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習會 美罕見當面表達協防日本決心
直白發言 層峰會談罕見
＊駐日特派員張茂森／東京十三日報導
日本「讀賣新聞」十三日報導，本月四日訪中的美國副總統拜登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時，曾簡單明白的告訴習近平，「美國是日本的同盟國，日本如果有什麼事發生，美國有防衛日本的義務」。讀賣指出，在美中歷來的高層會談中，會用這麼直白的語言是非常特殊的例子。
美重申不承認東海識別區
該報導是引用日本政府內部所透露的拜登與習近平的部分對話指出，拜登除對習近平重申美國反對中國的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外，還直接的說，在他國施政下的領域設定防空識別區「並不聰明」，日中之間若出現紛爭，美軍將立即出動，「日本如果有什麼事發生，美國有防衛日本的義務」。拜登的發言顯然是在遏止中國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內的軍事行動。
到目前為止，針對釣魚台問題，美方數度表明據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美國將防衛日本的立場，但由美政府層峰直接向中國領導人挑明則非常罕見，對中國設定防空識別區，美國顯然擺明強烈的牽制態度。報導說，美國政府認為中國此舉是想瓦解日本對釣魚台實質支配的動作之一，拜登發言非常明確的表達了美國反對的立場。
拜登也對習近平說，「防空識別區的發佈方法和手續不合國際標準」，他對中國在他訪中之前做此決定很不高興的說，「為什麼特別在我來前這麼做？」習近平則解釋說，「我們沒有刻意選在你要來之前這麼做」，並強調，「中國有設定防空識別區的權利」。
華府觀察︰經濟維持強健 才是台灣保命符
＊駐美特派員曹郁芬／特稿
台灣前副總統蕭萬長十六日率領台灣知名企業領袖與決策官員訪美，關心美台經貿發展的人說：「終於來了」。過去十年，台美關係有如一列失去動力的火車，不但高層經貿官員鮮少互訪，貿易量遞減，雙方的投資也停滯不前。相反地，美國和中國的經貿關係突飛猛進，中國也變成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在這個大三角關係中，台美經貿是最弱的一環。
把時間拉回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包括中情局在內的美國情治機構，聯合呈給卡特總統一份備忘錄，分析美中關係正常化後的台灣前景。這分收藏在卡特圖書館的文件指出，可以預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在關係正常化後企圖削弱台灣的穩定和信心，以進一步孤立台灣，「但只要台灣的經濟維持強健，取得必要防衛裝備的管道不受損害，台灣的安全和繁榮不會受到顯著影響」。
這份報告甚至評估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萬一過世或不能視事，可能會影響台灣政府處理美中關係正常化後的問題，「如果經濟維持強健，一個新政府或許可以生存下來」。卡特總統在備忘錄首頁批註「好報告」的評語。美國情報機構一共提出十二點分析，其中兩個攸關台灣生存命脈的條件都與經濟有關。
當時台灣還處於戒嚴狀態，民主與自由只是願景，但美台斷交後，經濟果然成為維繫台灣生存的命脈。美國國會立法通過的台灣關係法保障了這點，美國對台增加投資，開放市場，並協助台灣加入關貿總協、亞太經合會與世貿組織。台灣自蔣經國以下的領導人也無不努力拚經濟，使得台灣一度有實力以經濟來影響兩岸關係，拓展外交空間。
美台交往的過程不全然是美好回憶，美曾逼台幣升值、開放農產品市場、取締仿冒，台灣都曾爆發過反美和反政府情緒，但經過一次次陣痛，事後都證明，國際化和自由化是台灣提升競爭力必走的道路。就在蕭萬長抵美前夕，民進黨駐美代表吳釗燮和台僑的感恩節餐會上，談到台灣經濟情勢的嚴峻，表明民進黨支持國際化和自由化，讓台灣經濟做結構性調整， 否則台灣的下一代沒有希望。
拚經濟顯然是台灣朝野的共識，大家都看到台灣生存的困境。但正如過往的歷史，台灣進一步國際化和自由化，政府和民間都要付出代價。現在台灣朝野都把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當成口號，但華府的疑問是：台灣朝野是否會繼續拿經濟發展做為政黨惡鬥的代價？行政部門與立法院之間是否會繼續以經貿議題進行政治角力？台灣的民眾、企業和政府，真的做好面對國際競爭的準備了嗎？
