戰令，擴展到東北。但當時共軍處處佔上風，接著又進佔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大城，周恩來在談判桌上姿態甚高，馬歇爾雖然明知共軍進佔長春，乃違反停戰協定，但馬與周交涉共方撤軍，迄無結果。他唯一能使勁的地方，便是向蔣中正施壓，要國軍讓步。四月二十三日，蔣氏與馬歇爾會談後，日記中記載：「馬歇爾氏於談話中，全用壓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對東北問題再作讓步。」馬歇爾咄咄逼人之勢，蔣氏深有所感，但當時「四平街會戰」已進行得如火如荼，蔣早已佈署停當，與共軍一決勝負，當然不可能一時屈服於馬歇爾的要求。馬甚感不耐，翌日與蔣再會面，對中央政府黨政軍的種種不是，竟肆意攻擊起來，「聲色俱厲」。蔣為了顧全大局，也只得「寬予容忍，不與計較」。當初馬歇爾使華，主要任務之一即是處理東北危機，而今東北蘇聯紅軍撤出後，情況反而惡化，國共軍隊大打出手，馬歇爾個人聲譽固然大受打擊，而東北戰爭，可能引發國共全面內戰，更教馬歇爾心急如焚。他不顧一切，頻頻向蔣中正施壓，以致言辭失禮，正也顯示他夾在國共之間，調停一籌莫展，內心挫敗之深。
蔣中正於五月二十三日飛往瀋陽，他離開南京前告訴馬歇爾：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東北軍事長官之報告，國軍或已向長春挺進，他親自前往瀋陽，以控該地局勢。這當然是托辭，父親十九日返南京已向蔣氏報告東北戰況詳情了。蔣於五月二十五日給宋子文函中，承認他之所以來瀋陽，就是要避開馬歇爾的糾纏。但馬歇爾並沒有放鬆，一直電蔣催逼他下令國軍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停止前進攻擊」。此時中共四平兵敗，乃發動宣傳猛烈攻擊馬歇爾包庇國民黨，擴大東北戰事，中共目的當然在促使馬歇爾逼蔣停戰。馬歇爾這時是啞子吃黃連，有口難辯，尤其蔣飛瀋陽，乘的是馬歇爾座機，於是中共更有藉口攻擊蔣赴東北督戰係出於馬歇爾的指使。馬歇爾大為窘迫，逼得馬上無線電廣播，公開呼籲蔣中正下令停戰，以便撇清中共對他的指控。五月三十一日，蔣中正已到達北平，馬歇爾還追電過去：
「鄙人茲特重向鈞座聲述，政府在東北軍隊之繼續前進，不但使本人之調處急趨困難，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大為動搖，因之鄙人特思再懇請鈞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軍隊之前進攻擊與追擊⋯⋯。」
馬歇爾此刻已顯得氣急敗壞，語近威脅，有意退出調停了。六月四日，當蔣中正返南京會見馬歇爾，告之決定六月六日頒佈停戰令時，馬歇爾欣喜之情，可以想見，很可能他會認為，他向蔣中正不斷施壓，終於奏效。
蔣中正真是完全屈服於馬歇爾壓力而頒發第二次停戰令的嗎？恐怕並不盡然。
首先，馬歇爾來華調停之初，汲汲於催促蔣中正與中共組織聯合政府，又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達成第一次停戰協定，在蔣看來，馬歇爾所作所為皆有利於中共，對國民黨政府則為害甚烈。因此，一開始，蔣中正對馬歇爾來華調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的。他在日記中，對馬歇爾的批評，坦率、中肯，對馬歇爾調停所產生的害處認識也很清楚。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對馬歇爾便這樣批評：「彼對我國內情形及『中共』陰謀並無了解，終將誤大事也。」
他審閱了馬所提「臨時政府組織法」，感慨道：「此為『共黨』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對他國政治之隔閡。若本自無定見，不僅誤事，且足以召亡國之禍也。」
