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陰陽師》的佈局與開展方式，可以察覺整部作品企圖進軍國際市場的可能。從整體的凝視焦點，挪用著日本的符碼，諸如：平安時代的背景、考究的服裝扮相、豪華盛大的佈景與日本風味的格局，甚且是選角部分，野村萬齋（安倍晴明）、夏川結衣（祐姬）、小泉今日子（青音）等，帶著大和民族慣有的神情特質，皆可以強烈的感受到，這種國族閱讀強勢的再現，通過精細的考據處處清晰的呈現平安時代的整體風貌。
跳開此一閱讀風味，我們更可以發現腳本家一開始詳細陳述在日本所稱何謂「陰陽師」，以相當簡單的常識邏輯，不僅僅是讓日本新生代的觀眾得以理解，而是當進入國際電影市場之際，如何成為雅俗共賞的觀賞角度。誠然，所謂「陰陽師」植入中國的解釋底便是俗稱的「巫覡」，便是擁有天文、曆法陰陽五行成分的溝通人與靈界的類似靈媒性質的存在者。不管是日本也好，中國也罷，巫覡本就是在宮廷中掌握知識的主要人物。這些人能夠占卜、算卦、觀天象、知災異，正是由於巫覡本身擁有既定的知識足以判定一般平民百姓所無法理解的事物，也正是強化人類對鬼神的敬畏，所產生的集體意識下，成為具備能力操縱人心的能力。當然，《陰陽師》所要強調的是正由於「陰陽師」的身分與地位不同於一般平凡人，腳本家利用奇幻玄妙的象徵意義來彰顯作為一位陰陽師所存在的能量是無以倫比的。不管是樹葉殺蝶、破解迷咒、解讀人心等腳本家使用多方的象徵意義讓觀眾足以瞭解「陰陽師」的幻術與玄妙的能力。
自然作為戲劇的電影呈現，腳本家使用原著《陰陽師》（作者夢枕貘）片段故事，以一連續的富含情感支線的故事為主要敘述內容，將文字化的《陰陽師》主述的安倍晴明加以具象化，賦予豐富的文化意義與神話奇幻意義，安倍晴明活靈活現的躍入銀幕，野村萬齋充分展現安倍晴明頑童似的略帶點悲憫情懷特質，幾乎是安倍晴明的代言者一般。
如果從這個角度進行解讀《陰陽師》電影作品，無法令一齣悲喜情愛與拯救都城的通俗戲碼，讓人多有其他的聯想與析論。說穿了，《陰陽師》電影放眼國際市場，所強調深度作品來理解，實在是談不上，況且過於浩大的場景與傳統服飾，已經足以撩亂讀者的視覺秩序，無法深化作品本身的基本屬性，而安倍晴明、源博雅（伊藤英明）過於搶眼的脫俗俊美的質性，將觀眾的目光焦點全然帶離主題，難以呈現腳本主要的精神所在。
然而，不得不承認作為電影閱讀者，十分容易跌入《陰陽師》所塑造的玄妙奇幻的異想世界，以及平安時代的炫麗繁華的勝景。電影原創者的精神若果僅僅只為了呈現這兩部分，那麼其實通俗意味的作品，不過是由於《哈利波特》的奇幻熱潮中僅僅作為一陪襯產物而已。那麼《陰陽師》那獨具日本風格的意義將隨著奇幻熱潮的消失，而逐漸泯滅於眾多通俗電影中。
就以上意義來談論《陰陽師》這部作品，似乎安倍晴明實在不值一提的奇幻人物罷了。如果我們深入作品肌理，重新剖析腳本內容，由於原著夢枕貘也參與腳本家創作，相當忠於原著的將「咒」此一基本屬性明瞭的展現，對於人心因著愛、恨、貪、嗔、癡所造成的心態扭曲，以「名」藉由「咒」的力量，散發強大的殺傷力，甚至足以毀滅整個都城的能量，不難理解大和民族是如何重視「人心」難以捉摸不定的生命特質，同時對應了安倍晴明所陳述的：「人心是讓可以成佛成鬼的」一套思考邏輯。其中也可以看到安倍晴明的道家逍遙的精神，所謂「名」看似重但且輕的意味，一次與源博雅對話裏，「名稱正是束縛事物本質的一種東西」、「如果沒有名字，不代表物質消失，而是名稱的消失而已」……，便可瞭解腳本家為安倍晴明注入了道家物（名）我兩忘的性格特質。由此安倍晴明對於大和民族而言，不僅是一位奇幻的人物，而是為人生難題解套的象徵人物。
再進一步的說，《陰陽師》作品最令人感慨萬千的大抵是淡淡的哀愁，作品清楚的陳明作為平安時代的女性是毫無自主地位的，如果無法生養兒子，即便是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祐姬，最終仍須承受棄離的結局。從女性意識的角度，切入作品的脈絡，劇情起始安倍晴明被綾子妃召見，詢問是否君王寵愛已不再一事，隱隱然已浮動於作品裏女性的命運與結果。《陰陽師》電影裏，女性不過作為政治操弄的工具，左右大臣因著自身利益，期待能由自己擁戴的妃子博得君王寵召，足以榮華一生。女性成為工具性意義的同時，青音只為顧守早良親王（萩原聖人）叛變的陵墓，被迫吃下人魚肉，成為不老不死之軀；而祐姬因著敦平親王的出生，失去寵愛後，滿腔的憤怒與嫉妒，往往是元方大臣因之失勢後所灌注強化的思維邏輯，造成扭曲的心態。女性所喪失的不僅僅是身體的自由，連情感意志的自由也隨著禁錮的深宮內苑，也消失無蹤。即使再如何的彼此兩情相悅，源博雅與祐姬那月下吹笛的短暫戀情，也因著「咒」在心房的作祟下，造成無法挽回的殺害與自我毀滅。
如此淡淡的哀愁蔓延著整部作品，更耐人尋味的是，儘管最後對決的是安倍晴明與道尊，而真正解救平安城的，該是青音的勸說，真正具備強大怨毒破壞能量是早良親王，從莫須有的擊殺沈冤一百五十年，所醞藉怨咒的能力是無法以一時半刻來化解這沈痾已久的仇恨。當青音以言說勸解化解早良親王長期積累的怨恨時，正是符合了大和民族的共同情感精神：「愛足以救贖一切」。誠然，說服力實在是貧弱，但騰挪這樣的情感想像亦未嘗不可。因此，腳本家將女性放在一個極端弔詭的存在狀態，既是如此的無法左右掙脫命運的擺佈，卻又承擔著救贖的情感思維方式。我們更能再有另一番光景的想像，或許這種矛盾情結，或者正是大和民族情感安頓的模式正需要以此來支撐其存有與意義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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