台美徵兆出現
＊記者鄒景雯／特稿
若以台灣三位民選總統為證，第二任總統似乎都難以迴避一個經驗法則，就是在終局問題上進行試探，從而踏險於美中問題的最敏感地帶。李登輝如此，陳水扁如此，現在馬英九亦復朝著同樣的步履前進，儘管他們的方向南轅北轍。
做為台灣最重要的影響者，美國的政策六十年來始終沒有變過，那就是兩道紅線清楚地畫在那裡，向左走，不能與中國合併（統派稱為統一），向右走，不能完成法理台獨。所謂不統不獨之間，也就是多數台灣人心裡非常明白的：邊走邊看之維持現狀。儘管這個現狀是動態的，隨著美中台三方實力的消長，從不是一成不變，但是，誰採取了具體動作逾越現狀，美國必然會吹哨子。
江澤民時代開始推動大國關係，中國透過美國對李登輝吹哨，胡錦濤接而續之，老美直接重擊陳水扁給中國息怒，當時揮拳的國務卿鮑威爾與白宮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韋德寧是代表作。前二者如果被界定為「不聽話」，馬英九可能要稱為「背叛」，老美的預防性措施較之以往更為警覺，因此更加快速的反應。
薄瑞光來了，金溥聰返國，還有美國使者抵達，這情況，過去不是沒有過，早在李登輝時代，美國總統就曾經在重要時刻派出代表親自來台傳話，阿扁亦同。但是，過去是美中「共管」，現在則是高度防範台灣成為危害美國在亞太利益的「破口」，因此箇中的微妙性與以往迥然有別。
事實上，馬英九不是沒嗅覺到來自美方的氛圍，遲至最近，已經開始調整，並且試圖進行解釋，然而今日敢於亮劍的中國，對美國造成的刺目，恐怕是前所未有，馬的「白目」，終致華府必須採取行動，積極處理。
馬接見AIT主席：共軍未飛進我識別區
＊聯合晚報╱記者李光儀/台北報導 2013.12.11
馬英九總統今天上午接見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薄瑞光，馬總統指出台灣的防空識別區縮小，是在民進黨政府時期所為。至於向中國通報飛航資訊，馬總統說，除了日本兩家航空公司外，包括美國、韓國都同意通報，考慮的是民用航空的飛航安全。
馬總統主動提及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他說，這與釣魚台列嶼有關，重申我方對釣魚台主權，以及保護漁民作業立場。他也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希望透過協商解決爭議。他指出，2004年以前，我國防空識別區比現在大，是2004年民進黨執政時，把防空識別區縮小。目前為止，區內都沒有發現中國飛機進來，但我們仍有向中國表達，畫設防空識別區作為對兩岸關係沒有幫助。
東京觀察／專家︰若日中現在開戰 「中國不敵日本」
＊駐日特派員張茂森／特稿
中國在東海劃定包含釣魚台空域在內的防空識別區以來，東亞地區緊張情勢升高，擦槍走火的機率大增，日中兩國媒體也頻繁出現「日中開戰」字眼，日本雜誌甚至有假想明年一月發生「日中戰爭」的報導。倘若日中真的開戰，到底誰是贏家，恐怕是東海防空識別區後續發展最受到關注的熱點。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宣布在東海劃設防空識別區的次日，中國駐日大使館在官網發出「緊急通報」，呼籲在日中國人向使館登錄所在地址，以便在「重大緊急事態」發生時順利進行救助，讓煙硝味更加嗆鼻。綜合日本媒體報導，不論是美國還是日本軍事專家，甚至中國前海軍將官都認為，中國不敵日本。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副教授霍姆斯（James R. Holmes）去年八月曾在美國國際情勢網站「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分析日中戰力，指出在數量上中國艦船遠超過日本，但有三個理由不能因此就決定勝敗。首先，裝備優位並不等於能在實戰上全面發揮，中國的閉鎖社會和日本的開放社會直接影響戰力；第二是戰時兵員的應用力，日本海上自衛隊在亞洲海域有豐富的單獨或共同訓練經驗，中國海軍無法比擬；第三是地理要素，由於在釣魚台海域直接發生船艦衝突的機率很小，因此戰機部署和陸基飛彈發射台的確保非常重要，日本從黃海到東海的島嶼都在距離中國海岸線八百公里內，可馬上成為飛彈發射基地。