蔣甚且認為聽從馬歇爾，會召來「亡國之禍」，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見」，這是很重的話。第二天開「政協會議」，蔣看見馬歇爾被中共周恩來、民盟羅隆基等人包圍，對中國國情又「隔閡異甚」，蔣擔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史迪威是馬歇爾的老部下，甚得馬器重，史迪威事件後，馬歇爾對蔣中正難免不生成見。他到中國後，蔣看見他言行之間，竟處處偏向中共，與史迪威當年同出一轍，難怪蔣「憂心悄悄」，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損害中美關係。
在蔣看來，馬歇爾專以妥協中共為能事，簡直「完全為『共黨』宣傳所迷惑矣」。蔣的說法、也不無道理，三月初，馬歇爾竟親自跑到延安去巡視，受到中共盛大歡迎，毛澤東乘機向馬歇爾建言：「解決國共軍事衝突之關鍵，端在美國立即停止對華軍事援助。」後來馬歇爾果然切斷對國軍軍援八個月之久。
馬歇爾返美國述職回重慶，當時東北國共兩軍已經打得不可開交，馬歇爾仍主張對中共採取妥協法。
蔣中正認為馬「只求暫時不發生戰爭，即視為調停成功，而於我國之實際利害成敗，則毫未計及。」，乃直告以「非先改變其對『共黨』之態度與方針，決不能達成調解之目的。」馬歇爾毫不為所動，兩天後四月二十一日，竟呈送蔣備忘錄一份，擬以美軍裝備供給「共軍」十個師，馬認為這樣，美國軍官得以訓練中共部隊，以利國共兩軍之整編。幸虧馬歇爾這個打算，魏德邁早已悄悄告訴蔣中正了，否則馬歇爾這個建議的震驚效應恐怕更加鉅大。四月二十八日，蔣在日記中寫下他對馬歇爾的觀察：
「近察馬歇爾氏之心理及其態度，乃極以對『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頓為慮，時現恐懼與無法應付之情態，其精神幾已完全為共黨所控制，一惟『共黨』之要求是從，無敢或違，凡與『共黨』心理牴觸之條件，皆不敢向『共』方試談，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
＊魏德邁
這裏，蔣氏認為馬歇爾已經著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牽著鼻子走，已失去調停的能力了。而且馬歇爾對國軍毫無信心，認為國軍在東北絕無摧毀共軍的能力。「四平街會戰」，國軍打了大勝仗，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已往北邊撤退，可是馬歇爾硬是不信，向宋子文表示反對國軍進怗長春。蔣中正這次真的光了火，五月二十四日，在瀋陽日記中把馬歇爾狠狠的批了一頓：
「馬歇爾不問我國之利害禍福如何，亦不顧其國政策之能否實現，而惟以其個人之功利成敗是圖，一意對『共黨』遷就，以致揚湯止沸，勞而無功。近聞馬歇爾向子文表示，對我軍進佔長春，甚不贊同，此乃其一貫之錯誤政策，無足為異，此時惟有竭盡吾人之心力，以至誠感之，以促其覺悟耳！」
四平兵敗，中共中央震動，為了挽救頹勢，周恩來馬上換了一副姿態，向馬歇爾表示希望停戰和談了。
五月二十七日，蔣中正看到馬歇爾轉來周恩來致馬的備忘錄，前倨後恭，嗤之以鼻，記道：「周恩來之奸謀狡計，自在意中，而馬歇爾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祇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戰，俾其個人任務，得以迅速達成，而不顧我國脤民命之存亡絕續，為可慨也！」
由此可見蔣對馬歇爾充做國共內戰調停人之短處及局限，有相當清楚的認識：馬歇爾昧於中國國情、迷惑於中共的宣傳、對中共一味妥協遷就、只管個人調停得失、置國民黨政府存亡於不顧，而且對東北戰況根本不清楚。蔣氏並曾自我警惕，聽從馬歇爾的調停，可能招致亡國之禍。蔣氏既有此等認識，更了解中共戰敗求和是「奸謀狡計」，而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短短數日，竟會完全屈服於馬歇爾的壓力，而做出影響東北全局的停戰決定，似乎於理不合。試觀其後蔣與馬的關係，第二次停戰令終止以後，關內國共兩軍，反而大打起來，全面內戰開始。蔣不顧馬歇爾退出調停的威脅，於當年十月毅然下令進軍內蒙重鎮張家口，因此觸怒馬歇爾，切斷對國軍美援八個月。由此可見，蔣氏指揮國軍進退，自有主見，不一定那麼容易受馬歇爾左右。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蔣中正倉促間頒發第二次停戰令。應該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與動機。
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中，特別闢一章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其中有一節是：「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的獸性與暴行」，蔣氏承認由於「自信太過」，「未能對共黨問題作徹底的處置，和根本的解決」。他舉例一九二七年清黨及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圍剿成功，對共黨「殘餘部隊，不作最後的迫剿，且接受其停戰歸誠的要求。」在先前檢討「東北變亂與第二次停戰令」時，蔣氏自己說明他下第二次停戰令的理由：
「綜核前方報告，都認為共匪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響，決無再起可能。我亦以為共匪在此創鉅深之餘，荀有一線愛國良知，果能實踐其一月間停戰協定等諾言，仍可予其悔過自新，效忠國家另一次之機會，乃先令前方追擊部隊就地停止待命。」
接著蔣氏沉痛檢討：「這不僅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決可能的這一幻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以及『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獸性與暴行』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蔣中正於五月廿三日飛瀋陽後，得到前方報告，發覺共軍大敗，嚴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瀋陽那幾天親自指揮國軍追擊，連連得手，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往北竄逃。五月廿四日，他函馬歇爾，由宋美齡執筆，提出對中共停戰和談條件，比先前嚴苛甚多，而且口氣強硬，幾乎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敗方招降了。
因此，蔣中正於六月二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戰很可能是基於下面的原因與動機：蔣中正確實認為共軍「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決無再起可能。」他六月二日返南京前下令國軍停止追擊，一方面可以安撫馬歇爾，緩和美方國力，同時還留了一活棋。六月七日，在停戰令生效的同一天，他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內附著馬歇爾信：「即在東北，國軍有行動自由，及政府在東北接收政權，不受阻礙。若共軍再有攻擊。即予反攻。再共軍恐難就範。故仍須準備進攻。」蔣氏顯然並不相信共軍會遵守停戰協定，但同時他卻認為，下令停戰後，國軍仍舊有能力，隨時可以再進攻。
事後看來，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東北林彪部隊「東北民主聯軍」，「四平街會戰」兵敗，損失慘重，已失去戰鬥能力，可以說是其整個東北戰爭中，最虛弱的一刻，而國軍四平大勝，新一軍在陸空聯合作戰的威力下，勢如破竹，直追過松花江岸，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也是國軍上氣最高昂的時分。當時的國際形勢，對國軍亦最有利，蘇聯史達林玩兩面外交，看見共軍在四平會戰中節節敗退，已認為東北戰爭，國軍一定會贏，乃於五月六日，透過蔣經國邀請蔣中正訪俄。國軍進佔長春後，蘇聯態度轉變更大，向國民政府示好，表明不會支援共軍了。至於美國方面，亦承認共軍進佔長春、哈爾濱，是破壞馬歇爾促成的停戰條約，因此國軍師出有名。而且此時關內國共戰爭還沒有全面展開，國軍在東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因此，國共兩軍在東北一決勝負，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是國軍佔盡力優勢的關鍵時刻，這個良機一失，國軍便再無贏得東北的可能。