中國國務院直屬的「中國網」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刊出一則「日本海自軍事力向上」的新聞，指出「目前除了美國海軍之外，日本擁有亞洲最強的海上防衛力」。中國前海軍少將鄭明也在去年七月十七日的「環球時報」指出，日本海上保安廳是「準軍隊」，對海保的大噸位船舶和精準訓練大加讚賞。
日本前航空自衛隊參謀長田母神俊雄日前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人數為日本自衛隊的十倍，軍事開支也大幅超越日本，但兵員的素質和訓練無法和日本自衛隊相比，日中一旦開打，「中國軍隊完全沒有勝算」。例如，中國空軍目前的訓練方法，是航空自衛隊三十年前的版本，完全是「類比式的訓練法」。日本為何知道中國空軍的水準低落？田母神指出，自衛隊隨時在分析偵察衛星影像，不時以偵察機或巡邏機監控中國軍隊的動向，對中國戰機的戰法也有充分掌握，無論從任何角度看，「日本空自壓倒性地優於中國空軍毫無疑問」。
重建權力格局、再尋經濟動力
＊徐斯儉／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中共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於十一月十二日結束，結束後當天發表了一份公報，內容雖然包涵很廣，但用語非常抽象，以致外界有「改革雷聲大雨點小」之議。但本來要一星期之後才會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稱「決定」），卻在短短三天之後就對外公開了兩萬多字的全文。在這兩萬多字的「決定」中，牽涉到十六個重大問題，幾十項具體的改革方向，在此不及一一評述。但如果在二、三十年後回顧此次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會發現有兩個最重要的重點：一是習近平藉著此次三中全會，企圖重建在十八大尚未完成的「權力格局」；二是藉著此次全會的「決定」此一重要文件，為以市場化為基礎的內需經濟，奠定與建立所需的各種條件，或者說再次尋找一個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力。
李克強無角色引想像
對於第一個方面，又有三個重點。首先，關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此一「決定」的起草小組中未擔任任何角色，無論如何都是一件不尋常的事，這不得不讓人們對於習李之間有所想像。其次，根據此文件，將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不能不說是習近平進一步鞏固自身權力的作為。目前關於這兩個新機構的訊息仍非常不足，尤其無法判斷其成員。但目前網路上所流傳的，其籌備人事都是習近平所主導的。前者據說有可能架空中共中央書記處，後者據說有著整合處理國內與國外相關事務的各關鍵黨政機構的作用，可以說是一個太上機構。這不僅是機構的成立，更重要的是人事與權力的集中，可以說已為十九大的領導人事調整做出了某些部署。第三、法院、檢察院與紀委都將強化其垂直領導，雖然其具體措施尚待進一步公布，但這些改革應視為中共中央欲強化其對各級地方官僚（尤其是各層級各系統一把手）權力的監督，這些措施或將形成地方政府某種程度的權力分立格局，如果這些制度能真正落實，將可能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此次三中的第二個重點，我認為是重新尋找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且中共中央希望這個動力是來自中國國內，其核心機制是「市場化」。具體來說，我認為有以下三個關鍵方面的九項內容：第一個方面是創造中產階級，這包括農村土地產權、城鄉一體化、強化社會保障，其重點是開發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經濟潛能，培養一個更為寬廣的農村中產階級，如此所謂小城鎮化才有可能，所謂內需經濟也才有依託；第二個方面是以市場化為民營經濟創造有利條件，這包括保護民營經濟、基建能源開放競爭、減少審批擴大准入，其核心是市場化、去壟斷化，用各種具體改革措施為民營經濟創造更寬鬆的環境；第三個方面是引進外力與創新衝擊改革，這包括匯率利率市場化、加快自由貿易區、強調生態與創新機制，這也是符合中國在二○一五年必須履行ＷＴＯ服務貿易承諾的背景，有點類似朱鎔基當年以入世衝擊國內改革。這三個方面九項內容環環相扣，重點是為中國在二○○八年世界金融風暴之後，外銷市場不振，國內內需疲乏，國進民退壟斷盛行，地產債務泡沫膨脹，如此一個不利的經濟形勢，重新創造一個健康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動力與環境。