＊史達林
蔣中正當時對東北局勢顯然作了錯誤的判斷，他沒有考慮到驟然下令停戰，對國軍帶來的嚴重後果。
正如他檢討中自云，由於「自信太過」，對共軍產生了輕敵心理，以為林彪部隊，「決無再起可能」，乃貿然下令停戰。第二次停戰令下達的時機，完全違反軍事原則，曹劌論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兩軍對壘，往往是一場比較士氣高下、意志力強弱的決戰。正當國軍一鼓作氣，往北挺進，眼看勝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對當時將士心理打擊之大，可想而知，從此東北國軍上氣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從這道第二次停戰令開始。整個內戰，國軍首先敗在士氣不振，而非在軍備人數，而第二次停戰令對國軍士氣之打擊，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對當時正在倉皇潰退中已經搖搖欲墜的林彪部隊，第二次停戰，從六月七日至三十日，長達二十三天，不啻天賜良機，得到一個重新集結轉敗為勝的喘息時間。這無異是縱虎歸山、養虎貽患，打蛇而不打七寸，其反撲厲害可知。尤其令人費解者，林彪部隊已經準備撤守哈爾濱，國軍應有情報，即使要停戰談判，也應等新一軍將哈爾濱這座北滿戰略重鎮拿下，談判桌上籌碼才會更多。
哈爾濱唾手可得而不取，讓共軍佔去，日後哈爾濱遂成為林彪部隊休養生息，最大的反攻根據地。這個八十萬人口東北北方工業經濟中心，對共軍政治、戰略、經濟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國軍當時將哈爾濱拱手讓敵，是包藏禍心，遺害無窮。
事後國軍將領，尤其是參加過東北戰爭的，都一致認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頒發停戰令，是東北戰爭成敗一個關鍵性的錯誤決策。當年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驤的看法，可為代表：
「當我軍佔領吉林、長春，匪勢衰頹的時候，就應該不顧一切，擴張戰果，向哈爾濱追擊。如能佔領哈爾濱、佳木斯等要點，而控制中俄邊境，則匪軍主力不能聚集存在，更不能在松花江北岸休養生息。俄帝蹤把日本關東軍的裝備，補充匪軍，擴編匪軍，事實上亦甚困難。當時匪軍在東北尚無政治基礎，其一套虛偽宣傳與政治欺騙，也非短時間所能奏效。假使我們在軍事上佔領要點要線，政治上先匪一，積極建設，清明廉能，與民更始，則東北的接收，必可勝利完成，且可永久穩固，邁進民主之坦途。詎知我軍正當由吉、長北進之際，因為馬歇爾的調停而停戰，我們逸失好機，爾後永遠未見再來。所謂好景不常，功虧一簣，遂註定失敗命運。」
此處趙家驤當然不便點明是蔣中正所犯的錯誤，外國學者論到這一段歷史，也有持相同論調者，不過對蔣中正的批評，就沒有這樣含蓄了。美國歷史學家唐諾‧吉林(Donald G. Gillin)，他在《蔣介石與馬歇爾：一九四六年四平街之災禍》(Chiang Kai-Shek and Marshall: The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ch 1946)中，如此結論：「多年後，蔣在他回憶錄（按，《蘇俄在中國》）中宣稱東北停戰是他所犯最大的錯誤。誠然，事後觀之，這是軍事上有史以來最大的錯誤之一。但這是一個更大的政治錯誤的結果。那就是，蔣氏堅持要維繫與美國結盟而不惜付出一切代價。」