權力是否鞏固是關鍵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高層對中國當前問題之嚴峻有著清醒的認識，也算拿出了辦法，尤其意識到鞏固自身權力是一切改革的前提。但往往中國的問題也出在權力格局這個罩門，習近平等中共高層能否順利地開展這幅巨大而艱難的改革藍圖，還有待於未來幾年其權力格局能否如其所願地得到鞏固！
2016年的總統要當雍正或咸豐
＊張榮豐／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馬政府五年多來用「文宣治國」的風格，看來是不可能改變了。準此，我們可以推測二○一六年的總統，立即面對的挑戰如下：
國防弱化的挑戰—募兵制無法落實、軍人退撫基金瀕臨破產。
馬政府繼陳總統將役期縮短為一年之後，預計在二○一六年推動全募兵制。這不只造成國防預算中人事維持費大增，更核心的問題是部隊根本就招募不到足額的士兵。如以一九九六年以來平均嬰兒出生數（約二十七萬）的一半（十三．五萬），乘以募兵制役期四年，則未來男性兵源約五十四萬左右。若要維持一支二十萬左右的部隊，則每三位二十至二十四歲男性，就有一位被招募到部隊，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何況隨著少子化更形嚴重，未來兵源還會逐年下降。國防的另一個問題是，軍人退撫基金這兩年內如不改革，即將在二○一九年破產。
二○一六年總統，面臨的第二個挑戰是國庫空虛以及龐大的國債。
馬總統面對全球金融海嘯，在貨幣政策採取低利率的寬鬆策略；在財政政策則一方面大幅調降遺產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另一方面則大肆舉債從事公共投資。此舉不但未能帶動經濟成長以及促進企業投資，還帶來房地產泡沫化及浮濫的公共建設。
更嚴重的是使台灣租稅負擔率，降至十一至十二％左右；這與ＯＥＣＤ國家平均數（二十八％）相比，連一半都不到。賦稅依存度（稅收佔歲出比率）也由二○○八年的七十三％，降至目前的五十七％左右。這代表台灣年稅收僅足以讓政府運作七個月左右，其餘的日子就得靠舉債過日子。
讓我們再看看存量部份—中央政府未償債餘額。依行政院公布，二○一三年度中央政府未償債餘額為五兆二六九一億元，占前三年度平均ＧＮＰ的三十七．一％，距四十％舉債上限不遠。
以上是行政院的計算方式，如依監察院審計部指出：早在二○一一年度，我們的未償債餘額，若加計未滿一年債務餘額，並計入普通及非營業特種基金的自償性債務，債務餘額總計將達五兆七六九四億元，占前三年度平均ＧＮＰ的四十三．四一％，早已超過四十％的舉債上限，更比同年香港的三十三．八六％、韓國的三十四．一四％高出許多。
若依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我國公債法對政府未償債餘額的定義，並未接軌國際標準，因為：一、沒計算未滿一年國庫券及短期借款，也未計入自償性債務。二、政府還另以立法方式，將擴大公共建設等特別預算，甚至一些追加預算，排除在舉債上限之外。
這些未被行政院列入的債務總額高達一兆七八二二億元，若再加計退休年金等潛藏性債務，那麼未償債餘額將達前三年平均ＧＮＰ的一一六％。
二○一六年的總統，面臨的第三個挑戰是教育、科研脫離社會、產業實際需求更加嚴重，而使國家喪失競爭力。
從人口結構變遷來看，二○一五年台灣勞動人口比重達七十四．四％高峰後，開始逐年下降（意即人口紅利遞減）。二○一七年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比重超過十四％，正式進入老年社會。其在經濟上意義，代表台灣將進入一個：一、經濟結構性減速。二、財政、年金、健保…等收入下降。三、養老、老年照護、健保和其他老人社福支出遞增的年代。面對這樣一個經濟結構性減速、財政惡化的台灣，唯有靠技術創新、透過教育提高人口素質，才可以維持經濟成長動能。
但問題是：
一、台灣教改在有錢有勢的家長團體影響下，入學不再以學生能力為衡量標準，反而以家長社、經實力為考量；而馬政府推動的十二年國教以及廢除大學指考，將使情況更形嚴重。這一方面阻斷寒門子弟「階級翻身」之路，另一方面也讓一些能力不足的權貴富豪子弟，憑藉形式化的學歷側身高階人力市場。再加上職業教育體系崩壞，未來台灣勞動素質勢必江河日下。
二、在技術創新方面，台灣學界多年來獨尊ＳＣＩ、ＳＳＣＩ期刊，作為升遷、分配研究資源的標準，以及研究資源掌握在少數「學閥」手中，早已脫離台灣社會、產業的需求。
三、李總統時代在吳京主導下，「廣設大學，輕視職教」的教改，使目前勞動供給呈倒三角形狀態，而社會、產業需求卻是正三角形。這不但造成目前白領階級供過於求，更是大學畢業生薪水，一直在二十二Ｋ附近掙扎，以及高階人才不得不遠走他鄉的主因。另一方面則是藍領階級供不應求，以致每年需進口四、五十萬外勞。而這一「廣設大學」的政策，在「少子化」衝擊下，到二○一六年時也將造成大量私校倒閉的現象。
最後，以上這些問題都將在二○一五至二○一七年更加惡化，而嚴重傷害台灣的國家競爭力。
二○一六年的總統，面臨的第四個挑戰是如何應付中共「和平併吞」的攻勢。
二○○八年以來在馬政府以「和平」名義，建立本質為「依附」的大陸政政策，「一中」、「反台獨」成為國、共兩黨共識。在此基礎下，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報告，已將兩岸「政治談判」、「簽署和平協議」正式列入日程，推測在二○一四年一月底（農曆春節前），就可能透過習近平提出「政治談判」的「基本原則」（事實上是其片面設定的談判議題）。並發動對台統戰攻勢，透過台灣學者、智庫、政客、商界人士，利用「論壇」、飲宴、參訪…等活動宣傳其「基本原則」，並要求馬政府接受這些中共片面設定的「政治談判」議題。更會進一步在二○一五年六月開始的總統大選期間，發動其同路人施壓各黨候選人，接受其「政治談判」的「基本原則」。所以二○一六年的總統，從競選開始到其任期結束，都將面對中共名為「政治談判」，實則「和平併吞」的各種攻勢。
二○一六年的總統，面臨的第五個挑戰是，外交路線的抉擇。
清乾隆進士黃河清曾撰對聯云：「籠雞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二○○八年以來馬政府的「外交休兵」本質上屬「籠雞外交」，表面是建立在北京的「善意」上，但實際是用一中、反獨交換而來。
二○一六年之後的總統，如果北京的「善意」漲價了，例如外加放棄對美軍購、展開政治談判…等，那麼外交是要繼續當北京的「籠雞」或選擇「野鶴」呢？在當前政治環境、國會生態下，更改外交路線勢必要付出龐大的政治代價。
二○一六年的總統，面臨的第六個也是最重要的挑戰，是如何重振台灣經濟，讓人民重拾信心，尤其是讓年輕人對未來重燃希望。
這必須：
一、評估未來的形勢，諸如：
（一）二○一四至二○一五年東亞重要的區域經濟整合（如中、日、韓的ＦＴＡ）。
（二）歐美貨幣寬鬆機制退場。
（三）中國新一輪經改的進展、二○一五年提出的十三五規劃重點…等。
二、盤點台灣的優勢、劣勢，諸如：房地產的泡沫、台灣接單—中國生產造成ＧＤＰ算台灣，就業在中國的產業鏈…等。
三、提出國家願景。
四、用逆序邏輯發展出可行的策略。
以上這些工作都需要透過扎實的調研，而不能重蹈馬政府覆轍，用一些脫離台灣社會、不作調研、崇尚空談的學者來制定經濟發展策略。
希望有意問鼎大位的政治人物，能針對上述挑戰嚴肅思考對策。因為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就職，這些問題就立即端到總統辦公桌上，而人民是無法再等待了！至少現在就必須開始思考。
如選擇當雍正—撥亂反正，保住台灣元氣—就要有只幹一任的決心，然後不惜得罪一群人進行改革，諸如：
一、恢復徵兵，得罪年輕人。
二、加稅，得罪中產階級、有錢人。
三、改革或廢除十二年國教，得罪有錢有勢的家長團體。
四，改革科研體制，得罪學閥、教授。
五、拒絕接受中共的「和平併吞」，得罪中共當局、台商。
六、拒絕中共勒索，調整「籠雞外交」，就要有和五至六個邦交國斷交的心理準備。
反之如果選擇當咸豐—因循苟且，那麼在其任內台灣可能就被中國併吞，或者透過政治談判進入類似九七之前的香港過渡期。
有意問鼎二○一六總統大位諸君，請問你（妳）要選擇當雍正或是咸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