公元三八三年，前秦苻堅率百萬大軍南下，晉廷大震，宰相謝安派大將謝石、先鋒謝玄率軍迎敵，兩軍對峙於淝水（今安徽境內），但晉軍只得五萬，不成比例。謝石請求苻堅將軍隊稍往後撤，以便晉軍渡河開戰。苻堅本為雄才大略的領袖，此時卻因驕兵輕敵，誇言投鞭足以斷流：竟答應晉軍這項荒謬的請求，下令撤軍。孰知一聲令下，秦兵陣腳大亂，退勢遂不可擋，晉兵乘機進攻，大敗苻堅百萬雄師。前秦帝國由是土崩瓦解，中國南北朝分裂局面，因此而延續了兩百多年。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領袖一個錯誤的軍事決策，一個輕率的軍事命令，足可影響一國之興亡，改變歷史的發展。
毛澤東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最嚴重的軍事錯誤，差點輸掉整個東北，但蔣中正下令國軍停止追擊，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把東北失去了。很可能，國共內戰的勝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經決定。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父親在台灣上書蔣中正總統一封密函，其中有這樣一段：
「抗戰勝利後林彪竄擾東北得蘇俄接濟佔據東北戰略要點四平街國軍久攻不下職奉鈞座命令前往四平督師三日而攻克之當時我統帥部曾獲諜報蘇軍約六千潛留長春故密令國軍不准渡遼河職當時身臨前敵關於匪情比較清楚故本上級指揮官企圖曾獨斷下令嚴飭杜總司令韋明率部越過遼河追擊攻佔長春吉林匪所部死傷慘重潰不成軍確已失去戰鬥能力若照職原定計劃繼續窮追本可將其消滅於東北境內以免該匪後來在東北接受蘇軍繳獲日本關東軍五十萬人之優良裝備為我第一勁敵同時我可將東北國軍精銳調進關內形成重點使用剿匪軍事或可改觀無奈馬歇爾將軍受匪共欺蒙左袒毛匪強迫東北國軍停止追擊遂使林匪坐大反噬養虎遺患往事追維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
同年十二月，蔣中正的《蘇俄在中國》在台灣出版，這時距「四平街會戰」已有十年。蔣中正與父親，兩位「四平街會戰」的主事者，在十年後，各自追憶起這一段國共鬥爭的歷史關鍵，同感「痛心疾首」。蔣氏悔恨當初錯下第二次停戰令，父親則痛惜蔣中正未能及時採納他的建議，徹底消滅東北共軍，以致林彪部隊坐大反噬。
父親一向冷靜沉著，喜怒輕易不形於色，但不止一次，我親眼看到他晚年在台灣，每提起這一段往事時，猶自扼腕頓足，憾恨之情，溢於言表。我很少看見父親論事如此激動，即使論到「徐蚌會戰」另一個與他糾葛甚深的戰役，他也沒有像對「四平街會戰」，感到如此痛心惋慨。「四平街會戰」，最後竟功虧一簣。一著棋錯，滿盤皆輸，這是父親一直耿耿於懷，到他晚年亦常引以為憾的一件恨事。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替父親做口述歷史訪問，從一九六三年起，共訪問了一百二十八次，共五十二萬言，可惜還未及談到國共內戰。一九六六年，父親遽然逝世。因此，來不及論到一九四六年的「四平街會戰」，但即使如此，父親的「訪問紀錄」中，竟有四處提到這一個他始終未能釋懷的戰役：
（一）第四十七次訪問，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訪問者：陳三井，頁四五七──九。
「先是共匪林彪為匪偽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統率匪軍十萬之眾，於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蘇聯紅軍撤出東北時，由紅軍之手接收得關東軍軍械五十萬枝，乘國軍未開到之前，襲佔四平街，終與國軍相持不下。當時我奉命至四平街督戰，並迅速將林部擊潰，繼佔長春、吉林，本可就此乘勝追至佳木斯或滿洲里，將林部殲滅或驅出東北境外，以永斷禍根。而中央忽令軍事歸杜聿明指揮，且軍隊不准越過遼河，理由為長春有六千便衣紅軍，若我軍越過遼河，恐引起衝突。當我一到四平，下令繼續追擊時，杜聿明即出示此一命令予我，我說：『即是我下命令追擊，責任當由我負。』當時我一面去電向當局報告，同時乘飛機返京向蔣先生面陳云『戰勝則當進，或追出國境，或予以殲滅，蓋匪已倉皇撤退，全無鬥志矣！』蔣先生道：『據報長春有六千便衣紅軍，萬一肇事起衝突，怎樣？』我說：『匪已潰退，多六千紅軍亦不濟事。』蔣問：『若紅軍再來，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人之責任，按撤兵規定，紅軍應已撤回，若紅軍再來，此乃聯合國之問題。』委座聽罷，當場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機將行，蔣先生因重視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馬歇爾專機直飛瀋陽轉長春（當時軍隊已到長春），委座一見前方軍事進展順利，極為愉快。當時我即建議繼續追擊，亦表示說，若東北剿赤完畢，可以少數部隊佈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裝備師於華北助北平行營剿匪，待事畢再調回。蔣先生說：『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杜聿明去做。』我說：『委座在此，我也在此！』他當即說：『你在此，若馬歇爾問你是否要繼續追擊，你不好說話；你回去，我在這裏，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還是回去。』此來，我只得返京就任國防部長。
其後，馬歇爾八上廬山，壓迫政府下停戰命令。杜聿明於哈爾濱停頓攻勢整編軍隊，予共軍以喘息與反攻機會，大局逐漸予我不利。當時若長驅北進，直下東北，消滅林彪之大患，而後抽兵入關內，如此於戡亂大局或稍可改觀。」
（二）第一百零五次訪問，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訪問者：陳存恭，頁八一五──六。
三、民國三十五年健公到東北督戰，此事請健公詳述。
答：共軍得了關東軍槍械，守長春、四平街，杜聿明攻打未下，蔣主席急了要我去東北。我到了以後，部署一下，打了三天，把四平街打下了（按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收復四平街）。這時中央得了一個情報說有六千俄國紅軍便衣隊在長春支持林彪，下命令給杜聿明：打下四平街後，不准過遼河，不准過公主嶺。我看林彪部隊在四平街打敗，在白天撤退的，臨退把十六個列車炸毀了，如此狼狽，喊杜聿明追擊，杜說：「中央有命令不能過遼河」。我說：「甚麼原因？」他說：「長春有六千紅軍便衣，紅軍在哈爾濱朝發夕至。」我說：「我有計劃，我負責任。」我當他面向上面一個報告，上面下命令：「繼續追擊。」我連夜趕回向蔣主席報告：「要取長春。」他很沉重的樣子，我說：「打了，少六千敵人，他再進兵來是聯合國的事。」他「唔！唔！」連聲。第二天，我要飛東北，他說：「我們一起走。」我們一起到瀋陽吃午飯（此日為五月二十三日），飛機一下來，知道我們戰車已到長春，蔣主席高興極了，說：「吃了飯，我們到長春。」
我主張取了長春攻哈爾濱，直取佳木斯，主張編三百萬民團自動保護地方，我希望在東北負一些責任，而蔣主席硬要我向南京就國防部長職。」
（三）第一一四次訪問，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訪問者：陳存恭，頁八六五。
「九、健公常講大陸丟了，健公等負方面重責者有責任，當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是方面大員，但有人認為大陸之敗，非戰之罪，軍事失敗不過原因之一，此外像經濟、政治、教育等的因素也很重要，甚至因此而影響了軍事之敗，互為因果，健公對這種說法認為如何？
答：我不以為然，最重要的還是軍事，軍事逆轉，經濟亦逆轉，大陸才崩潰下來。三十五年，關外有五個美械軍，四平街一仗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長春，如果我們一直打，打到哈爾濱、滿洲里、佳木斯，把他們打完了，把東北民眾組織起來，把頭一等的軍隊調回關內打聶榮臻，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戰爭，戰事好轉，其他一切也不致於崩壞下去，可能就獲得了勝利。
（四）第一一八次訪問，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訪問者：陳存恭，頁八七三四。
「美國素來主張國共和平共處，馬歇爾等很天真，中了俄共中共之計，認為中共不是共產黨，是土地改良派。⋯⋯馬歇爾本這決策親自來華調解，要我們組織聯合政府，所以在戡亂期間，我們四平街打勝了，我主張一直打過去，蔣主席一定要我回南京就國防部長職。蔣主席對我說：『怕馬歇爾不高興。』馬歇爾壓力大，我們在長春、吉林停止了，而林彪在佳木斯、滿洲里整理，再行反攻。」
「馬歇爾要我們實行民主政治，要我們成立聯合政府，認為我們是大黨，不能壓迫小黨，實際上都是拿他們的標準來衡量我們，不知共產黨的厲害。當然我們在大陸之敗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總是不行的，鬧翻了臉不接濟我們，我們就不能解決難題。而馬歇爾沒有遠大政治家眼光，無軍事家眼光，處理中國事務犯了大錯，事實上要負很大責任。」
綜觀父親這些有關「四平街會戰」的言論，可以歸納成幾個要點：
（一）父親認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首敗在軍事，而軍事失敗，又以「四平街會戰」沒有徹底剿滅共軍，而讓林彪部隊坐大反噬，「養虎遺患」，最為關鍵。在這點上，父親與蔣中正看法相同，皆認為「四平街會戰」功虧一簣，不僅影響東北得失，甚至決定整個內戰的勝負。
（二）父親亦不便點明蔣中正下停戰令之錯誤而歸咎於馬歇爾的壓力及其對中共認識不清。但父親接說「當然我們在大陸之失敗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總是不行的。」言下之意，也認為蔣當初不應過份依靠美國，受馬歇爾左右。父親曾向蔣建議，馬歇爾責怪，可以將繼續追擊的責任推到他身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父親一再向蔣中正請命，讓他留在東北，完成徹底剿滅林彪部隊的計劃，蔣始終不許，強令父親返南京。所以父親反覆說蔣主席「硬」、「一定」要他回南京就任國防部長。父親大概對這件事始終耿耿於懷的。
（四）父親不僅力主乘勝追擊林彪潰敗部隊，攻下哈爾濱、佳木斯、滿洲里等北滿主要城市，父親更建議清除東北共軍後，馬上組織三百萬民團以鞏固確保地方治安，再抽調五個美式械備師，到關內幫助北平行營在華北剿共。
（五）父親往東北督戰，四平街攻下後，父親下令繼續進攻長春，杜聿明出示中央命令，因得密報長春潛伏有六千蘇聯紅軍，令國軍不准越過遼河。父親判斷林彪部隊已經潰敗，應乘勝追擊，乃獨斷下令，嚴飭杜聿明繼續追擊，往長春挺進，並連夜飛返南京向蔣中正報告事情經過。這一段史實，在杜聿明的回憶：
「國民黨破壞和平進攻東北始末。」一文中，並沒有記載。讀杜文，令人得到的印象是四平街攻下後，杜聿明積極要下令進攻長春，反而是父親遲疑不決，杜極力說服父親，父親才同意追擊。我記得父親對當時的情況曾有這樣說法：父親的確三番四次詢問杜聿明，國軍是否有把握攻下長春，當杜保證有把握後，父親乃下令進攻，並對杜說，南京中央方面，由他去負責。杜文中完全沒有提六千蘇聯紅軍潛伏長春，中央下令國軍不可越過遼河之事。既然父親於一九五六年上呈蔣中正的密函中，鄭重提起這段歷史，尤其突出他「獨斷下令」的事實，蔣應完全了解當初情形，當以父親的說法可信。杜聿明的回憶文章是被俘後在大陸所寫的，他隱去這一段，而且顛倒了一些事實，可能也有政治的考慮。但杜聿明這篇文章非常重要，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多所引用，所以應該澄清其錯誤的地方。事實上當初父親見機獨斷下令追擊，十分重要，因此國軍攻克四平後，才得以馬上繼續追擊，在公主嶺趕上林彪部隊，將之擊散。中央的命令，杜聿明不敢違抗，但父親是蔣中正特派到東北督戰的大員，才有獨斷行事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